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的毛泽东（图片来源:公用领域维基百科）
【看中国2026年9月24日讯】在我上幼儿园的最初几年里，我们的老师是年老师，一位温柔的女人，她真心实意地疼爱我们。那时候，幼儿园除了下午给我们提供几杯白开水之外，几乎什么也没有。看到我们饿得难受，年老师就从自己家拿些水果，带来和全班孩子分享。那份朴素的善意却保护不了她。没过多久，教职工中的造反派就开始批斗她，剥夺了她教书的权利。
一天早晨，我经过行政办公室时，从门口探头望进去，看见里面正在进行批斗会。年老师弯着腰站在房间前面，脖子上用一根细铁丝吊着一块沉重的木牌。她被发配到学校操场上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整天搬砖、挖沟。一个下午，我们跟着新来的冯老师穿过院子时，有几个孩子看见她正跪在一堆砂浆旁边。
“年老师好！”我们异口同声地喊道。
她抬起头，擦了擦沾满泥土的额头，笑着说：“乖孩子，乖孩子。”
冯老师在外面一声不吭，可教室门在我们身后关上的那一刻，她的怒火便爆发了。“以后不许再叫她‘年老师’！”她厉声喝道。“她是阶级敌人。”
没过多久，年老师被发配到农村，从此永远消失在我们的生活中。取代她的是冯老师，她不停地给一屋子茫然无措的幼儿灌输阶级斗争的说教。我始终无法理解，那些阴险的敌人究竟指的是谁。我们只知道，自己被无休止地宣布为世界上最幸运的一代，生在伟大的红旗之下的新中国，而世界上三分之二的人还在资本主义的苦难中呻吟，等待着我们出发去解放他们。
恐惧是日常生活中无处不在的存在。有一次，邻班的孩子声称我们班有人说了毛主席的坏话。冯老师立刻停下一切事情，一个接一个地审问我们，神情冷峻得令人害怕。她要求我们说出名字、原话和证人。她真正要找的并不是一个四岁孩子说出的什么愚蠢话语，而是那个据说在家里给孩子灌输毒素的成年人。我始终不知道最后是谁被归了罪。
1971年春天，我进入了小学。我们的班主任是彭老师，一位身材矮小、戴着眼镜、沉默寡言的女人。由于家庭出身，她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的狂热中遭受过公开批斗，因此一直如履薄冰，刻意保持低调。虽然小学已经复课，但工业仍然瘫痪着，过了好几个月，我们的纸张配给才终于换来了真正的课本。
政治狂热弥漫在空气中。每天早晨都从一套僵硬的仪式开始。“起立！向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敬礼！”我们深深鞠躬，背诵忠诚誓言，祝愿毛主席万寿无疆、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每门课开始之前，我们都要向他的画像敬礼。一天结束时，我们按照各自居住的街道编成队列；老师以军队般的严谨程度检查队伍，然后带着我们走出校门。当我们的第一批课本终于到来时，第一课只有一行用粗体红字印刷的话：毛主席万岁。
由于在幼儿园时就开始学习，我在班里成绩出众。每个孩子都渴望加入红小兵——那是一项能让学生脱颖而出的精英荣誉。凭着优异的成绩，我似乎注定会成为第一批入队的学生之一，直到一句无心的话带来了灾难。
在我幼小的眼里，官方画像中无处不在的毛主席那头向后梳、垂至肩膀的头发看起来很女性化。一个下午，我随口说出了当时看来显而易见的话：“毛主席是女人。”
“他是男人！”我的同学艾林立刻反驳，双眼睁得老大。“我可以证明——我家有他的照片！”
从那一刻起，艾林就像握着一把藏起来的匕首一样，利用我的失言。每当我们为了课桌或铅笔争吵时，他就眯起眼睛，低声威胁要去告发我。那时我年幼而天真，只是耸耸肩，不以为意。但随着六月一日——国际儿童节——临近，也就是第一批红小兵即将被宣布的日子，艾林径直走进教师办公室，把我告发给了彭老师。
彭老师把我们两个都叫了过去。我一看到她苍白而僵硬的脸，便立刻意识到自己犯下的错误有多严重：毛主席毫无疑问是男人，而我竟然说出了亵渎的话。
“你是不是说过毛主席是女的？”彭老师问道，声音异常严厉。
“不，我从来没说过！”我结结巴巴地回答，恐惧堵住了我的喉咙。
“他说过！”艾林坚持道，站得笔直，像接受军事检阅一样。“我听见了！”
“我只是说毛主席是人，和我们一样的人。”我脱口而出，抓住恐慌中能想到的任何辩解。
“这不是你该说的话！”彭老师一掌拍在桌子上。她大发雷霆，猛烈地训斥我，震得我耳朵嗡嗡作响。
多年以后我才明白她当时做了什么：她在关起门来的情况下故意上演了一场愤怒的戏码，自己处理了这次违规行为，从而不给艾林任何借口把事情升级到学校那支激进的革命委员会那里。
第二天下午，彭老师走上前来宣布入红小兵的名单。教室里死一般寂静。五十六名学生中，只有八人被选中。第一个被叫到名字的是一个男孩，尽管成绩平平，他的母亲却是一名中共党员。我的名字是第七个被叫到的。艾林也被选中了。
几天后，彭老师把我叫到空荡荡的走廊里。她告诉我，艾林告发之后，她冒险悄悄去找了校长刘老师。在是否要我加入红小兵的问题上她替我求情，说我是一个认真、成绩拔尖的学生，只是一时笨拙地说错了话。
“他当时的原话是什么？”刘老师透过阅读眼镜的上方看着她问道。
“有人听见他说毛主席是女性。”
刘老师沉默了很久，手指轻轻敲着桌面。最后，他抬起头说：“把他的名字写上。”
儿童节那天，我们领到了鲜红的红领巾——人们敬畏地把它视为从国旗上撕下的一角，是用革命烈士的鲜血染成的红色。我们登台朗诵合唱颂歌，高喊：“我们要做革命的工人、农民和战士！”我走回家时，邻居们挤满了巷子向我道贺；那一天，我们整条街上只有两个孩子领到了红领巾。
不久之后，班干部被任命了。那个母亲是党员的男孩被选为班长。彭老师查看我们的家庭出身时，满意地注意到我父亲的成分是“工人”，并鼓励我继续争取学生干部的职位。
然而，意识形态上的危险从未远离。一次因为晾衣绳发生的小小邻里争执后，邻居家的儿子开始在校园里堵我，贴着我的脸恶狠狠地吐出“地主”这个词。我的外祖母确实曾在多年前被戴着高帽子押上街游行，被打成剥削者。在那个年代，血统就是命运，无论我把红领巾熨得多么平整，我们过去的阴影总在等待着追上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