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學校操場玩耍的孩子們（圖片來源：Tim Graham/Getty Images）
看到了一則地獄新聞：雲南曲靖的李女士向媒體報料稱，3月30日下午，她的丈夫接到孩子班主任電話，稱孩子在學校被同學毆打，需要家長到學校調解。李女士的兒子今年15歲，即將中考，這學期一開始就被其他同學索要零食，之後被索要錢財，3月30日下午被同學毆打。父親知道孩子被欺凌的經過後情緒激動，調解沒幾分鐘就不幸猝死。
據李女士聲稱，丈夫出事後，學校工作人員提供了AED（自動體外除顫儀），但在場無人會使用，連120急救電話都是李女士自己打的。撥打急救電話後，急救人員通過電話教她心肺復甦，並在幾分鐘後趕到現場，但丈夫已經離世。
學校經過調解後，始終堅持自己沒有責任，只願意出於人道主義「募捐」4萬塊錢給李女士一家。雙方無法達成協議，李女士的丈夫至今未安葬。
這當然是一樁偶發事件，但在這個新聞裡，有校園霸凌（教育體制的應對失能），有焦慮的中年人猝死（家校關係的失衡），有AED按照國家規定進行配備但沒人會用，結果形同虛設（公共急救與健康素養的普遍缺位），有學校的不願承擔責任。可以說，整個新聞的每個細節都是時代痛點。最可憐的是孩子，原本是校園霸凌的受害者，如今卻親眼見到父親離世。中考還是其次，關鍵是如果沒有心理治療干預，他一生都會在「我害死了父親」的自責、痛苦和創傷記憶中掙扎。
有人看到這種新聞，就會告誡孩子「有事一定要及時告訴家長」，認為這個事件裡的孩子從學期初拖到現在，自己也有問題。道理確實如此，但顯然低估了校園霸凌對孩子的衝擊。如今很多人對校園霸凌的理解還停留在「被欺負了打回去就行」或者「告訴老師和家長」的層面。
但真正的霸凌從來不是單次事件，而是一種權力關係的不對等。施暴者通過持續的壓制，讓受害者形成習得性無助——不敢反抗，不敢告訴家長老師，因為反抗會招來更狠的報復，告訴了可能也沒用，甚至會被說「你怎麼不還手」「你也有問題」。每個跟孩子說「有事要盡快告訴我們」的家長，都應該先想想，自己聽到孩子的傾訴時會給什麼反應，如果張嘴就是「凡事也要在自己身上找問題」，那就不要抱怨孩子報喜不報憂。
在這場悲劇中猝死的父親，有著怎樣的故事呢？死亡當然是意外，但他確實很可能是身邊你我他，一個承受著經濟、教育和家庭壓力的中年男性，對孩子的未來有著巨大期望和焦慮，在那一刻因為孩子被欺凌而無法容忍。
學校真的沒有責任嗎？顯然不是。李女士的兒子從學期初就已經被勒索，並逐步升級至暴力，說明學校管理已然失守。李女士丈夫的死亡，學校更是負有責任，AED作為學校專門配備的急救工具卻無人會使用，意味著工作中的形式主義。在事發後，學校不願承擔責任，口口聲聲都是「出於人道主義」和「募捐」，試圖用四萬元打發死者家屬，實際上是將應承擔的制度性責任降格為金錢捐助，試圖用金錢終結衝突，這種推諉是對李女士一家的再次傷害。尤其是對孩子來說，學校這種公式化處理使得他在本該獲得保護的時間遭遇更大冷漠。
新聞裡關於校園霸凌部分的「調解」二字異常刺眼，當暴力事件發生後，學校的本能反應不是懲戒施暴者、保護受害者，而是「調解」。什麼是調解呢？就是把雙方家長叫到一起和稀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這是長期以來的慣用套路，教育系統如此，其他系統也會這樣，因為處理霸凌的成本太高，得解決問題得上報，調解的本質是「捂蓋子」，結果是學校不用擔責。
事後學校的「募捐」二字同樣如此，不是賠償，不是責任認定後的經濟賠付，而是出於同情，意味著宣稱自身無責。
也就是說，在學校的立場上，霸凌是學生之間的行為，是家庭教育的問題，是對方家長的監護失職。父親猝死是自身疾病導致的，是他情緒管理的問題，跟學校也沒關係。AED沒人會用，那是急救培訓的問題，同樣不是學校的直接責任。
這不是學校的套路，而是社會的普遍組織行為模式：遇事先問「我們的責任邊界在哪」，能推的先推掉，而不是「我們應該做什麼」。
這當然是一樁偶發事件，但它的每一個點恰恰呈現了時代之痛。而這些時代之痛的背後，總有一些固有認知在左右人們的思維——很多人遇到各種社會負面事件，都喜歡說「哪裡都有好有不好」，以此證明事發地沒有那麼差。這句話本身當然是對的，但它是無用的廢話，而且說這句話的人，要捍衛的往往不是「好」，而是「不好」背後的權力。
好與不好是相對的，總有相對更好的地方。更重要的是，越是熱衷說「哪裡都有好有不好」「凡事都要兩面看」的地方，這種毀家滅門的事情發生起來就越容易。因為熱衷說這種話的地方，對權力和罪惡更「包容」，容忍度越高，就越會滑向更糟糕的境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