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成了陪母亲去看京戏的首选对象。（图片来源：AI制图/看中国）
前言：本回忆录以本人曲折复杂的人生经历为轴线，力图通过我的人生经历反映我所经历的中国大陆社会各个时期的真实面貌，以还原被中共当局刻意扭曲了的历史真相，所以回忆录中对我周围的社会现实的记录和分析较多。
─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赛程我已经跑尽了，当守的信仰我已经守住了。
─ 摘自《新约圣经》.提摩太后书.4章.7节
阴沟鼠患 旧城环卫
在大东茅巷的家里老鼠又大又多，有时大白天也跑出来觅食。老鼠多，我想与当时长沙的排水系统有关，那时很少有管道，各家都有一条砖砌的小阴沟从各家的排水口(通常排水口设在厨房)通到街中部盖着麻石(即花岗岩，长沙人称之为麻石)板的阴沟里，各街道的阴沟又与主要街道的大阴沟相连通，最后将生活废水排放到湘江(那时工业废水很少)。
这些大小阴沟便是老鼠理想的栖身场所，阴沟里不仅能找到残饭剩菜裹腹，还可躲避猫、鹰、枭等天敌和人类的捕杀。 街上的阴沟并无专门的卫生或市政部门进行清淤疏濬，而是由城郊的农民或菜农来清理，阴沟里又臭又黑的淤泥是理想的有机肥，农民们通常都有自己固定的清理阴沟的街道，好像划分了势力范围一样。因为阴沟里的淤泥在那个没有化肥的时代是不可多得的高效有机肥。农民们通常会挑一担取淤泥专用的箕口往上翘的竹制撮箕(可使淤泥不致从箕口流出，这种撮箕编制得十分细宻，淤泥基本上都不会漏出来，一担这样的撮箕装满，可盛一百四、五十斤淤泥，取淤泥时还要带上一把又尖又厚实的尖嘴锄用来撬开阴沟上盖着的石板。正是这些农民不辞辛苦地清理，才使得长沙市的排水系统始终保持畅通。而农民又因此仅需付出劳力就免费获得了他们种田种菜非常需要的高效有机肥料。现在看来这是一种非常高效、环保又省钱的城市排污系统运行的方式，市政当局不须为此付出任何资金、人力(当然主要阴沟的修砌维护还是要由市政当局负责的)。
因为农民为了得到一条街道阴沟的清淤资格不容易，他决不会放弃这种只须付出劳力不须付出金钱，就可获得高效有机肥的机会，因为那时的农民有的是睡一觉就可恢复的劳力，缺的就是金钱。所以，不需要任何人、任何机构去督促他，他们会非常主动地去把属于他的那一段街道的阴沟清理干净，使之始终保持畅通。在被共产党丑化为“国民党税多、共产党会多”的那个时代，从未见有任何市政机构、政府部们找这些清淤取肥的农民收过任何税费，或办理任何许可证书。
当时长沙的粪便和垃圾处理是这样的：通常每条街道或相邻的两三条街巷便有一个公共厕所，一般居民家庭都备有供方便用的马桶、便盆盛满后就倒到附近公共厕所的粪便池里去，或是就近直接到公共厕所方便，有钱且房子较大的人家都有自己的厕所。公共厕所的粪便通常都以每月粪便数量的多少为依据，市政当局以一定的金额包给专门从事粪便交易的商人，由他们负责清理公厕的粪便和打扫公厕的卫生，市政机构用这笔收入作为公厕的修建与维修费用，粪便商派人把从公厕收集的粪便用载有大便桶的板车把粪便垃到潮宗门湘江边上专门的粪码头，那里有多个大型的贮存粪便的大池子，这里是长沙粪便的集散地，各地要购买粪便的农户用小船从这里把从粪便商那里购得的粪便运回家作肥料使用，一般都以担计价，在没有化肥的时代，人粪便是十分宝贵的高效有机肥料。
至于私人家里的厕所通常都有城郊固定的农户定时来把粪便挑走，他们很珍惜这种机会，总是在他们负责清理的私人厕所粪便池装满之前，早早就把其中的粪便清理干净了。 至于垃圾的处理是由市政部门雇用的专人每天定时拉着载有大垃圾桶的板车在街道上收集，收垃圾的人每到一处把手中的铜铃一摇，周围的住户就会把家里聚集的垃圾拿出来倒进车上的垃圾桶，那时垃圾的数量很少，废纸、空牙膏袋、旧衣破布、破铜烂铁、碎玻璃……等凡是能有一点用途的东西都不会当作垃圾扔掉，而是收集起来卖给收荒货(长沙人把收废品称之为收荒货)的小贩，被扔掉的只有煤灰、烂菜叶、陶瓷碎片及少量的残饭剩菜，这些垃圾在清除掉陶瓷碎片之类无机物之后，农民都可以用来沤制肥料，所以郁个时代从来没有听说过垃圾成为城市的问题，以现在的观点看，那时的生活方式是非常符合垃圾分类回收、物资循环再生利用、垃圾零排放的现代环保观念的。
木板之下的捕鼠童年
由于老鼠太多经常咬穿衣柜、衣箱、衣物和日常用具，我家用了许多办法灭鼠如：用老鼠药拌上食物毒杀、用老鼠夹子夹，也能消灭一些老鼠，但都无法根本改变老鼠危害的状态。
后来我们兄弟姊妹在一起想出了一个集娱乐和灭鼠为一体的灭鼠妙招，就是拿一块较厚、较重、边长约60～70厘米的木包装箱上的盖板把平的一面朝下，把盖板放在地面，一端用一把带手柄的、手柄末端钻有一个小孔的鞋刷支撑起来(手柄一端朝下，刷子一端朝上)，在刷子手柄的小孔上扎上一根长长的细麻绳，在支起来的箱盖下面放上一些老鼠爱吃的肉皮、肉屑之类的东西，我们拉着细麻绳的另一端悄悄地躲在相邻房间的门后面，从门缝里注视着箱盖下面的情况，一见老鼠进到箱盖下面觅食立即把细麻绳猛一拉，箱盖立即压下，压在觅食的老鼠身上，我们立即从隐藏的房间里跑到箱盖上，一面欢呼一面跳跃，直到把箱盖下面的老鼠压扁，才搬开箱盖，用火钳把压扁的老鼠夹到垃圾桶里，然后把木箱盖拿到火上烘烤一阵以除掉箱盖上老鼠的气味，否则其他老鼠若闻到木箱盖上有老鼠的气味是不会再来上当的。
此外还要另换一间房再如法炮制(如在原地老鼠也不会再来上当，除非要等好多天之后，死老鼠的气味已经消散殆尽，才会再有老鼠来上当)。用这种方法有时一天也能捕到四五只老鼠，有时也可捕到七八只老鼠，也有过一次同时压到两三个老鼠的记录。这种简易办法之所以能屡试不爽，主要是因为那时长沙的老鼠太多，大多数家庭都因连年战乱而陷入贫困状态，很少有丢弃的食物供老鼠作食物来源，饥不择食的老鼠警惕性大为降低，很难抵御食物的诱惑而跑到箱盖板下面去觅食，以致招来灭顶之灾。
另外，市内四通八达的阴沟形成的老鼠迁徏通道网络，使得在我家得到了木板之下的食物不可吃的经验的老鼠，即使这些老鼠不再来上当，仍会有其他地方没有这种经验的老鼠通过地下四通八达的老鼠通道跑到我家来继续上当。此法灭鼠不仅十分简便、成本低廉，而且还给我们带来极大的欢乐，这是我们乐此不疲的重要原因，这种亲手捕获消灭老鼠给我们心灵上带来的欢快和成功的喜悦，一直伴随着我度过了在大东茅巷的那段童年时光。
京戏成为一生的爱好
母亲有时也陪客人们打打麻将，由于生性聪慧、判断精明，总是赢的时候多输的时候少，和母亲打牌的太太们中很少有她的对手。母亲不仅做得一手好菜，也喜欢做菜，到长沙后家境又逐渐好起来了，即使家里请了两三个佣人，也只要她们打扫卫生、洗衣、烧火、煮饭、摘菜、洗菜和每天按母亲交待的菜单去菜场买菜，而每道菜的烹制都是由母亲自己动手操作。除了出于爱好之外，父母亲吃不惯佣人们做的又咸、又辣、油又多的湖南菜也是原因之一。
此外在那个妇女很少有施展才智机会的时代，母亲作为一个聪明能干的家庭主妇，烹制出让人赞不绝口的美味佳肴，便是她展现自己的聪明才智的方式之一，这大概也是母亲喜欢做菜的一个原因吧！ 母亲的另一大爱好就是看京剧，自己也会唱，家里有一架留声机(手摇式的)，梅兰芳、程艳秋、荀慧生、尚小云等四大名旦和言慧珠、谭鑫培、金少山、马连良、余叔岩、言菊朋、麒麟童(周信芳)、肖长华、谭富英、姜妙香、叶盛兰……等京剧名角的唱片家里应有尽有，母亲在家无事时就放她收集的京剧唱片，一边欣赏有时也一边跟着唱，而且腔调、拍节、韵味都唱得非常到位。
广大药房的几位喜爱京剧的员工陈理君先生、荆鹤皋先生、朱先生等都说母亲可以去当票友(业余京剧爱好者水平高的，有时偶尔客串参加专业的京剧班的演出的被称之为票友)。据母亲说她年轻时和父亲在上海经常去看金少山、马连良、麒麟童、梅兰芳、程艳秋、姜妙香、盖叫天、叶盛兰……等名角的演出。 那时长沙也有两家京剧院，一家是在灯笼街的长沙大戏院；另一家是在织机街的黄金大戏院，常有外地的京剧戏班轮翻到这两家戏院演出。每当有新的、有点名气的京戏班到长沙这两家戏院演出，剧院便会组织西洋乐队到街上打广告、进行宣传并散发介绍新来剧团主要演员、剧目和演员的剧照的传单以招睐观众。这两家戏院售票厅里墙上还会用镜框挂出主要演员的剧照和便照，这些照片以挂头牌的演员的最多。
当然像四大名旦、马连良、言菊朋、余叔岩、麒麟童、盖叫天……等全国一流京剧演员是很少到长沙这样的“小码头”来演出的。 当时的广大药房除了父亲和卢先生之外，还有荆鹤皋(湖南大学经济系毕业，在广大药房担任会计、文书、译员)、朿从德(即前文中的朿先生)、朱先生(一位卅来岁文质彬彬学者模样的人)、何文元(宁波人，从事西药行业多年的资深员工)、陈理君(上海人，从事西药行业多年的资深员工)，此外还有几位一般员工和学徒：一位叫周敬之(长沙附近人，为人忠厚老实，解放后不久便被召进铁路部门工作)、一位叫余子印(长沙附近人，此人比较滑头，母亲对他印象不好，母亲具有那种一眼便可洞穿人的本质的天生的能力)、一个叫陈文华(上海人，年轻、热情、能干，每星期两次送菜给在艺芳寄宿的大姐这件事通常都是由他来办的，他有时也把我带在自行车上和他一起到艺芳去给大姐送菜。他后来参加抗美援朝，多处负重伤致残，失去生活自理能力，只能在荣军疗养院了却残生)、此外还有一位姓唐的四十来岁的员工负责拉包车和货物药品的搬运，还有一位厨师负责做饭。
那时的长沙私人小轿车很少，有钱的人家、大一点的商店和公司都自备包车，这种包车式样与街上拉客的黄包车相近，但制作精美得多，车蓬、坐位、靠背、扶手都蒙有皮革，车身油漆光亮、车轮类似自行车轮，是可以充气的，扶手两旁还挂有金属结构的玻璃车灯，以供夜间行走时照明之用，车灯以电池作电源，车灯及车拉手上的金属部分都镀了铬。包车主要作为拉载父亲、卢先生和高级职员外出办事的交通工具，老唐还负责货物药品的搬运，所以经常到我家来搬运药品货物。
老唐为长沙附近乡下人，原是一手艺精湛的木匠，广大药房开办时，经人介绍来为广大药房制作柜台、宝笼、货架……等，父亲和卢先生见他为人忠厚、勤快、办事可靠，便把他留下来在广大药房当员工，收入当然比他作木匠要稳定、要好许多，也没有做木匠那样辛苦，老唐欣然同意留在广大药房工作。当时广大药房之所以要聘用荆先生等文化素质很高的员工(那时一个初中生就已经算是文化很高了，大学毕业生简直就是十分罕见的高端人才)，主要是当时的西药绝大部分都是从欧美等发达国家进口的，药品的包装盒上的名称、使用说明书均是以外文(主要是英文)书写的，不懂外文是无法正常经营西药房的，所以各大西药房为聘到懂外文、懂西药并具备一定西医常识的高级职员即使花高薪也在所不惜。 在广大药房的几位高级职员里荆、束、朱、陈等四位先生也是京剧爱好者，我和母亲一起去看京剧时也常碰到他们几位。
通常有新的京剧团到长沙演出，或是遇到有母亲喜爱的剧目上演，母亲便会早早地叫佣人去买好头两排的戏票去看京剧，一般每星期大约1～2次，每当此时，我下午放学回家知道母亲晚上要去看京戏，便早早把作业匆匆做完，吃完晚饭便和母亲一起去看京戏。那时候有大人带着的小孩看戏是不用买票的。母亲比较喜欢带我去看戏，可能有以下原因：一是大姐读寄宿通常都不在家，哥哥身体不好晚上不能耽误睡眠，二姐因已读高小作业较多，通常不能在去看戏前把作业做完，弟弟年纪太小，看戏时无法一个人去厕所方便，还要大人陪着去才行，因为年纪小瞌睡比较大，往往看戏看到一半便睡着了，又担心他着凉，这些都影响母亲看戏，所以母亲较少带他去看京戏，只有我年纪不大不小，作业又少，一般在晚饭前都能匆匆做完，上厕所、到戏院门口买瓜籽、花生米等事均可胜任，无须母亲操心，看戏也不打瞌睡，于是我就成了陪母亲去看京戏的首选对象。
此外还有一个原因，那时长沙各大西药房老板大多为江浙人，只有“华美”、“屈臣氏”两家是湖南人所开，太太们都以看京戏为时髦，江浙人都认为湖南的花鼓戏、湘戏太土。西药房的太太们不仅喜欢看京戏，而且都喜欢把自己的儿女穿载打扮得漂漂亮亮带着一起去看京戏，其目的无非是想在其他太太们面前显示自己儿女的聪明、伶俐、漂亮，以引来其他太太们的夸赞与羡慕，从而满足自已的虚荣心。
母亲把我带在身边无论是聪明伶俐，还是五官相貌上我都不会输给那些太太们的子女。从小母亲对子女们的严格(有时甚至达到严厉的程度)教养使我们无论言谈举止还是吃零食时都显得文质彬彬，见到认识的先生、太太们便会主动叫X伯伯、X妈妈。这些方面令那些被长辈娇生惯养坏了的孩子们相形见拙，这使得这些先生、太太们忍不住在母亲面前对我大加赞赏一番，并引得许多先生太太们对母亲投来羡慕的眼光。这大概是母亲最悏意的时候吧！
我在这样的京戏氛围中长大，京剧已进入我心灵深处，养成我一生对京剧的喜爱，而京剧那时而幽扬婉转、时而慷慨激昂、时而深沉幽怨、时而高吭嘹亮、百听不恹百听不厌的唱腔和伴奏不仅令人心旷神怡，而且回味无穷，往往头一天看完一场京剧，到次日它的唱腔和伴奏音乐的旋律仍在我心中回荡，实有一种余音绕梁三日不绝的韵味。小时候我喜欢看的剧目是“大闹天宫”、“群英会”、“挑滑车”、“三叉口”、“狮子楼”、“三英战吕布”……等武打和场面宏大的剧目，而母亲喜爱的是那些讲究唱功和做功的剧目，诸如：“四郎探母”、“玉堂春”、“六月雪”、“游龙戏凤”、“霸王别姬”、“贵妃醉酒”、“红娘”、“锁麟囊”、“打渔杀家”、“桑园会”、“甘露寺”、“追韩信”“荒山泪”……等剧目。随着年龄的增长和对京剧艺术欣赏水平的提高，我喜欢的剧目也与母亲喜欢的渐趋一致了。
严母门栓 兄妹家教
母亲对我们兄弟姊妹的管教是十分严格的，平时很少随意打骂我们，而每隔两三个月和我们算一次总帐，把这两三个月来我们在家里、在学校所犯的错误、不文明礼貌的行为举止、言谈集中在一起进行一次严历的惩罚，通常是用客厅的一根小门栓(一根3厘米见方，长约1.2～1.3米的小木棍)一顿猛揍，直打得我们呼天叫地、痛不欲生。不过棍子从来不打头部和上身专拣大腿、小腿肚、屁股这些肉厚的非要害部位猛打，有时也打到手臂上，那是因为我们本能地试图用手去阻拦飞向我们身上的棍棒所致，算是“误伤”吧！这样的打法既能打痛到令我们刻骨铭心的地步，又不致伤及筋骨要害，通常被打过的地方会肿起一条条的棒痕，要三四天肿才会消失。在我的记忆中大姐和哥哥几乎没有挨过母亲的打，二姐也挨得少，我挨得最多，弟弟次之，这恐怕是因为我生性顽皮、不愿墨守陈规、好奇心又特强，喜欢做出一些别人不曾做或不敢做的事的本性所致吧！随着年龄的增长挨打的次数越来越少，到读初中后就基本上再也没有挨过打了。
战云将至 卢家赴港
到一九四九年春季，内战的形势对国民政府来说已变得十分严峻，国民政府随着东北战场、华北战场的失利已显得摇摇欲坠。此时到了实施父亲与卢先生商定的计划的时候了。这年四月右右，卢先生夫妇携大女儿(叫慧芬)、二女儿(叫慧萍，小名叫娃娃)从长沙去了香港，三女儿(小名叫细娃)因认了卢太太的一位无儿女的亲戚夫妇作干爹、干妈未去香港，四女儿妹子因正在吃奶，路上不方便，而且一到香港人地生疏怕一时找不到奶妈，只好仍留在长沙由原来的奶妈继续喂养。由于面临战乱，奶妈不放心家里的孩子而不愿留在长沙，坚持要把卢家的四女儿带回乡下喂养以便与家人共度时艰。卢家、我家与奶妈三方达成一致：四女儿交由我家监护，由奶妈带回长沙附近的乡下老家喂养，按月带四女儿一起来我家领取工资，以便让我家看视四女儿的喂养状况，即时转告在香港的卢先生夫妇，好让他们放心。卢家当时共生了四位千金，大女儿慧芬、二女儿慧萍是在重庆生的；三女儿、四女儿是在长沙生的，卢家夫妇比较喜欢大女儿和二女儿，特别是二女儿长得像个“洋娃娃”非常惹人喜欢，她的小名就叫娃娃，三女儿叫细娃，生下来就好哭，一哭起来就没完没了，所以卢先生夫妇不大喜欢她，就把她送给卢太太的一位远房亲戚李先生夫妇做干女儿，李先生夫妇年近五十，无儿无女被卢先生家称做“娘舅”，李先生在长沙跑行商，也是做西药生意，家境一般。卢先生夫妇在自己租住的宅院里借了两间房给李先生夫妇住，看在亲戚的份上也没有收他们的租金。卢先生夫妇已经生了四个女儿，非常想生一个儿子，在香港又生了一个女儿，解放后回长沙又生了一个女儿，一共生了六朵金花，这是卢先生夫妇人生中的一大憾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