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现在没有钱，就尽量不要去吃地摊，现在地摊东西比店里要贵好多。我刚刚去问了一个炒饭多少钱？他说10块钱；我记得我在店里面买炒饭的话，大概7块钱到8块钱一份。
我又问了一个肉夹馍，我说你这肉夹馍多少钱？他说12块钱一份。我的天哪，我在塔丝店买肉夹馍，好像也就9块9一个。难怪现在好多人讲，你以为他们摆摊是要养家餬口，实际上他们是要买车买房。”
“以前我们都是没钱吃地摊，现在是没钱吃不起地摊。我发现现在的地摊小吃真的是越来越贵了，动不动就是12、15、18一份的小吃。
为什么我们会觉得地摊小吃会很贵呢？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对于小吃的定位，它只是一个我逛公园累了渴了，然后买点什么，吃一吃、喝一喝。还有这个地摊小吃价格是上去了，但是它份量可能一点都没有上去。包括我前文提到的就是说的，我去买橘子买花生还少称，而且前几天我去买个鸡爪，两个鸡爪十块钱，我就是真的觉得很贵啊！咱们的经济已经已经发展到这样了吗？”
“以前就是随便炫、随便造的平价小吃，感觉现在我都要吃不起了。以前兜里你要是能揣20块钱，那大街小巷真的是横着走；现在随便进一家小店，随手拿两样结帐，那一刻真的感觉心都在滴血啊。我真就想问一问，就现在这些日常的美食，为啥涨价速度这么快呢？已经远远甩开我们的工资了。”
“今晚我就买了这个卤味，一个鸭头，还有两三个爪，还有一个土豆，居然要花27块钱！那三个爪应该差不多，应该有12块钱，加个鸭头，一个鸭头要10块，一个土豆差不多要5块。但是在超市里面的话，一个土豆成本价可能也就一块钱都不到，鸭头的话，去买绝味鸭脖可能都没有那么贵。”
“几乎所有的路边摊已经不值得我们去消费了，不管是路边的烧烤小吃，还是奶茶果汁。曾经认为这些小摊不需要房租，省了店铺各种费用，减少大量商品成本，价格会很划算；但现在的情况是，他们在不保证质量卫生的前提下，卖的比商铺还贵。”
今天，我们来聊一个看似微小，实则正在让所有中国人肉疼的话题。最近有网友发帖问：“现在有什么东西，贵到不值得买了？”在成千上万条令人窒息的留言里，有一个高赞答案，竟然是，路边摊。
有网友吐槽，18元一杯、半杯都是冰且口感平庸的手打柠檬茶，35元一块、份量塞不满牙缝的提拉米苏，甚至在某些城市，有人吃出了一碗106元的“天价麻辣烫”。曾经代表着平价、深夜慰藉和底层生命力的路边摊，如今却摇身一变，成了全网讨伐的“钱包刺客”。很多人都在感慨，以前摆地摊是为了养家餬口，现在摆地摊是指望一夜暴富。
要知道，传统的街头摆摊，其核心商业逻辑是“薄利多销，做长久街坊生意”。过去的老板哪怕在寒风中蹬着三轮车，也愿意为了多加几根豆芽、给熟客抹个零头而维系人情。因为在那时，哪怕要和城管进行你追我跑的“猫鼠游戏”，摊主对自己的小买卖依然有着长期的自主预期。
但现在的摊主，面临着极高的心理不确定性。今天的政策高喊“地摊经济”、“人间烟火”，明天可能就会因为一次“文明城市检查”而将所有摊位连根拔起。对于摊主而言，这个摊位能摆三个月还是半年，全看行政权力的脸色和地方政策的风向。
当一个人失去了对未来的“长期主义预期”，他的经营行为就会瞬间走向极端。他们不再考虑回头客，也不再顾及口碑。在有限的、随时可能关闭的政策窗口期内，他们最理性的选择就是用最快的速度把前期的设备成本、研发费用和入场费赚回来。
另外，仔细观察如今的文创夜市，那些下场摆摊的年轻摊主，很多根本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餐饮手艺人”，而是带着自媒体逻辑思维的“产品经理”。在全员自媒体、流量即生意的当下，平庸在网际网络上等于慢性死亡。
如果一个摊主老老实实卖一个5元的普通烤红薯，哪怕味道再好，在网络上也掀不起任何波澜。但如果他将红薯裹上麻薯和芋圆，装在精致的塑料盒里，改名叫“爱马仕烤薯”并标价25元，情况就完全不同了。这种不合理的高价本身，就具备了极强的“争议性”和“话题度”。有人骂它贵，有人拍视频吐槽它，流量的雪球也就滚起来了。更重要的是，高价在主观上成为了小贩筛选受众的工具。
还有一种动机则是揭示了当前底层经济生态中最残忍的真相：摊主特意标高价格、做高流水，真正的目的根本不是卖小吃，而是为了割那些想跟着他摆摊的“韭菜加盟商”。
只要你在短视频平台上搜索摆摊，就会看到铺天盖地的财富神话。
“现在抖音平台上或者其他的网际网络平台上不管摆摊卖什么的，他们的生意都很好，都很火爆。排队里三层外三层的各种卤菜啊、泡煮啊、凉拌菜啊，杂七杂串、臭豆腐生意好的是不得了。
然后呢，很多博主就告诉你，我是一个宝妈，今天背几百块钱的成本，咱们出摊看一看能卖多少钱。然后呢，出去转一圈，现场拍拍视频，今天三个小时就卖个3000、5000块钱，三个小时就能给你半个月的工资。这么老掉丫的套路，还有人相信评论区全是求带求带求带。”
这个链条的隐秘背面是，那些高昂的定价和虚假的繁荣，多是机构精心设计出来的脚本。队伍里站着的可能是一天拿几10块钱的群演，甚至连买货后的付款截图也是左手倒右手的作假。
摊主之所以特意把单价标得高高在上，是为了在镜头前向观众展示一个极其诱人的毛利率。一杯成本1块钱的柠檬水，标价18元，只要展示一天能卖500杯，就能在短视频里算出一天营业额近万元、月入10几万的“神话”。
这些摊主真正的盈利模式，是吸引那些失业、焦虑、手里攥着最后几万块赔偿金，急于寻找生活出路的年轻人。当这些天真的年轻人跨省拜师，奉上3000元到10000元不等的“学费”、“秘方费”之后，等待他们的往往只是网上随便就能搜到的廉价配方。而当他们想退费时，师傅只会甩下一句“每个人经营情况不一样”便拉黑了事。
与此同时，也有分析认为，现在中国的路边摊之所以贵到离谱，是因为背后的“权力黑手”，已经把刀架在了摊主们的脖子上。这是一场披着市场外衣的、中共对底层民众的精准剥削。
要知道过去中国的路边摊，其背后是老百姓野蛮生长的生命力。那是20世纪80、90年代，中国经历“民工潮”和国企大规模下岗潮。数以千万计被体制抛弃的农民工和下岗工人，为了活下去，用一辆三轮车、一个煤气罐，在商业区和高校旁，靠着“低价”撑起了大半个中国的底层就业。
那时候的地摊平价也能吃好，是因为那时候没有沉没成本。没有地租，没有管理费，照明靠的是城市的公共路灯。它属于最轻盈的商业形态，虽然处于权力的灰色地带，但中共的权力触角还没有完全把这块“油水”榨干。
然而，2020年以后，所谓的“地摊经济”被政策松绑。紧接着，文创夜市、商场外的小吃街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看起来，摊主们不再需要和城管斗智斗勇了，餐盒统一了，桌椅整齐了。但代价是什么？是无孔不入的行政收割。
为了进入一个所谓的规范化市集，摊主必须支付高昂的摊位费、水电费、卫生费，甚至还有名目繁多的入场费和押金。在许多城市，一个两米宽的摊位，月租金竟然高达几千甚至上万元。
“以前的路边摊啊，推个小车，哪人多往哪儿去，成本就只有原材料。可现在不一样了，全都搞统一管理的夜市划片区收摊位费；杭州武林夜市的普通摊位，一个月就要两千八，仓库另算，加班营业还要额外的服务费。更夸张的是，海南白沙门夜市小吃摊入住要交二点八万的押金营收，还要被抽成18%到21%；还有层层转包的最后落到摊主头上换入场费，一个月大几千就没了。你想想啊，摊位没开几千块的硬成本就背在了身上，可能不贵吗？”
发现问题的根源了吗？中共的城管不追赶摊贩了，不是因为他们变仁慈了，而是因为体制发现，把摊贩“圈养”起来收租，比在大街上追赶更能榨出油水。
过去不需要承担地租风险的个体户，现在一开门，就背负着地方政府和物业联手施加的重税与重租。而在长达几年的经济倒退和消费降级下，中国餐饮行业早已卷成了血海。
这一切悲剧的根源，是中共数十年来对中国传统文化、核心价值观以及民间自发秩序的彻底摧毁。为了看清这一变异的过程，我们不妨将视线投向一水之隔的台湾。
很多去过台湾旅游的朋友，都会对那里的夜市文化流连忘返。台湾的士林夜市、饶河街夜市、逢甲夜市，许多摊位都是两代人、三代人守着一个狭小的空间，几十年如一日。摊主和食客之间像熟稔的老朋友一样打着招呼，价格公道，童叟无欺。为什么同样的夜市形态，在台湾可以传承百年，成为充满人情味的文化品牌，而在中国大陆，却迅速异化为割韭菜的温床和刺客横行的秀场？
因为健康的夜市繁荣，靠的是民间的自发秩序，而这种秩序拥有三个坚实的支柱。
首先是熟人社会的长期信任。台湾的摊主在同一个社区里扎根，低头不见抬头见，声誉就是资产，没人敢做“一锤子买卖”去杀熟坑客。其次是同业工会的民间自治。台湾夜市背后通常有健全的摊贩管理委员会。组织由摊贩自发选举产生，自行制定卫生标准、管理出摊秩序，这种自治组织天然具有免疫机制，能主动淘汰投机者和骗子。最后是传统道德与信仰的敬畏。台湾的夜市附近往往伴随着香火鼎盛的庙宇，比如基隆庙口夜市。商贩们普遍信奉神明，秉持着“举头三尺有神明”的传统价值观。在他们眼中，做生意要讲究“商德”，用了“科技与狠活”或短斤缺两，是要折损福报的。
然而，这三种维系民间经济健康的支柱，在今天的中国大陆已经荡然无存。中共为了维持其绝对的独裁统治，几十年来干的第一件事，就是将中国传统社会里所有的宗族、公会、同乡会和独立教会连根拔起。在今天的中国，民间没有任何合法的、独立的自治组织。社会被彻底“原子化”，每一个人都被孤立成一个脆弱的原子，直接面对庞大、冰冷且暴虐的权力。当民间自治被消灭，传统的道德信仰被批倒批臭，人和人之间最基本的信任资产就彻底破产了。在缺乏信仰的废墟上，唯唯物主义和极端功利主义野蛮生长，地摊经济自然从一种“社区互利服务”退化成了纯粹的“短线丛林掠夺”。
在当前的经济环境下，由于地方财政入不敷出、房地产崩溃、地方债高筑，中共的权力触角开始疯狂地向底层民间榨取油水。这种对民间自治的抹杀和行政权力的贪婪，直接导致中共在城市管理上永远陷入一个极其弱智且无解的死循环，那就是“一放就乱，一管就死”。
当宏观经济不行了、青年失业率爆表了，中南海的官老爷们一拍脑门，开始高喊“地摊经济”与“人间烟火”。可政策一放开，由于没有民间公会的自治和道德约束，各种牛鬼蛇神、骗子瞬间涌入市场。底层为了抢夺地盘大打出手，社会乱成一团，这便是“一放就乱”。而看到乱象频出，或者地方官僚发现里面有油水可捞了，官老爷们又一拍脑门，开始搞“文明城市”或“规范化集市”。他们动用行政权力强行收拢，圈地收租，雁过拔毛。结果，那些真正老老实实想靠手艺养家餬口的小贩，直接被高昂的体制成本活活逼死。能活下来的，只有那些把成本转嫁给消费者的“天价刺客”，或者是雇人排队的流量骗子。
这就是今天中国路边摊的真相，是一场被权力榨干、被资本碾压、被互害思维充斥的畸形秀场。当一个社会的价值观沦落到全面“诈骗化”的时候，这个国家的经济根基与道德底线，其实早就已经烂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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