
在學校操場玩耍的孩子們(圖片來源:Tim Graham/Getty Images)
看到了一則地獄新聞:雲南曲靖的李女士向媒體報料稱,3月30日下午,她的丈夫接到孩子班主任電話,稱孩子在學校被同學毆打,需要家長到學校調解。李女士的兒子今年15歲,即將中考,這學期一開始就被其他同學索要零食,之後被索要錢財,3月30日下午被同學毆打。父親知道孩子被欺凌的經過後情緒激動,調解沒幾分鐘就不幸猝死。
據李女士聲稱,丈夫出事後,學校工作人員提供了AED(自動體外除顫儀),但在場無人會使用,連120急救電話都是李女士自己打的。撥打急救電話後,急救人員通過電話教她心肺復甦,並在幾分鐘後趕到現場,但丈夫已經離世。
學校經過調解後,始終堅持自己沒有責任,只願意出於人道主義「募捐」4萬塊錢給李女士一家。雙方無法達成協議,李女士的丈夫至今未安葬。
這當然是一樁偶發事件,但在這個新聞裡,有校園霸凌(教育體制的應對失能),有焦慮的中年人猝死(家校關係的失衡),有AED按照國家規定進行配備但沒人會用,結果形同虛設(公共急救與健康素養的普遍缺位),有學校的不願承擔責任。可以說,整個新聞的每個細節都是時代痛點。最可憐的是孩子,原本是校園霸凌的受害者,如今卻親眼見到父親離世。中考還是其次,關鍵是如果沒有心理治療干預,他一生都會在「我害死了父親」的自責、痛苦和創傷記憶中掙扎。
有人看到這種新聞,就會告誡孩子「有事一定要及時告訴家長」,認為這個事件裡的孩子從學期初拖到現在,自己也有問題。道理確實如此,但顯然低估了校園霸凌對孩子的衝擊。如今很多人對校園霸凌的理解還停留在「被欺負了打回去就行」或者「告訴老師和家長」的層面。
但真正的霸凌從來不是單次事件,而是一種權力關係的不對等。施暴者通過持續的壓制,讓受害者形成習得性無助——不敢反抗,不敢告訴家長老師,因為反抗會招來更狠的報復,告訴了可能也沒用,甚至會被說「你怎麼不還手」「你也有問題」。每個跟孩子說「有事要盡快告訴我們」的家長,都應該先想想,自己聽到孩子的傾訴時會給什麼反應,如果張嘴就是「凡事也要在自己身上找問題」,那就不要抱怨孩子報喜不報憂。
在這場悲劇中猝死的父親,有著怎樣的故事呢?死亡當然是意外,但他確實很可能是身邊你我他,一個承受著經濟、教育和家庭壓力的中年男性,對孩子的未來有著巨大期望和焦慮,在那一刻因為孩子被欺凌而無法容忍。
學校真的沒有責任嗎?顯然不是。李女士的兒子從學期初就已經被勒索,並逐步升級至暴力,說明學校管理已然失守。李女士丈夫的死亡,學校更是負有責任,AED作為學校專門配備的急救工具卻無人會使用,意味著工作中的形式主義。在事發後,學校不願承擔責任,口口聲聲都是「出於人道主義」和「募捐」,試圖用四萬元打發死者家屬,實際上是將應承擔的制度性責任降格為金錢捐助,試圖用金錢終結衝突,這種推諉是對李女士一家的再次傷害。尤其是對孩子來說,學校這種公式化處理使得他在本該獲得保護的時間遭遇更大冷漠。
新聞裡關於校園霸凌部分的「調解」二字異常刺眼,當暴力事件發生後,學校的本能反應不是懲戒施暴者、保護受害者,而是「調解」。什麼是調解呢?就是把雙方家長叫到一起和稀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這是長期以來的慣用套路,教育系統如此,其他系統也會這樣,因為處理霸凌的成本太高,得解決問題得上報,調解的本質是「捂蓋子」,結果是學校不用擔責。
事後學校的「募捐」二字同樣如此,不是賠償,不是責任認定後的經濟賠付,而是出於同情,意味著宣稱自身無責。
也就是說,在學校的立場上,霸凌是學生之間的行為,是家庭教育的問題,是對方家長的監護失職。父親猝死是自身疾病導致的,是他情緒管理的問題,跟學校也沒關係。AED沒人會用,那是急救培訓的問題,同樣不是學校的直接責任。
這不是學校的套路,而是社會的普遍組織行為模式:遇事先問「我們的責任邊界在哪」,能推的先推掉,而不是「我們應該做什麼」。
這當然是一樁偶發事件,但它的每一個點恰恰呈現了時代之痛。而這些時代之痛的背後,總有一些固有認知在左右人們的思維——很多人遇到各種社會負面事件,都喜歡說「哪裡都有好有不好」,以此證明事發地沒有那麼差。這句話本身當然是對的,但它是無用的廢話,而且說這句話的人,要捍衛的往往不是「好」,而是「不好」背後的權力。
好與不好是相對的,總有相對更好的地方。更重要的是,越是熱衷說「哪裡都有好有不好」「凡事都要兩面看」的地方,這種毀家滅門的事情發生起來就越容易。因為熱衷說這種話的地方,對權力和罪惡更「包容」,容忍度越高,就越會滑向更糟糕的境地。
来源:那些原本是廢話的常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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