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两周空白期间到底在干什么？（图片来源：合成图 今涛拍暗）
一九八九年春夏的北京，风暴将至，但在权力核心深处，却出现了一段耐人寻味的“空白期”。就在天安门广场人潮汹涌、政治局势急剧升温之际，时任中共最高实际掌权者邓小平，却在长达十余天的时间里几乎“消失”于公开政治运作之外。
5月9日，伊朗总统哈梅内伊原定与李鹏会谈，却因不满邓小平未安排会见而临时“罢会”，一度造成外交场面尴尬。李鹏随后与中方高层出面斡旋，最终两天后邓小平补见哈梅内伊，事件才告平息。
同一时期，中国时任最高领导人赵紫阳也多次要求会见邓小平，却被拒绝长达两周。赵紫阳刚于4月30日从朝鲜访问回国，面对北京局势急剧变化——《人民日报》已将学生悼念活动定性为“动乱”，他急于与邓小平沟通，寻求对缓和策略的认可。邓小平秘书以“身体不佳、需准备会见戈尔巴乔夫”为由拒绝。直至5月13日，赵紫阳才得以见到邓小平，两人已整整20天未见面。在国家被官方称为“动乱”期间，实际掌权者邓小平为何长期拒绝会见名义上的第一把手，这是否负责任？
就这样，邓既不见来访的外国元首，引发罕见外交风波；也拒绝会见急于沟通局势的总书记赵紫阳，令中南海决策机制陷入异常停滞。当时这一反常状态，并非“健康原因”或“外事准备”所能解释。如果将时间线与随后迅速展开的戒严部署、军队调动相互对照，一个更具解释力、却也更为敏感的推测逐渐浮现。中国政治观察者吴国光从有限公开资料与当事人回忆出发，对邓小平在1989年四月底至五月中旬的行踪与决策逻辑，提出一种可能的推断。他在文章中分析道：
邓小平究竟在干什么？
那么，究竟为什么，在这样的“关键时刻”，邓小平要这样关门谢客，玩起了“失踪”？查《邓小平年谱》，从四月二十五日上午会见李鹏、杨尚昆定性“动乱”之后，一直到五月十一日会见哈梅内伊，中间全部空白。这段时间里，邓小平究竟在干什么？
综合李鹏《六四日记》里的说法和赵紫阳《改革历程》中的回忆，我们可以听到三种解释：第一，身体不好；第二，准备中苏会谈，要见戈尔巴乔夫；第三，“正在密切关注动乱事态的发展”。
对哈梅内伊，用了第一个理由，但是人家认为没有说服力；对赵紫阳，开始用的是第一个理由，后来结合上第二个理由。李鹏日记其实指明了，第一个理由，即所谓邓小平身体不好、不能见客，明显是个讬词。这就是说，邓小平以此理由拒绝见赵紫阳，是对赵紫阳说了谎话。既然邓“正在密切关注动乱事态的发展”，而赵要见邓就是来讨论如何应对当时的形势（即邓所谓的“动乱”），那么邓为什么偏偏不见呢？
至于说邓要准备中苏会谈，我们知道，邓小平是五月十六日会见戈尔巴乔夫的，就是五月十一日见一下哈梅内伊，中间还相隔一周的时间，应该足够准备下一场会见了。至于赵紫阳，则是四月三十日就回到北京了，这中间邓更有足够的时间可以见赵，不会耽误邓见戈尔巴乔夫。
如果一个国家的领导人，但凡会见某个重要来宾，就必须闭门谢客花上两个星期准备，连最重要的本国同事来商讨最紧急的事务也不要见面，我看这个国家的外交和内政都不用搞了，这个领导人也不用当了，因为这说明他根本没有当国家领导人日理万机的能力和资格。
当然，邓小平不是没有这种能力。邓的领导风格，按周恩来的总结，是所谓“举重若轻”，什么大事在他看来都是轻而易举的。现在，为了一个戈尔巴乔夫来访，难道就真的需要闭关十多天？显然，这个解释是很难说得过去的。而且，十一日不还是见了哈梅内伊吗？十三日又见了赵，这不更耽误“准备”中苏会谈了吗？
我的推测是：邓小平这段时间根本不在北京。所以，他无法见赵紫阳，也无法见哈梅内伊。很可能他原本计划再晚一些返京，但被哈梅内伊那么一闹，只好尽快回京。
谜底：或是军事政变
那么，邓小平干什么去了呢？为什么要瞒着赵紫阳呢？我的进一步推测是：他出京安排军队去了。
安排军队干什么呢？就是要在北京实行军事戒严，以同时解决学生和赵紫阳的问题。为什么要出京才能安排军队？看一看“文革”中毛对付林彪时候的要搞所谓“南巡”，就大体可以明白了（其实还有更多的类似事例，此处不赘）。
我们目前当然无法确知邓小平离京的时间，但很可能就在四月底，也就是在定性“动乱”并激发了民众更大的抗议浪潮之后。这就是说，早在这个时候，邓小平已经决定要采取军事手段来解决这次政治危机，并完成最高政治权力的改组。
准备周详之后，只是有一件大事在日程上，邓不能不等一等。这件大事，就是戈尔巴乔夫来访。但是，邓一点儿也不想多等。五月十六日上午，邓见了戈尔巴乔夫；第二天上午，邓办即通知中央政治局常委，下午到邓家开会。会上，邓小平提出戒严。
这个时候，戈尔巴乔夫尚未结束对中国的访问。五月十八日，戈尔巴乔夫离开中国；当天下午，根据邓小平的指示，杨尚昆主持中央军委会议部署兵力；五月十九日、二十日，十个集团军的有关部队就从北京军区、沈阳军区、济南军区“进驻北京地区的有关目的地”。
在北京戒严，在和平时期调动大批军队，这是小事情吗？如果见个戈尔巴乔夫就真的要准备十四天的话，那么，北京戒严这样一件大事，难道邓小平仅仅用了半天就决定了？决定之后，几十万军队从八方调来，倒是不用四十八小时就完成了？如果我们想像这些军队本来已经待命，是不是更为合理一些？那么，他们是什么时候开始待命的呢？推测是在四月底五月初，邓小平失踪的这段时间里，应该也不是全无来由吧？
当时，邓小平是中央军委主席，赵紫阳是中共中央总书记兼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按照中共“党指挥枪”的原则，中央军委要调动军队，应该得到中共中央批准；按照中共“集体领导”的原则，军委主席调动军队，最起码应该知会军委第一副主席。难道，为了避开赵紫阳，邓小平不惜撒谎、装病、置国家脸面于不顾而闹出外交丑闻，也要秘密调动军队？难道，在一九八九年四月底到五月中，邓小平事实上是策划并进行了一场军事政变？反正，结局很清楚：通过戒严，邓小平打倒了赵紫阳，也打倒了赵紫阳“在民主与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的主张，并最终悍然对和平抗议的民众实行了血腥的武力镇压。
结语：
通过以上分析，邓小平的“失踪”证明：在极权体制下，当最高掌权者可以凭一己之意志调动军队、压制异见、颠覆规则，那么所谓“党指挥枪”、“集体领导”，不过是块遮羞布。一九八九年的这段空白，终将被历史铭记：极权并不是在那里停顿了，而是中国民主希望被血腥镇压的关键前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