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杀戮（图片来源：网络图片）
【看中国2026年5月30日讯】历史事实和大量学术研究显示，共产政权国家的每一场运动常常伴随着可怕的政治暴力与“集体杀戮”（包括国家恐怖、清洗、镇压、强制劳动、饥荒导致的大规模死亡等），半个多世纪前发生在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也不例外。
然而，“文革”时期的极端暴力与“集体杀戮”，是一段极力被掩盖和扭曲，世人所普遍忽视的历史。
近年来，随着文革资料的收集和研究的深入，这一段鲜为人知的“集体杀戮”历史也开始浮现出来。
这些研究不仅对文革时期的死亡人数有了更接地一些的估算，更有助改变人们对文革的一些错误认识：文革时期造成死亡最多的不是人们最熟知批斗，而是基层发生的血腥的“集体杀戮”。
今年是中国文化大革命发起六十周年，结束五十周年，BBC中文特别采访了宋永毅、苏阳与程映虹三位学者，对此现象深入解读。
其中宋永毅认为，文革不太可能重现，但作为一种极端的政治文化，文革仍在进行。苏阳则说，人们要时刻警醒。
文革中至少爆发11起“集体杀戮”
谈起文革中的暴力，文学影视作品中通常出现的是文革红卫兵和造反派的批斗场面。然而这些年随着文革绝密档案的公开和研究的深入，一些海外华人学者发现，文革时期大部分死亡并非源于批斗，而是至今被中国政府的竭力掩盖的“集体杀戮”，而这种杀戮往往发生在基层和农村。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荣休教授、文革研究学者宋永毅介绍说，过去十几年，一些机密档案和“集体杀戮”资料陆续被带到海外，公之于众，如广西文革和湖南道县的机密档案，以及像何清涟、遇罗文、谭合成、郑义、启之等人的调查报告和民间记录。
2016年和2017年，宋永毅、程鹤和他们的团队收集整理、编辑的广西文革机密档案及续编、湖南道县及周边地区文革大屠杀机密档案等资料，包括《中国当代政治运动史数据库》陆续出版，文革中的大屠杀才逐渐为世人所知。此后不断有新的历史资料出现，证明文革中的大屠杀事件的存在。
据1984年广西自治区“处遗办”的统计，全区有名有姓的死亡人数为8.97万人，官方核实武斗致死仅为3,000至4,000人左右，约95%以上的死者是在非武装冲突状态下，被“有组织、有计划、有领导地打死和枪杀”的，这也是广西文革屠杀的最显著特征，也是文革时期“集体杀戮”的最典型代表。
目前鲜有声音质疑这些民间史料的真伪。
最令人震惊的是在武宣、武鸣等县发生了非饥荒背景下的“人吃人”现象，全广西约有30个县市发生过此类事件。官方机密档案《广西文革机密档案资料》中记录有名有姓或有统计的被食者至少有302人；另有民间调查，指有名有姓的被害人为421人。
参与食用或杀害后剖腹取肝的人数估计达数千甚至上万人。然而官方的相关调查和统计，始终处于保密状态。
宋永毅说，文革中这样的大屠杀至少有11起，大约分为三类，第一是军队对平民的直接杀戮，如青海军区1966年2月23日对占据了《青海日报》的“818”造反派的剿杀和1975年春昆明军区对沙甸回民的“平叛”。
第二种是阶级灭绝式杀戮，由基层的武装部军人、党组织、基干民兵对所谓的四类分子及其子女的屠杀。
第三种主要针对少数民族，如内蒙古借深挖“内人党”对成千上万蒙古族群众的残害便是典型。有时，这三种类型也混合出现，宋永毅说。
就源发性而论，道县的事件爆发的时间较早，在1967年8月。而广西、内蒙等地的大屠杀一般要到1968年中才大规模地发生，他解释说。
对农村非正常死亡的估算
斯坦福大学社会学系魏昂德（Andrew G.Walder）教授带领的学术团队也建立了“县志数据库”（1998-2010），通过对2200多本地方志进行大规模的量化处理，建构大规模的数据库，揭示了文革动荡在全国的时空演变，成为研究文革基层政治暴力的基石。
加州大学尔湾分校教授苏阳当时师从于魏昂德，他不仅是这个数据库最核心的成员之一，更是最早利用数据库资料对文革进行研究的学者之一，其成果便是享誉学界的《文革时期中国农村的集体杀戮》一书。
苏阳利用1530本县志和大量的田野调查和采访，分析了广西、广东、湖北三省的农村“集体杀戮”的动态过程与发生机制。
苏阳说：“县志由地方政府编撰，并且由官方出版的。所以其中有关文革暴力的记录偏于简略，甚至隐瞒。即便如此，根据广东、广西两省的县志整理出来的图景，还是触目惊心。”
通过数据和统计模型进行文革研究的一个优势是可以更精准地对“集体杀戮”进行描述。如其中一个广为人知的成果便是对文革死亡人数的估计。
文革死亡人数，一直有两个广为流传的说法，一是当时的中共中央研究室1984年编写的内部资料估计，文革十年非正常死亡人数为172.8万；另一个经常被引用，是时任中共领导人叶剑英的说法，称文革中超过2000万人非正常死亡，受政治迫害人数超过1亿，叶的说法却无从通过官方途径考究。
基于1,530本县志中提供的资料，苏阳和魏昂德教授估算出，文革中农村的死亡人数介于492,000至1,970,000之间。基于2,213个县市志，魏昂德又估算出1966-1971年间死亡人数约110万至160万，直接政治迫害受害者约2,200万至3,000万。
同时，来自这些县志的数据也清楚地显示“集体杀戮”。曾席卷全国，尤其是广西省和广东省。
在这两个省份，超过半数的县曾发生过“集体杀戮”。县志中显示的“集体杀戮”的时间点也可以推断出文革中绝大多数的死亡是由于杀戮而非批斗或武斗导致。
谁该为“集体杀戮”负责
宋永毅说，发生在中国文革中的这十多起大屠杀惨案无一不是各级国家机器行为。这一点并不难理解，因为共产中国是一个高度集权的国家。“在文革中，凡动用一个排以上的兵力都必须有中央军委甚至主席毛泽东的亲自批准。如中共党内关于广西大屠杀的机密文件也承认，广西杀人多是有领导、有计划地进行的；杀人多是在非武斗情况下，被个别或集体加害的。”
“当然在每一个集体杀戮事件里，施害的国家机器的级别层次和它们发挥的功能稍有不同，有的是直接策划和组织，有的是积极参与，有的则是纵容预设，”宋永毅说。
他说，哪怕是广西文革中出现的“人吃人”的狂潮，根据机密档案的记载，绝大部分的“吃人案”不仅是代表中共国家机器的那些人的亲力亲为，还是他们推波助澜的直接后果。对“人吃人”风潮的间接支援和直接纵容还来自权力的更高层面。
“尽管毛泽东和中共的领导集团从没有支援过吃人，甚至也有过反对极端暴力的指示，但是他们仍难辞其咎。”
与宋永毅从国家政策、高层政治角度分析文革“集体杀戮”不同的是，苏阳则选择从“社区视角”更为动态和微观地看文革时期的“集体杀戮”——来自国家的支援，如何使得普通人成为杀人者？“集体杀戮”为什么会在那个时间那个地方发生？
苏阳认为，这些“集体杀戮”事件是在特殊情境中出现的，而不是预先策划的结果，国家政策的影响是间接的。
“我提出的社区模型，也就是没有中央政府明确的灭绝政策的条件下，灭绝杀戮仍然可能发生了，即所谓邻居杀邻居的现象。这一点，文革农村的‘集体杀戮’体现得明显。延依此模型，进而可以对历史上的重大屠杀事件找到新的发现。”
他说，比如在希特勒的德国，很多迫害和杀戮，其实不是国家组织进行，而是公民自发而为。卢旺达的屠杀虽然有政府号召，其实施过程也发生在基层社区里，邻居扑向邻居。
在具体分析广西和广东两地的“集体杀戮”的发生机制时，苏阳指出，文革时期，划分阶级敌人、激励潜在的行凶者以及法律解体，几乎是一个全国普遍现象，也是从1949年中共建政之后就不断推进的进程。
他说，比起其他地方，广西省和广东省还有两个其他省份没有的进程，一个是独特的移民历史，这使得两省人沉浸在浓重的宗族认同和相互竞争的文化之中，这一点为其他进程的发挥提供了强大的基础；另一个进程便是两省显著且深入的“战争状态的建构”，派系间的暴力事件在这两个省延续时间尤其长。
为了结束暴力局面并加速新的省政府权威的建立，国家高层领导认可并强化了处于领导地位的派系编出诋毁对手的阴谋论，这大大激化了运动进入“战争状态”。这也是为什么这两个省的集体杀戮尤为骇人的原因。
土改模式与“指标杀戮”
对新中国历代政治运动进行了专门研究的宋永毅发现，文革时期的“集体杀戮”与土改时期的政治暴力极为相似。他说，毛泽东依靠政治运动治国，但是对大规模的法外的“集体杀戮”，毛策划、参与并采取了纵容态度的却只有两个，即作为毛时代开端的暴力土改运动和作为毛时代最后一场政治运动的文化大革命。
“如果我们对这两场政治运动中的大屠杀做一个粗浅的比较研究，便会非常清晰地发现两者在源流、对象、形式、方法等方面的血脉相连和惊人相似。”
和土改一样，文革中最大规模的几次“集体杀戮”如北京的“大兴惨案”、湖南道县的大屠杀事件、湖南邵阳的“黑杀风血案”、广东和广西的农村大屠杀以及江西瑞金的“民办枪毙事件”都发生在中国农村，都形塑于土改模式，他说。
特拉华州立大学程映虹教授则将文革时期的“集体杀戮”视为对“指标杀戮”的失控。
据宋永毅的数据库里的档案《毛泽东对镇反杀人比例的指示》记载，1951年4月20日，毛泽东给中共中央西南局发电报，对当时的镇反运动（即镇压反革命运动）下达明确的指示：“关于杀人比例，中央二月会议确定为千分之一，先杀一半，再看情形办理。现在西南已达到这个千分之一，中南和华东有些省份也已达到千分之一，有些地方甚至超过了千分之一。看来，要解决问题，华东、中南、西南这三个地区都必须超过千分之一，但也不宜超过太多。”
程映虹指出，镇反运动中出现“千分之一”这个比例和指标，像幽灵似的出现在新中国的早期的政治暴力中。按指标杀人，并不新鲜，在苏联时代就有，但斯大林镇压配额的计算并非完全由中央凭空捏造，而是通过一种“自下而上申报、自上而下核准”的互动机制、极其冷血地计算出来的。那么，中国“千分之一”从何而来？
1925年底至1926年初，毛泽东先后发表了三篇文章《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和《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于革命前途的影响》。
程映虹说，他发现1920年代中期毛泽东文章中指出的中国农村“极端反革命分子”的人口比例，与1950年代初全国的处决指标完全一致。
然而吊诡的是，这三篇文章仅有《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于1951年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但经过大幅删改，尤其是删除量化人口比例数据。另外两篇长期未收入《毛泽东选集》；其中《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于革命前途的影响》迟至1993年才收入《毛泽东文集》第一卷，而《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在官方正式选集与文集中始终未全文收录。
程映虹说，毛泽东早期高度量化的阶级分析在1949年后全部消失，然而其量化思维却贯穿在新中国的政治运动中。
“当时没有任何机构展开过全国性的人口结构调查，毛泽东的这些数据从何而来？可能是毛泽东出于某种原因没有注明某些资料来源，更有可能的情况则如几位历史学家所推测的那样，即这些数据是毛泽东根据当时常识做出的估算，”他说。
程映虹说，这种量化模式不仅大大减轻了杀人者的道德压力，更是成为一种隐形的“政治公式”，似乎杀戮成为实现某个政治目标的必要手段。
“对于许多原本对杀人犹豫不决的党国基层干部来说，指标进一步使他们对已被党的意识形态正当化的谋杀行为变得麻木，同时也使他们的任务变得比执行那些强制性却往往措辞模糊的命令更加机械和简单。”
从这个意义上说，指标在最初可能被一些人视为压力，但后来却被他们带着解脱的心情接受，他说。
程映虹说，随着时间推移，地方干部的狡黠和政治精明不断增长，几乎没有任何记录显示省级及以下党组织“浪费”了指标或控制数位。相反，他们甚至主动要求增加额外指标。
此后的政治暴力与“集体杀戮”，可以看成是“指标杀戮”的延续，或是彻底失控，他说。
“毛时代的普通人”
从社区视角研究集体杀戮的苏阳认为，“集体杀戮”是国家动员与崩溃共同作用下的结果。由于国家结构无法统合各社区，使得地方性动员和崩溃在社区中的效果各有不同，这就可能导致社区在地理位置和组织层级上离中央越远，越有可能经历权威的崩溃并按自己的方式进行地方性动员，也越有可能发生“集体杀戮”事件。
宗族归属强并伴随地方性的跨宗族冲突（尤其是客家之间）且缺乏少数民族的地方，更易发生“集体杀戮”，他说。
苏阳说，在官方公布的资料，比如县志，几乎没有任何行凶者的资讯。
在他进行的大量的田野调查和访谈，以及他人的报告访谈中，一些幸存者、受害者的家人以及退休的干部提供了相同的答案——地方干部和民兵对“集体杀戮”负有直接责任。
苏阳把集体杀戮的参与者分为三种，一是授权者，即那些有可能也有能力阻止杀戮发生却选择对此视而不见的上层领导；二是召集人，即当地作出杀人决策的官员，主要是村或者乡镇的领导，通常由他们来选择受害者，然后组织安排杀人事件，在一些个案中，县级领导也会参与其中；最后便是少数干“脏活”的人，通常都是民兵中的精英，不仅包括那些殴打、射杀受害者的人以及那些直接下令实行杀戮的人；还包括那些在暴行中进行协助和教唆的人，没有他们，事件也不可能发生。
苏阳说，这三种人全部都是“毛时代的普通人”。
“普通人”的概念来自德国二战种族大屠杀的研究。此处“普通”指没有心理毛病，居家过日子的人。
但苏阳说，这些“普通人”和其他大多数的普通人还是有着显著区别的。首先，他们都与国家有着联系，有的是地方干部、民兵中的精英，有的则是上层的官员。其次，他们的个人履历证明他们对毛的阶级斗争理论有着深层的意识形态信仰。
第三，虽然缺乏广泛的证据，但一些杀人者似乎受心理因素困扰，这可以从他们杀戮特别弱小人群的意愿以及有时显示出的异乎寻常的残酷看出。
文革会否再来？
今年是文革爆发六十周年，结束五十周年，文革是否再来却成了近几年的热门话题。
宋永毅说，文革是一场持续了十年的大政治运动，可以说穷尽了一般政治运动的所有模式和特点。对以后的政治运作方式和参与者的思维方式产生影响是必然的，甚至89年天安门运动的参与者中有不少其实就是当年的造反派。
“如果我们说，文革作为一场针对官僚阶层的群众运动，那么我认为文革不太会重演。但如果把文革作为一种极端的政治文化，那我认为文革是现在进行时，尤其是天安门还挂着毛泽东的画像，依旧阴魂不散。”
对比世界上其他的屠杀，侧重研究“集体杀戮”过程和多重机制的苏阳提醒，大屠杀和“集体杀戮”，虽然罕见，但却是反复出现的现象，而非历史上的孤立事件。
即使在同一国家政策下，不同社区的暴力程度、参与模式差异巨大，受地方领袖、社会网络、机会结构、与中央控制的隔离度等影响，普通人也可以成为加害者。
“人类需要时刻警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