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妈广场舞。（图片来源：Getty Images）
在中华五千年的传统文化中，母亲代表着慈爱，在家庭中以实际的身教、言教将温良恭俭让等优良品德代代相传，当然也是家庭教育的中心。然而，今日中国街头随处可见在公共场合大声喧哗、抢物资，甚至在烈士陵园大跳“鬼步舞”的“大妈”......在海外的华人聚集处、中国人爱去的旅游景点，这类奇形怪异的行为也并不少见。
这并非是年龄产生的自然代沟，背后实是一场跨越半个世纪、由中共一手导演的“人性异化工程”。
断根 从“不爱红装爱武装”开始
中共宣传女权运动的本质并非赋予女性权利，而是将中国人伦的最基础的单元——家庭转变为“国家所有制”。一份大跃进时期的党内内部会议记录（1958年某省委扩大会议），当时的干部明确表示：“只要女人还围着灶头转，她们的心就在丈夫和孩子身上，而不是在党的炼钢炉旁。要让她们出来工作，必须先毁掉她们的厨房。”
中共夺权后首要任务就是破坏家庭结构，以“狼性”取代“人性”。文革期间，中共还大力提倡“不爱红装爱武装”，鼓励女性参与暴力斗争，煽动花季少女去亲手殴打老师、批斗父母。
在中共的宣传史料中，“妇女能顶半边天”被誉为“进步”的里程碑。一份50年代末期的党内宣传手册草稿，内容明确要求“破除小资产阶级温情主义”，将女性从家庭中拉出，转化为生产线上的机器。文革时期还推崇“铁姑娘”典型。女性被要求与男性一样从事开山、挖渠、炼钢等重体力活。据传当时的宣传部曾有一份指导方针，要求报刊插图中的女性形象必须“去女性化”，即：宽肩膀、粗壮四肢、短发、脸部线条僵硬。这在心理学上是为了抹除女性的自我意识，使其在心理上自认为是“中性劳动力机器”。
此外，长期高分贝的口号宣传，也永久地破坏了那一代女性的听觉灵敏度与说话频率，这或也是今日大妈说话如同“吵架”的根源。
中国大妈大闹机场。（图片来源: 视频截图 看中国TV）
异化 广场舞背后的“集体主义”
中共簒政后推行“公共食堂”强行没收农家的锅碗瓢盆，表面上是“减轻家务负担”，实际上是先要控制物资粮草，从而进一步严密的控制身为人的一切所有。同期的中共党内文献还显示，设立公社托儿所的目的，除了腾出女性劳动力，更重要的是“从婴儿期开始进行党性教育”，切断母子间的深厚情感联系，将母爱转移给“党妈”。
终究说来，现代“大妈”种种令人侧目的行为，本质上是文革“忠字舞”与“集体操”的遗毒，真正的祸源还是来自于中共。中共的统治核心在于“斗争”，它将中国女性从慈爱的角色中抽离，强行灌输党性；当一个人心中只有斗争与生存，不曾受过中华传统礼仪的薰陶和素养，更不具对神佛的一丝丝敬畏的时候，她当然表现就是对他人基本权利的漠视。
不仅如此，传统女性的婉约柔美也被中共斥为封建余孽。在党内文革回忆录中提到，当时的干部认为“打扮就是堕落”，导致这一代女性完全丧失了对优雅的感知，取而代之的是浮夸、高饱和度的色彩与夸张的集体动作。
况且，在中共治下的那几代的人在年轻时就被剥夺了私人空间，所有活动都在“集体”监视下进行，那么晚年执意要跳罔顾他人、超高分贝的广场舞或也是潜意识中对公共资源的补偿性占领。
送菜活动！上百大妈排队2小时只为“一根”这个。（图片来源：视频截图）
对个人尊严的摧毁 中共治下的集体失根
前赵紫阳智囊、旅美学者程晓农直言：这群大妈是典型的“毛泽东孩子”；她们在成长期经历了极度的物质匮乏与精神荒废。退休后的这份疯狂，实际上是为了填补内心的极度不安全感；她们吵闹、插队、占便宜，本质上是文革时期抢粮、抢物资的生存本能遗留。
中共不仅控制土地等有型物资，为了使中国人更易于被控制，中共也用党文化控制人的精神与灵魂——将个人尊严彻底粉碎、将传统家庭的道德防御体系彻底瓦解，于是普通中国人在公共场合行为失范而不自知，女性也不再追求内在的修养与尊严，沉溺于高分贝、吵嚷低俗的集体广场舞。从温婉的江南女子，到如今让人避之唯恐不及的“战斗大妈”其背后的演变还是藏着那支红魔的手。
可悲的是，一份党内社会稳定评估报告中竟还将这群大妈视为“社会维稳的隐形尖兵”，利用她们的吵闹与纠缠来瓦解民间的抗争意志。看来归根究底，也惟有解体党文化、重拾对神佛的敬畏与对中华传统礼仪的追求，中国女性才能找回失落已久的慈爱与优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