谗言就像毒药，让人迷失心智。此时宋真宗再看寇凖，不好处自是不好处，好处也成了不好处。（图片来源：作者提供）
景德元年宋辽休兵议和，达成澶渊之盟，这件事情，无论当时或后世，都被认为是大功一件，寇凖做为第一功臣，宋真宗对他敬重有加。然而，正所谓“功成名遂身退”，这本是一种谦退之风，处世之道，中国人在这方面是颇有心得的。只不过，这个道理于寇凖而言，似乎就有些难以领会了。寇凖本就个性鲜明，行事高调，现在自觉有功，更加率性而为，这就犯了大忌。
我们从这期间的史料中看到这样的记载：
准在相位，用人不以次，同列颇不悦。它日，又除官，同列因吏持例簿以进。准曰：“宰相所以进贤退不肖也，若用例，一吏职尔。”
可见，寇凖在相位时，与同僚相处的并不愉快。原因是在人事方面，他常常打破制度，所谓“用人不以次”，并且不通商量，当同列大臣让人拿来“例簿”给他看，他直言按例簿选人，是小吏之事，非宰相之职，这样不屑一顾的态度，惹得“同列不悦”。所以，想做事，不容易，想做好事，更不容易，要有公心，还要讲方法。
说起来，寇凖是宰相，选贤用能是宰相的本职，在这方面，寇凖可谓求贤若渴。譬如后来仁宗朝名臣王曾，当年就是由杨亿向寇凖推荐的。寇凖听说王曾很有才能，马上就“特召试”于政事堂。不过，寇凖也会有看走眼的时候，比如寇凖就错看了丁谓。丁谓，时人称其为“五鬼”之一，后人视之为奸邪之类，此人后来以怨报德，把寇凖一贬再贬，害得很惨。而寇凖不看好的人中，也确有贤人，比如后来被称为“词人宰相”、“太平宰相”的晏殊。晏殊遇到寇凖的时候只有十四岁，与另一位十二岁的神童被朝廷特召试，由皇帝亲自面试，当时，宋真宗看好了晏殊，寇凖却想拦他一头，仅因晏殊是南方人，而另一位神童是大名府人，寇凖认为北方人更靠谱儿一些。好在宋真宗态度坚决，最后还是赐晏殊进士出身。
总之，寇凖做事风格为同僚所不喜，加之难免出错招至批评，于是，真正的奸邪之人就有了可乘之机，此人正是参知政事王钦若。
王钦若与寇准的“梁子”是在澶渊之役时结下的。当时寇准力主御驾亲征，王钦若首倡南迁避祸。寇凖曾放话谁主避祸，要斩其头以祭旗，之后又将王钦若支到天雄军，成了抵挡辽兵的守门员，于是王钦若一口恶气赌在胸中。现在宋辽休兵议和，王钦若也回到朝中，其实宋真宗对他并未另眼相看，依旧信任有加，但他总觉得灰头土脸，一见寇凖荣宠无限就妒火中烧，于是伺机对寇准极尽诋毁，史书中记载了他的这番“高论”：一日会朝，准先退，上目送准，钦若因进曰：“陛下敬畏寇准，为其有社稷功耶？”上曰：“然。”钦若曰：“臣不意陛下出此言，澶渊之役，陛下不以为耻，而谓准有社稷功，何也？”上愕然曰：“何故？”钦若曰：“城下之盟，虽春秋时小国犹耻之，今以万乘之贵而为澶渊之举，是盟于城下也，其何耻如之！”上愀然不能答。
王钦若所谓城下之盟，说的是春秋之世，楚国攻打绞国，弱小的绞国在毫无胜算的情况下被迫与楚定盟，是为城下之盟，而澶渊之役显然不属于这种情况。当时，宋辽列阵于澶州，宋军占据优势，辽军已是强弩之末，又因为深入宋境，如被切断后路，就会陷入绝境，加之杨延昭等宋军将领又深入辽境以为牵制，所以澶州城下的辽人已无心再战。大概在王钦若之前，没有人会把澶渊之盟与城下之盟相联系，但如此拙劣的诋毁竟然令宋真宗脑洞大开，于是“愀然不能答”。而王钦若见状，再进一言，把寇凖比为赌徒，把宋真宗比为寇凖的赌注，将寇凖力主亲征，比作赌徒倾其所有在此一博，孤注一掷。这番话深深刺痛了宋真宗 ——他一直信任有加的肱股之臣，大忠之臣，原来只是拿自己当赌注而已！？有时候，人就是这么奇怪，一念之差就会偏听偏信！澶渊之役时，宋真宗听寇凖而登北城，宋辽休兵后，却听钦若而远寇凖，实在令人惋惜。正如明代学者张时泰所感慨的“若准者，可亲而不可疎者也，至于钦若，其可疎而不可亲者欤，不有君子，其何能国，识者重为真宗惜焉！”
谗言就像毒药，让人迷失心智。此时宋真宗再看寇凖，不好处自是不好处，好处也成了不好处。譬如寇凖在用人方面，虽然有些独断专行，但确是一心为国，并无私心。但在宋真宗的眼里却是另一种成像，正如他对王旦所说，寇凖是“多许人官，以为己恩”、“以国家爵赏过求虚誉，无大臣体”。
于是，景德三年的二月，寇凖被罢免了宰相之职，出知陕州。于寇凖而言，这不只是一次外放，亦是一次命运的转折——从他人生的高光时刻中走了出来，走向不确定的未来。
不过，在接下来的三年，在陕州的日子里，寇凖并没有消沉，史书上说“寇准在陕州，终日宴游”，即是宴游，那就不会是独游，得是“我有嘉宾，鼓瑟吹笙”。我们从史料中看到，在陕州这段时间，有一个很特别的人成了寇凖的座上客，此人正是陕州处士魏野。
所谓处士，是说有才德而隐居不仕的人。史载魏野淡泊名利，不愿出仕做官。宋真宗曾听闻他的贤名，征召他入朝，结果他居然“闭户逾垣而遁”。就是这样一个“天子呼来不上殿”的人，却成了寇凖的座上客。当然，寇凖与魏野的交往，并不只在游山玩水，吃吃喝喝，他们经常诗歌互答，彼此唱和，可谓诗友加知音。且两人诗歌又风味相仿，所以后世学者在讨论宋代诗词流派的时候，常常把寇凖和魏野归为一类，谓之晚唐派。千载之下，读着他们的故事，不禁感慨于古人的简单与真诚，只要心意相通，公卿可与布衣相往来，他们的交往无关势利，彼此的精神自由而独立。而这样的一段君子之交，对人生低谷中的寇凖，未尝不是另一种收获。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