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故事——五十二次列车（图片来源：AI制图）
又到了母亲节，这是93岁老母亲仙逝后迎来的第一个母亲节。
母亲一生勤奋持家、任劳任怨、与世无争，一生最大的遗憾莫过于心爱的大儿子未能平安陪伴她，大哥的英年早逝，曾令父母痛心疾首，十几年过去了，只要一提起大哥，老妈就会红了眼眶。
大哥生不逢时，曾作为“老三届”中的一员，挤进了中共治下最不幸的一代人。
大哥1954年出生于上海。那时家境尚好，从小有保姆照看，大哥长得英俊，又总爱笑，从小便讨人喜欢，亲友们都说，他是爸妈心里最宝贝的孩子。
他自小学起便迷上了小提琴，经常自己练习，后来成了学生时代最大的爱好。
然而，刚进中学，文革便爆发了。
学校不再是课堂，而成了批斗“反革命”的战场。一场政治运动，将几千万年轻人卷入动荡与混乱。随后，毛泽东又大手一挥，要求中学毕业生“上山下乡”，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说得好听，其实就是把整整一代年轻人流放到边远地区，却被宣传成“一片红”。
1970年，刚中学毕业的大哥突然兴冲冲地回到家，胸前还别着一朵大红花。他告诉爸妈，学校给了两个去向：黑龙江农垦或甘肃玉门油田，他选择了后者。
“妈妈，我不想去当农民。玉门油田总比种地好吧？油田都在学大庆呢。”大哥说道。
爸妈当场脸色惨白。
那是我第一次看到爸妈露出绝望的神情。作为国家干部，他们太清楚甘肃玉门是什么地方——那是遥远荒凉的边陲。
是鸟飞绝、人烟稀的苦寒之地。
上海长大的孩子怎么能够承受那样的苦？
可他们再明白，也无力替儿子逃过这一劫。
刚过完年，十七岁的大哥背上行李第一次离家。
那一天，和无数毕业生一样，他在上海火车站与父母告别。孩子们还天真地编织着远方的梦想，心痛不已的家长们则强迫自己相信，党会“无微不至”地关怀这些年轻人。
那个年代信息极度封闭。别说两千多公里外的玉门，人们甚至对百里之外的世界都所知甚少。大人和孩子一样，只在古诗中知道“春风不度玉门关”，却不清楚新中国的玉门究竟是个什么模样。
临上车前，大哥还很自信地笑着替母亲擦去眼泪。
后来，家长们终于从零星信件里，对玉门油田的生活有了令人发抖的认识。
大哥是个乐天派，或许为了不让爸妈担忧，再苦的日子，经他一说也像笑话。他在信里很少抱怨，更多是关心父母和弟妹，但字里行间依旧掩盖不住物资匮乏带来的困苦。
玉门几乎见不到荤腥。食堂里若能出现鸡蛋，便算特大喜讯；水果更是稀罕奢侈品，一年之中难得分派几回。配给的大米不够吃，就只能靠粗粮充饥。
那是一种粗粮做的面条。按大哥的话说，那叫“钢丝面”——咬都咬不断，什么形状吞下去，什么形状拉出来。
那段岁月，每逢周末或节日，家里多烧几个菜，母亲端着饭碗便会发呆。她总忍不住想：远在玉门的儿子，此刻正在吃什么？
全家天天盼着大哥探亲假早点到来。
两年后，政府终于恩赐了两周探亲期。
可当年轻人重新聚集在上海火车站，再次踏上返回荒原的列车时，幻想早已消失殆尽。
那趟从上海开往乌鲁木齐、途经甘肃玉门的五十二次列车，当年被称为“中国第一号强盗车”。
返程的知青们为了带够生活用品和食物，人人行李超重超多，站务人员同情这些孩子的遭遇，不加阻拦。为了抢行李架，车厢里几乎处处在打架，叫骂声、哭喊声乱成一片。女孩子们尤其凄惨，死死抱着父母痛哭。
随着三声汽笛长鸣，火车缓缓启动。
车厢里、站台上，震耳的哭声瞬间连成一片。无数双手在空中挥舞告别，无数双眼睛绝望地望着自己的骨肉，被送往遥远荒原。
没人愿意去，可谁又能不去？
那种惊天动地的悲哀，只要见过一次，终身都不会忘记。
从那以后，大哥和所有年轻人一样，除了劳改般的繁重体力劳动，面对的便是寸草不生的荒野，以及永无尽头的孤独。
他与很多人一样，只能靠劣质烟酒打发时间。当地只有一种烈酒，以及玉门牌香烟。
有一年，据说一些年轻人偷偷捕捉油田里的肥老鼠充饥，结果让几乎绝迹的鼠疫重新爆发，死了很多人。军队迅速封锁疫区，用稻草建立隔离带，甚至做好了彻底毁灭失控区域的准备。
大哥所在区域因封控较早，侥幸逃过一劫。
后来他说，当时人人都紧张得不行，当局警告不准透露任何消息，所有信件都被禁止寄出。究竟有多少地方遭到彻底封锁处理，至今仍是谜。
十四年后，玉门油田终于传来一个“特大喜讯”——井枯油干了。
疲惫不堪的人们开始向其他地区迁移。
按照邓小平时期的政策，只有单身知青可以返回原籍。但那时，大哥已经与一位来自北京的女知青结婚，于是失去了回上海的机会，只能调往河南濮阳的中原油田。
1989年“六四”之后不久，单位原本安排我去北京出差，后来临时改成了郑州军区医院。
公事办完后，我决定顺道去一趟中原油田看看大哥。
从郑州到濮阳，大约三小时长途车车程。
一路尘土飞扬，新修的国道两边尽是农田，却看不见多少庄稼。很多光秃秃的地里，竖着巨大的牌坊，上书“毛泽东视察田”。
可惜，党魁的“关怀”并没有改变当地人的命运。
那里的贫穷落后，简直超出我的想像。若不是亲眼所见，我根本不相信中国竟还有如此困苦的地方。
沿途能看到的房屋，大多是泥墙草顶。有些泥墙里还镶嵌着颜色不一的酒瓶，在阳光下发出微弱光亮。
而零星几栋像样的砖房外，往往刷着巨大的革命标语，估计是村干部的住所。
许多老人坐在泥墙边发呆。
旁边的孩子几乎一丝不挂，有些女孩看上去已有七八岁，却全都神情麻木地望着国道上的货车。
我无法想像，她们脑海里究竟在想些什么。
公车曾在一个小镇短暂停靠。
小镇上的长途客车（图片来源：AI制图）
我刚下车，一群孩子便围了上来伸手乞讨。那些孩子衣不遮体，灰头土脸。我给每人分了一点钱，他们顿时高兴得不得了。
对车上其他人来说，这种景象早已司空见惯。可对我这个上海人而言，那是人生第一次如此近距离地看到中国农村的贫穷。
相比外围地区，中原油田已经算是“天堂”。
大哥带我四处参观。他说，这里比玉门好太多了，至少能像个人一样活着，可当地农民依旧穷得可怕。
他指着几座露天茅房说：“那些砖墙只要没人看，晚上就会被附近农民拆光，搬回家盖房子。”
生活条件虽然改善了，但烟酒已经成了大哥摆脱不掉的习惯。
2002年，我回国探亲，再次见到大哥时，他已经苍老得惊人。
不到五十岁，满头白发，脸色蜡黄。
我问他是不是身体不好，应该去医院检查。
他却笑着说，没什么奇怪，很多曾在玉门工作过的人都患上了重病。他觉得，也许是长期恶劣环境、情绪压抑与饮食问题积累的结果。
“一起从玉门过来的两个同事，都查出癌症了。治到倾家荡产，最后还是走了。不知道有病最好。”大哥说：“顺天意吧。”
那时，中国改革开放正轰轰烈烈进行，企业大规模“减员增效”，大量职工被迫下岗。
大哥刚满五十岁，单位愿意拿十万元买断工龄。
那年月工资还不到三百元。十万元，简直像天文数字。大哥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在他看来，政府已经“太慷慨”了。只要女儿考进上海读大学，全家便能回到上海，至少还有十万元作为安身费。
谁知后来中国经济飞速增长，工资翻倍，物价也不断上涨。当年如同天文数字般的十万元，没过几年便不再显得那么惊人了。
大哥还没熬到退休年龄，十万元便所剩无几。他这才痛骂自己又被骗了，可领导说，是他自己选的。
“当初真不该买断工龄，”大哥说。
可后悔也已经晚了。
2010年夏天，突然传来大哥患癌的消息，爸妈悲痛欲绝，就像天要塌下来。
但大哥拒绝手术，他说，不能临走还给妻儿留下一大笔债。
“小弟呀，他们想安排我去北京治疗，至少要二十万。见鬼吧，我宁愿不治了。”
那是他最后一次和我长谈。
几个月后，大哥在濮阳默默离开了人世。
自从当年远赴玉门之后，爸妈最大的愿望，就是有一天，大儿子能够回上海，陪他们终老。可他们最终等来的，却是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悲剧。
如今，九十多岁的父母也相继离世，与大哥团聚了。
这一回，大哥终于不用再去远方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