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1月13日：在韓國首爾，學生們在考場等待一年一度的高考開始。（圖片來源：Kim Hong-Ji - Pool/Getty Images ）
【看中國2026年4月22日訊】韓國孩子過著怎樣的生活？金敬哲在《坐困窮途：「無限競爭社會」的苦惱》中舉了小賢俊的例子：
「在數學和英語補習班遊走的小賢俊的書包也非常重，書包裡除了數學教材之外，還有託福閱讀、託福語法以及託福單詞書等相關教材3本，還有1本《哈利．波特》的英文原著。賢俊上的英語補習班不僅每天要學習3個小時的託福以及TEPS（首爾大學主辦的英語能力考試），還要閱讀原著小說和散文後發表感想，並且討論內容。英語補習班下課後，小賢俊會與在附近等候的敏珠會合，用20分鐘的時間簡單吃完晚飯後，就朝著數學補習班飛奔而去。數學課也要持續3個小時，使用的是初三的教材。也就是說，小學五年級學生要上初三的課程。」
韓國成年人又過著怎樣的生活呢？《坐困窮途》中這樣寫道：
「韓國男性的人生有一句流行語叫‘起—承—轉—雞’。無論是高中畢業還是名牌大學畢業，工作單位是中小企業還是三星電子，人生的終點站就是炸雞店。……從2014年到2018年的4年間，韓國每年平均約有6800家炸雞店開業，有8600多家炸雞店關門。這就是典型的‘炸雞遊戲’。」
繁重的課外補習、小學生學中學課程的過度超前學習，很容易讓人想到高度內卷的中國孩子，而困在炸雞店的韓國男性，也很容易讓人想到在學歷貶值之下那些送外賣的中國年輕人。
《坐困窮途》展示了韓國的「內卷」圖景。其中的很多描述，包括教育、就業和心理狀態等，都令人似曾相識或正在經歷。還有一些觸目驚心的細節，有未滿五歲的孩子被父母送去做口腔手術，在舌下開刀將之切開，以求舌頭變得更長更柔軟，利於英語發音。
此前幾十年，東亞國家相繼迎來驚人的經濟增長，韓國就以「壓縮式發展」創造「漢江奇蹟」。但這種增長並非沒有上限，而且過度透支勞動生產率和壓縮勞動成本的手段，使得功利主義和優績主義的荷爾蒙已經侵入東亞社會的骨髓，滲透於人們的每個毛細血管。
具體到韓國，它的經濟增長存在先天不足。炸雞店成為「人生終點」，暴露的其實是韓國經濟的結構性問題。以書中描述的2018年為例，當時經合組織成員國中，人均GDP已經超過3萬美元的韓國，個體工商戶比重居然僅次於希臘、土耳其、墨西哥和智利。這是因為韓國在高速發展期間，將有限的資金和資源以效率優先方式進行分配。財閥獲得豐厚的資金和資源，創造了以財閥壟斷市場的「韓國體系」，財富集中於少數人手裡。這一體系反過來又作用於韓國社會，導致勞動時長靈活度較低，再就業相對困難，社會保障制度也不夠完善。
這些缺陷必然造成高度內卷的社會狀態，「韓國只用了30年的生物學時間，完成了300年的敘事時間，以這樣可怕的速度模仿歐洲進程，我們已經沒有辦法再重新審視自己。」這種壓縮式發展帶來的階層固化和教育內卷，製造了越來越多的荒誕。
韓國年輕人將自己的國家稱為「地獄朝鮮」。之所以不使用「韓國」而是「朝鮮」，是因為他們認為現在的韓國就像當年的李氏王朝一樣一眼，仍然處於前現代社會。
陷身「地獄朝鮮」的韓國年輕人們創造了許多新理論，其中最值得留意的是「湯匙階級論」。書中寫道，根據「湯匙階級論」，韓國表面上沒有身份差別，階層間移動自由，但實際上是根據出生環境決定階級的前近代社會。這個概念來源於「叼著銀湯匙出生」（Born with asilver spoon in one’s mouth）的英語慣用語。也就是說，比起個人的努力和才能，階級（經濟地位）更取決於父母的財力。
在「湯匙階級論」中，富裕階層的子女被稱為「金湯匙」，中產階層被稱為「銀湯匙」，平民階層被稱為「銅湯匙」，最下層被稱為「土湯匙」。從各方面的條件來看，「金湯匙」是資產在20億韓元以上或年收入在2億韓元以上的家庭出生的子女。「銀湯匙」是資產10億韓元或年收入8000萬韓元以上，「銅湯匙」是資產5億韓元或年收入5500萬韓元以上，以下都是「土湯匙」。
「湯匙階級論」可以說深入人心，韓國的民眾調查顯示，2013年有75.2％的韓國人認為「不管付出多少，不管如何努力，靠自己實現階層上升的可能性是很低的」，2015年，持這種想法的韓國人上升到了81％，2017年又上升到83.4％，直到現在這一比例還在逐年上升。
前總統朴槿惠被彈劾與審判，原動力就來自於「土湯匙階級」對貧富差距和階層固化的不滿。朴槿惠親信崔順實的女兒鄭宥拉因為依靠背景和關係的不正當入學，引發韓國社會的憤怒，尤其是鄭宥拉在社交媒體上的「要埋怨你們的父母沒有能力」等言論，終於此生了2016年10月在韓國各地開始的燭光集會。「土湯匙」們激烈譴責依靠父母財力與權力決定人生的社會，最終將總統朴槿惠趕下臺。
不過，在階層固化已經根深蒂固的韓國社會，將一位總統趕下臺並不意味著社會形態的轉變。對於韓國人來說，抗爭不是全部，甚至只能算是插曲，「內卷」才是永恆的。即使是「金湯匙」「銀湯匙」也不例外。
《坐困窮途》中描繪了大峙洞的「補習班一條街」。這些課外補習班在上世紀90年代開始流行，集中於富人聚居的江南地帶，繼而「成行成市」。
對於韓國中產以上階層來說，儘管自家孩子「贏在起跑線上」，但他們也始終處於恐懼中，擔心後代無法維繫現有階層地位。在階層上升空間和好的就業機會有限的情況下，唯有將子女培養成「精英」，踩在大多數同齡人的肩膀上，才能維繫「體面」。
於是，熟悉的場景又出現了：為了讓孩子在大峙洞上補習班，或是在教育水平最高的江南區讀高中，韓國媽媽們會以幾億韓元（一億韓元約50萬元人民幣）的巨額定金租「老破小」房子，甚至會不顧坐牢風險偽造戶口。連許多高級公務員都鋌而走險，前總統李明博就曾為了子女教育數次偽造戶口，釀成醜聞。明星級別的補習班老師，年收入可以輕鬆過百億韓元（約5000萬人民幣）。韓國高考同樣牽動人心，無數家長穿著有寓意的服裝、手持有寓意的物品，等在考場門口。
更令人熟悉的是教育體制的種種「改革」。韓國為了改善內卷，推動綜合素質培養，結果反而導致孩子們在學業壓力未減的同時，又增加了體育、音樂和美術等培訓班的壓力。韓國政府對培訓機構嚴格管理，要求晚上十點必須關門，孩子們則在各種公寓甚至校車裡偷偷上課，跟管理者打起了游擊。
但讀好的高中、考上大學，並不意味著結束。韓國年輕人面臨著大學畢業也很難找到理想工作的局面，想去大企業，只能依靠海外名校或韓國三大高校的背景。但三大高校又優先錄取本地生源，比如首爾大學90%以上的學生都來自首爾。換言之，大多數非大城市的孩子，從出生就已經輸了。於是，他們只能瘋狂考公。
作為東亞國家，韓國受儒家影響很深，官本位思想可算是根深蒂固，考公本就有深厚基因，現實的衝擊則讓這一基因更為根深蒂固。
韓國有許多「考試院」，也就是考公者的集體宿舍，房間寬度還不到一個成年人的臂展，洗漱和廚房等只能公用，環境十分逼仄壓抑。有些人在這種環境裡一住就是好幾年，脫產備考公務員。韓國人有「四當五落」的說法，認為每天只睡四個小時才可能考上，睡五個小時肯定落榜。考三次才能考上，已經是「人中之龍」，考五次甚至七次結果依然落榜的大有人在。《坐困窮途》中提到，有調查顯示，70%的公試生表現出抑鬱和自殺傾向。與此同時，韓國在經合組織成員國中擁有最高的青年自殺率。
不考公，出路就更為狹窄。書中提到了韓國大學就業領域的八大標準，包括出身學校、大學成績、海外語言研修經歷、托業成績、是否參加過大企業舉辦的公開招聘活動、資格證、實習經歷以及志願者活動。這種嚴格的量化標準，並不意味著滿足數據就能求職成功，比如書中提到的崔申，他的大學績點達到3.8分，在美國完成1年語言進修，在德國參加志願者活動，在知名網際網路企業實習3個月，但求職百次照樣無果。
金敬哲提出了「宜家世代」概念，將這些達到各種量化標準卻找不到工作的年輕人比作宜家這一品牌，指宜家產品有著高性價比，很適合短期使用，這些年輕人也一樣，只不過是企業用完即棄的高性價比消耗品。
迫於壓力，越來越多的韓國年輕人自嘲為「N拋世代」。這個概念是2011年提出的「三拋世代」的升級版。「三拋世代」指面對高房價、高物價、就業難和低工資等社會問題，一部分韓國年輕人不得不拋棄人生三件大事：戀愛、結婚和生子。如今，年輕一代拋棄的已經不止是這三件事，而是N件事。
在韓國社會，並非只有年輕人處於艱難中。它幾乎是代際層面的無差別淪陷，年輕人眼中的「既得利益者」，同樣身處困境。或者說，高度內卷的韓國社會，只有少數「頂層」是既得利益者。
書中寫道，「由於子女教育費用高漲和經濟結構調整，中年人一方面要面臨隨時破產的風險，另一方面退休時間不斷延後。」即使是那些有著體面工作的中年人，也隨時面臨解雇危機。為了讓自己看起來年輕一些，避免成為被炒對象，不少韓國中年男性甚至潛心學習護膚和化妝，或是花高價做醫美。許多中年人在五十歲左右的當口只能繼續努力考證，試圖再就業。炸雞店的飛速增加，背後就是大量「被淘汰」的中年人無奈之下的自救。
老人的境遇同樣有著中國人熟悉的一面。數字智能化讓韓國老人舉步維艱，與社會脫節嚴重。如公共交通、銀行服務和日常支付等需要手機操作的場景，都是韓國老人舉步維艱的重災區。而且許多老人依然在工作，爭搶為數不多的工作機會，如保安和送貨等，如果這些工作都找不到，那就選擇拾荒。
書中提到，早在2017年，韓國人真實的平均退休年齡就已近73歲，在老齡化不斷嚴重的狀態下，這個數據如今只會更高。但即使堅持工作，韓國仍然是經合組織中老年人貧困率最高的國家，本世紀第一個十年裡已經接近半數。
《坐困窮途》將未成年人、年輕人、中年人和老人四個群體全部納入敘事，將無休止的補習班、瘋狂考公、中年失業、晚景淒涼的現狀悉數鋪陳開來。但作者最想揭示的並非結果，而是過程——無數人為了生存放棄夢想與尊嚴，甘心服從於社會規訓，在瘋狂內卷和無限競爭中耗盡所有心力，但大多數人的結局卻是雞飛蛋打。
不過《坐困窮途》的作者金敬哲將這一切歸因於韓國扭曲的新自由主義政策，認為「內卷」因此而起，仍有片面之處。
東亞社會有著極大的特殊性。儒家文化原本對代際傳承相當重視，但從日本到韓國，卻相繼成為世界上出生率最低的國家。高度內卷的社會形態，不但在西方世界沒有相似例子，連人口同樣密集、生存資料更為有限的南亞都沒有如此嚴重。
2021年，韓國總和生育率只有0.81，同比減少3.4%，創開始相關統計以來的新低。在經合組織38個成員國中，韓國的總和生育率排名倒數第一，是唯一低於1的國家。到了2023年，韓國新生兒人數跌破23萬，總和生育率（女性一生中預計生育的孩子數量）降至0.72，雙雙創下有相關記錄以來的新低。0.72的總和生育率意味著每一百名女性一生只會生72個嬰兒。一般來說，由於嬰兒夭折及患病等原因，發達國家的總和生育率至少要達到2.1，才能實現正常的世代更替。
對於生育率的持續走低，各種解釋歸根到底都指向一個字——累。這種累也不僅僅體現於教育和社會競爭層面，還體現在人際關係層面。西方人的家庭關係相對比較疏離，但這種疏離不是淡漠，而是建立在獨立的基礎上。大多數孩子成年後就離開家，與父母分開住，在成長過程中，兩代人的相處一般都是朋友模式而非尊卑模式。所以，儘管看起來疏離，但相處反而會比較融洽。
而在東亞社會，家庭關係的連接非常緊密，父輩會將自己認可的家庭價值觀全數傳遞到子女身上，不容任何質疑，這也造成了各種干涉、誤會和不理解。也正是因為「我是為你好」這種發自內心、卻忽視對方需求與內心的思維方式，很容易讓東亞家庭陷入一種「我愛他，但我不理解他」的狀態。這種狀態在嚴苛的社會機制之下，會迸發出更具破壞性的力量。
從文化層面來說，「結婚生子」是東亞家庭的最重要目標，也是根深蒂固的思維，但它確實讓許多人失去了自己的人生。數據顯示，2010年到2015年，東亞三國結婚女性從結婚到生育第一個孩子的間隔時長數據都非常短，中國的中位數數據是婚後第11個月孩子就已出生，韓國的數據是15個月，日本是18個月。也就是說，東亞三國幾乎沒有真正的「二人世界」。也正因此，許多人在結婚這道關口前便已經選擇停下。之前日本有數據顯示，目前日本20-30歲左右的男性中，有70%沒有配偶或者戀人，而有40%的男性甚至沒有約會經驗。此外，有超過1000萬的日本女性選擇保持單身，「不戀愛、不結婚」成為熱門理念。相比之下，韓國更為徹底，直接誕生了「N拋世代」。
無論是從小的內卷學習、大學畢業後的被量化和瘋狂考公，還是東亞傳統敘事裡的結婚生子、成家立業式的標準化人生，乃至中老年人的繼續無奈奔忙，本質上都說明人不再是人的本身，而是一種社會工具。
在這種工具化傾向中，個體的思想、夢想和個性被瘋狂閹割，每個人被規定了不可逾越的人生道路。整個社會缺少包容性與同理心，只遵循單一價值——簡單來說就是名與利構成的價值觀。人生的所有經歷都淪為逐步工具化的手段，比如學習不是為了認知世界與自我，而是獲得成為工具的分數，結婚也未必因為愛情，而是為了傳宗接代的任務，出國旅行不是開闊視野增廣見聞，而是為了豐富自己的求職簡歷……韓國人的「坐困窮途」，是東亞文化傳統與經濟結構缺陷合力造就的慘痛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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