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满质朴气息的书店，摆满书籍的书架与舒适的布艺沙发，是阅读的绝佳去处。（图片来源：Adobe stock）
今年盛夏，本应是香港书香气息最浓郁的时节。然而在今年香港年度书展开幕之际，再次发生了香港国安警察破门搜查独立书店、逮捕店员的事件：港府以发现禁书为由，却死活不肯公布禁书清单，让人大跌眼镜。
“留下书社”经理Mandy被港警带走
2026年7月15日，香港年度书展开幕当日，港警国安处出动大批警力，突袭搜查了著名独立书店《留下书社》与《田园书屋》，并以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即基本法23条）第24条“具煽动意图的作为罪”，一口气逮捕了5名相关从业人员，最高面临长达7年的有期徒刑。
当天搜查现场，一位身穿黑色T恤的女子被警察戴上手铐押走。她胸前印着六个简洁而醒目的白字：“我是书店店员”。这张照片迅速在网络上疯传，震撼了无数华人世界的心灵。而身穿黑色T恤的女子就是“留下书社”经理Mandy，当日她身姿挺拔、昂首走出书店的那一刻，脸上没有丝毫屈服与怯懦。那件看似寻常的黑色员工服上的六个字：“我是书店店员”，格外耀眼。
到底是因为一本怎样的书，能让坐拥庞大军警与情报机关的国安部门如此大动干戈？人们都很好奇。
保安局局长不给禁书名单的奇葩言论
面对传媒追问到底哪些书属于非法“煽动禁书”时，港府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却一口拒绝公布禁书清单。而他给出的理由，堪称现代法治史上罕见的逻辑奇迹。
邓局长理直气壮地宣称：书商有责任确保卖的书不危及国安，“就像卖食物的人有责任确保食物不会让人肚子痛、不是毒药一样”。他公开表示，不公布黑名单是为了防止犯罪份子改书名逃避监管，“我们不能便宜了犯罪份子”。
这种逻辑简直荒谬绝伦。自媒体人郝毅博做了一个恰当的比喻：“这就好比警察在街上随意抓人，当民众询问究竟违反了哪条法律时，警察却说：我不告诉你！告诉你了你就会避开法律，那我还怎么抓你？”
港府故意制造“禁书盲盒”，死活不给清晰名单，其真实用心昭然若揭：正是要让红线随时随地移动，让所有出版商、书店老板、甚至普通读者，时刻悬着一颗心，永远生活在不知何时会触雷的集体恐惧之中，最终只能选择全面退缩与极致的自我审查。这种所谓的自我审查又是让人最深的一种恐惧的蔓延。
原来是台湾尚未正式出版的新书 《唯红花绽放：习近平时代的认同与归属》
随着事件细节逐渐曝光，外界终于知道，香港海关近期从境外寄往香港的包裹中查扣、并引发国安处高度戒备的所谓“煽动性书籍”，原来正是台湾尚未正式出版的新书——《唯红花绽放：习近平时代的认同与归属》。
一本尚未上市的书，竟能让香港当局动用国安力量介入，甚至引发对书店从业者的搜捕行动，不禁令人好奇：这本书究竟写了什么？又触碰到了谁最敏感的神经？
据介绍，作者历时多年采访了20位来自香港的受访者。他们大多成长于中共主导的教育与政治宣传体系之下，曾经接受官方灌输的国家认同叙事，也曾努力成为体制期待中的“好公民”与“顺民”。然而，随着亲身经历社会变迁与政治现实，他们最终开始质疑既有信念，并走上追寻自我认同与公民觉醒的道路。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本书真正记录的并非政治抗争，而是一场更深层的心灵旅程——一群人如何从被塑造、被定义，到重新寻找自己是谁。而书中一句发人深省的提问，更被认为直指当代香港人普遍面对的精神困境：“当祖国不爱你时，该如何去爱它？”这句话之所以震撼，不在于它提供了答案，而在于它提出了一个权力最不愿意面对的问题。
过去数年来，香港经历了前所未有的政治重塑。从国安法实施，到选举制度改变；从课程改革，到历史叙事重写，香港人的本土记忆、身份认同与价值观正遭受前所未有的压缩与重构。在这样的背景下，许多人发现自己陷入一种矛盾之中：被要求无条件热爱国家，却又无法自由表达对国家政策的不同看法；被要求认同某种身份，却失去了讨论身份的权利。
也正因如此，《唯红花绽放》真正触动的，并非政治立场，而是人的思想自由与身份选择。
事实上，从历史经验来看，极权体制最害怕的从来不是武器，而是思想；最忌惮的从来不是书籍本身，而是书籍所激发的独立思考能力。一本书之所以被视为威胁，不是因为纸张有多锋利，而是因为它可能让人开始提问；而一旦人们开始提问，就可能进一步质疑那些被视为理所当然的叙事。
正如人权观察研究员所指出的那样，港府对书店从业者的搜捕行动，无意间暴露出当局最深层的焦虑。真正令其不安的，并非几百页尚未出版的文字，更不是几家规模有限的独立书店，而是那些无法被命令、无法被审查、也无法被彻底消灭的自由思想。
从禁书到查书，从封馆到抓人，历史反复证明一个事实：权力可以没收一本书，却无法没收人们对真相的追寻；可以封闭一家书店，却无法关闭人的思考。
而当一本尚未出版的书都足以让当局如此如临大敌时，或许恰恰说明，真正感到不安全的，并不是阅读这本书的人，而是害怕人们阅读这本书的人。
香港文字狱全面落幕与连锁效应
这场荒诞的搜捕，让人联想起2015年震撼华人世界的香港独立预言电影《十年》。电影里描绘了未来香港出现举报禁书的“少年检查队”，连“本地”这两个字都成了敏感词。当时许多人还觉得电影的表达过于夸张，然而到了2026年的今天，香港的现实竟然比十年前的电影更加魔幻、更加残酷。
事实上，这已经是今年3月香港实施基本法23条立法以来，当局第3次针对独立书店进行大规模搜查。迄今已有4家书店遭查、11人被捕：
2026年3月，义权书馆因涉嫌贩售《黎智英传》等书籍遭国安处突袭；2026年6月，猎人书店同样遭到搜查；更有老牌独立书店如“乐文”与“榆林”，被香港贸发局直接取消参加香港书展的资格，被迫在寒冬中宣布大减价或准备结业。
极权当局企图透过打压独立书店，逐步抹去香港社会最后的文化防火墙与公共讨论空间。然而，事情的演变显然超出了他们的预期。
“我是书店店员”如何跨越海峡响彻华文世界？
中共港府企图制造恐惧，但恐惧却反向催生了无比的勇气。7月17日Mandy昂首走出警署的画面，瞬间点燃了整个华文世界并引发了共鸣。
7月18日晚上，台北小巨蛋举办台湾乐团灭火器（Fire EX.）演唱会。当他们演唱致敬香港反送中运动的震撼歌曲《双城记》（由香港词人林夕填词）时，舞台中央巨大萤幕上赫然亮起了六个大字——“我是书店店员”。台下成千上万的观众瞬间眼眶湿润，纷纷高高举起手中的“我是书店店员”标语，全场掌声雷动，高声声援远方受压迫的香港独立书店。
紧接着在7月20日，台湾多位立法委员（如吴佩蓉、吴沛忆等）协同台湾多家独立书店代表，在立法院召开记者会。他们齐声高喊：“我是书店店员，我主张绝对的阅读自由！”
立委吴佩蓉在会上痛批，中共与港府如今所作所为，正是现代版的“焚书坑儒”。过去曾假意宣称要“百花齐放”，如今却只许“独尊红言”。这场新闻发布会，将声援香港阅读自由的声浪推向了立法与政治层面的最高峰。
思想的火种永远无法被手铐锁住
一位台湾独立书店代表在记者会上说的一句话，令人深省：“极权企图借由制造恐惧来逼迫人民自我审查，但只要大家紧握对自己与阅读的支撑，思想的火种就永远不会熄灭。”
中共当局总是向外界展示自己如何强大、如何“不可战胜”，然而，动用整个国家机器、军警系统与情报网络，去打压、封禁几本探讨历史与思想的书籍，这不恰恰向全世界赤裸裸地证明：中共的“玻璃心”再次碎了一地。
内心缺乏安全感到何种滑稽的程度？手铐可以扣住店员的手腕，封条可以封住书店的大门，但文字与思想早已穿透墙壁，飞越海峡。
“我是书店店员”这六个字，飞越一切强权桎梏，成为一道无法被抹去的文化印记，它已经宣告了极权文字审查的终极失败。思想的火种，终将在漫长的黑暗中，照亮自由之路。
好消息是7月17日上午，“留下书社”经理Mandy与另外两名被捕人员已获准保释，目前已经离开警署返回家中。当天她昂首走出警署的画面，给了大家无比的勇气，而这六个字“我是书店店员”，瞬间从一件普通的员工服，变成了抗拒极权审查的流行标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