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杯热咖啡。（图片来源：Adobe stock）
2026年6月19日，中共官媒新华社高调刊发长文，大肆颂扬1950年代所谓的社会主义改造成绩“公私合营”。
新华社在文章中选择了用诗意的表述：“从私营到公私合营，再到全民所有，河畔的工业遗产不再是生产岸线，而是化身工业绿地和艺术空间……”
其用诗意的语言，行最恶毒的意志。回溯60年的时光，1956年天安门广场锣鼓喧天地上演为“公私合营”造势，然后是五万企业主被污蔑为“严重违法户”和“完全违法户”，落得家破人亡的结局。
而今天的新华社把当年血腥的公私合营说成了绿地和咖啡馆般曼妙的美好时光，那美好背后是中国企业家们在政治高压下苟延残喘的恐惧。
随后两天，《人民日报》又接连发表《社会主义改造记》与《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记》，高调鼓吹社会主义工业化成就，继续为死去的“公私合营”招魂。这些文稿将历史上的血泪教训全部抹去，只留下所谓的“伟大变革”、“和平赎买”与“宝贵经验”。
五万商户的命运 荣毅仁们的集体悲剧
在新华社的官方叙事中，荣氏家族旗下的福新面粉厂、申新纺织厂，长期被塑造成“公私合营”的成功典范。然而，今天的官方文章在回顾这段历史时，往往只谈“民族资本家拥护社会主义改造”，却刻意回避一个最关键的问题：荣家数代人创下的庞大家业，最后究竟归了谁？
这不仅是荣毅仁一个人的故事，也是上世纪五十年代数十万中国民营企业家共同命运的缩影。
1952年，中共发动“五反运动”，全国工商界顿时风声鹤唳。工作队进驻企业，工人被动员起来揭发检举，企业主则被置于无休止的政治审查之下。据统计，当时全国近百万私营工商户被划分为不同等级，决定他们政治上的“生死簿”。
荣氏家族因财力雄厚、社会影响巨大，又具有极高的统战价值，因此被树立为“完全守法户”的样板。表面上看，这似乎是一种荣誉；但从后来的历史来看，这更像是一张被精心设计的“收编通知书”。
1954年，荣毅仁率先交出家族企业控制权。1956年1月，毛泽东亲自视察上海申新九厂。仅仅十天后，荣毅仁便代表上海工商界向当局提交全市公私合营申请书。自此，他被冠以“红色资本家”的称号，成为中共向全国工商界展示的样板人物。然而，所谓“红色资本家”，本质上不过是政治需要下的一顶帽子。
当中共需要消灭私有经济时，荣毅仁是样板；当中共需要向世界证明“民族资本家拥护共产党”时，荣毅仁也是样板。可是，当政治风暴来临时，这顶帽子非但不能保护他，反而成了新的原罪。
1966年文革爆发后，曾被捧上神坛的荣毅仁迅速跌入深渊。抄家、批斗、剃阴阳头、劳改运煤、清扫厕所……昔日的“红色资本家”转眼变成了“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在那个疯狂年代，权力昨天给你的荣誉，今天就能变成羞辱你的证据。荣毅仁被折断的不只是手指，更是一代中国企业家对制度最后的幻想。
最具讽刺意味的是，到了1979年改革开放初期，中共又重新需要一个能够联系海外资本、吸引外商投资的代表人物。于是，那个曾经被打倒、被羞辱、被扫进历史角落的人，再一次被请回舞台中央，组建中信集团，成为改革开放的象征人物。
从被利用，到被收编；从被吹捧，到被打倒；再从被抛弃，到被重新利用——荣毅仁跌宕起伏的人生，恰恰揭示了中共对待民营企业家的一条隐秘逻辑：你不是因为拥有财富而受到尊重，而是因为对权力有利用价值才被需要；一旦失去价值，再高的地位、再多的财富、再响亮的称号，都可能在一夜之间化为乌有。
荣毅仁后来曾感慨：“我失去的，比得到的更多。”这句话或许不只是他个人的人生总结，也应当成为那个时代数十万工商业者共同的历史注脚。
从荣毅仁到无数被历史遗忘的企业家，他们的遭遇共同证明了一个事实：在权力高于产权的制度下，今天的样板人物，往往就是明天的批斗对象；而所谓的“公私合营”，最终不过是一场以合作之名完成的财富收归运动。
从马云被约谈到“黄金股”入驻 谁在重演新版公私合营？
中共为何在2026年高调纪念和重提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如果把视线从官方宣传口号移开，人们或许会发现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过去十多年来，中共当局对民营经济的治理思路，正在某种程度上重现当年“公私合营”的权力逻辑。历史从来不会简单重复，但往往会以不同形式押着同样的韵脚。
2018年，“民营经济离场论”和“新公私合营”的说法曾在中国民间引发巨大震动。当时不少人认为这不过是网络上的危言耸听。然而两年后，蚂蚁集团上市前夕发生的一幕，却让外界重新审视这种担忧。
2020年11月，蚂蚁集团原定创下全球最大IPO记录。就在上市前36小时，马云被监管部门约谈，上市计划戛然而止。这场震动全球资本市场的事件，被官方定义为金融监管的正常措施，但在许多人眼中，它更像是一场政治宣示：无论企业做得多大、资产规模多么惊人，只要仍在中国这套体制之内，就不能拥有超越权力的影响力，更不能形成独立于党的话语空间。
马云的沉寂，某种程度上成为一个时代的象征。紧接着登场的，则是被外界称为“黄金股”的控制模式。
从表面看，这类股份比例通常只有1%左右，微不足道；但其背后往往连接着国资体系或具有官方背景的投资机构。凭借特殊章程安排，这些股份却能获得董事席位、重大事项表决权，甚至对内容管理、数据安全和企业发展方向拥有实质影响力。微博、字节跳动、腾讯、阿里等大型网际网络平台，先后出现类似安排。这也使得许多人联想到另一段历史。
1956年的公私合营，是通过国家持有主要股权、派驻公方代表，逐步完成对企业的全面接管；而今天的模式则更加隐蔽，也更加精巧。权力不再需要掌握51%的股份，不再需要全面收归国有，甚至不需要支付巨额收购成本。只需一纸监管规则、一个党委架构，再加上一枚看似微不足道的“黄金股”，便足以让企业在重大问题上失去真正的自主权。
换句话说，1956年的公私合营夺走的是企业的产权；而今天的新公私合营，更倾向于抽走企业的灵魂。这正是许多观察人士所担忧的地方。
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共以公私合营的方式消灭私有经济，最终建立起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结果证明，当市场失去活力、企业失去自主权后，整个经济也逐渐失去了创新能力与自我修复能力，最终不得不在1978年后重新引入市场机制。
然而进入习时代后，人们看到的却是一种新的控制模式。企业仍然存在，企业家的名字仍然挂在公司门口，工厂照常运转，员工照常上班，企业照样纳税和承担市场风险；但企业最核心的权力——如何决策、如何投资、如何配置资源、向谁负责——却正在被逐步转移。
任正非、雷军、王传福等企业家依然是企业的象征人物，但在某种意义上，企业家的角色正在被重新定义。他们不再是完全独立的市场主体，而更像是体制框架下被授权经营的管理者。相比1956年的“明抢”，今天的模式更像是一场成本极低的“软接管”。
对于一个地方财政压力空前加剧、外资持续撤离、青年失业率居高不下的经济体而言，控制大型民营企业、掌握经济命脉，似乎成了维持体制运转的一条捷径。然而历史早已证明，当产权安全感消失，企业家失去长期预期，资本便不会安心留下；当创新需要首先考虑政治风险时，市场活力也必然逐渐枯萎。今天的中国经济所面临的困境，某种程度上正与此有关。
“公私合营”背后的老板只有一个 就是中共
其实，“公私合营”从来不只是一项经济政策，更是一种根植于中共政治基因中的权力思维：当权力与市场发生冲突时，市场必须让位于权力；当企业发展壮大到足以形成独立影响力时，控制就会随之而来。因此，1956年“公私合营”被反复提起并给予肯定，并非单纯的历史回顾，而更像是一种现实映照。
从荣毅仁到马云，从公私合营到黄金股，形式在变，话术在变，包装也在变，但背后那只试图掌控一切的手，却始终没有改变。当年的“公私合营”最终走进了历史，而今天的“新公私合营”能否逃脱同样的宿命，或许将成为未来中国经济最值得关注的问题之一。
中共为什么会在2026年高调重提1956年？因为过去10余年间，习近平当局正在全面重演对民营经济的控制与阉割。
梳理这段历史，脉络清晰可见：2018年民间惊呼“民营经济离场论”与“新公私合营”；2020年11月，蚂蚁集团在上市前36小时被四部门联合约谈并强行叫停上市，马云淡出公众视野。这不是单纯的金融监管，而是宣示无论民企规模多大，绝不允许拥有独立的商业决策权与话语权。
紧随其后的，是名为“黄金股”的强权控制机制。国资或网信办背景的基金仅需购入1%的微小股权，便能派驻董事、握有一票否决权，掌控微博、字节跳动、阿里、腾讯、快手等网络平台的内容许可与方向。
中共始终于“公私合营”
1950年代，中共政权靠“公私合营”消灭私有制，建造起计划经济的极权铁笼，最终走投无路；如今在地方财政衰竭、外资撤退、青年失业率高企的绝境下，再次掏出“公私合营”这把旧刀，预想通过掠夺民企财富与控制经济命脉来苟延残喘。
失去独立性与产权安全感的地方经济，必然丧失创新动力与投资信心。当资本彻底窒息、企业全面躺平、失业海啸铺天盖地而来之时，这套靠压榨民企维系的极权机器将再无油料可燃。
“公私合营”死灰复燃，并不是中共黔驴技穷的无奈，而是其骨子里的邪恶循环。1966年7月，毛泽东说：“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
其所谓的“大乱大治”不过是中共战天斗与地斗人那一套整人把戏的重演，看清了这一点，荣毅仁们就不会再糊涂了，只要中国人清醒了，中共的戯就唱不下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