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卫兵强迫老教授吴宓跪在石子地上，对其拳打脚踢，即使如此，他仍坚持不批孔子。(图片来源：网络图片)
在中共簒政初期的宣传机器中，闻一多与朱自清被塑造成了“民族脊梁”的典范。毛泽东在《别了，司徒雷登》中亲自点名赞扬朱自清“宁肯饿死，不吃美国的‘救济粮’”，称赞闻一多“拍案而起，横眉冷对国民党的手枪”。然而，在红墙深处的机密档案与政治考量中，这场“造神运动”的背后，隐藏着对真正独立知识分子——陈寅恪、吴宓——的残酷杀戮。
为什么偏爱闻一多与朱自清？
根据中宣部早期的内部会议记录，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使用有极强的“工具性”。闻一多死于国民党特务之手，这对中共而言是极佳的“统战工具”。毛泽东需要一个“反对国民党独裁”的自由派旗帜来吸引当时徘徊不定的中间派知识分子。而朱自清是有“反美”标签，朱自清死于胃溃疡，并非真的饿死，且当时他签名拒绝领取美国面粉更多是出于民族自尊心的政治姿态，但毛泽东出于为中共宣传洗脑的需要，将其定性为“反美英雄”。
党内传闻指出，毛曾私下对秘书表示：“闻、朱二位，是我们打向国统区与美国人的两颗文化炮弹，好用，管用。”
陈寅恪学贯中西，会八种语言，人称“公子的公子，教授之教授”。（图片来源：公有领域）
为何不敢让莘莘学子认识吴宓与陈寅恪？
与闻、朱不同，陈寅恪与吴宓这两位国学大师，被党内高层视为“最难啃的硬骨头”。
陈寅恪学贯中西，在当时的中国是唯一一位跨领域的教授，被同行称为教授中的教授，500年才出的一个教授。总统蒋介石亦称之为国宝。国民政府退台湾时，蒋介石曾亲自下令：国宝不能留在大陆，必须带走。当时北大的代理校长傅斯年一天三个电话催他走，但陈寅恪却不肯走；他称这把年纪了，不想离开熟悉的故土。
后来陈寅恪在日记中写到，后悔当初没有去台湾，并亲自写好挽联，准备随时死去。还写了一部（论《再生缘》），隐晦的表达了他的心境，如果有来生，就不会作出如此错误的选择！文章被章士钊带到香港发表后，毛泽东等人很是尴尬。
于是周恩来授意中国科学院成立历史研究所。决定请陈寅恪当《中古史研究所》所长，郭沫若当《远古史研究所》所长；吴宓当《近古史研究所》所长。但陈寅恪拒绝了，他称：我是学者，要有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是不宗奉马列主义的！
这在当时被视为公然挑战毛的“思想一元化”。毛对陈寅恪的评价是“顽固的旧文化堡垒”。毛心中真正担忧的是，一旦让大众认识陈寅恪，他那种不向权力低头、坚持学术独立的精神会瓦解中共的宣传洗脑。
吴宓则坚持传统，在文革中拒绝批孔，他并反问“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中共要的是驯服的工具人，陈寅恪（晚年照）与吴宓的悲剧在于他们低估了共产党的邪恶党性。（图片来源：网络图片）
洗脑 毛泽东“拉一派 打一派”
中共宣传闻一多，是为了证明自己“继承了五四运动的民主旗帜”；而抹杀陈寅恪，是因为陈的学问根植于传统中国文化与西方古典自由主义，这两者都是共产主义在中国建立统治权的致命威胁。中共不只是要人命，更是要“断文化根”。
在毛的眼中，朱自清与闻一多是“死人”，死人不会说话，可以由党任意诠释其形象；而陈寅恪与吴宓是“活着的抗命者”。中共在 1950 年代发起的一系列批判（如批《武训传》、批胡适），本质上就是为了封锁像陈、吴这类具有跨时代影响力大师的思想传播路径。
闻一多和朱自清被政治化，是为了塑造一种“爱国等于爱党”的伪叙事。而陈寅恪所追求的“学术自由”与中共的“党领导一切”是零和游戏。毛不让人认识他们，是因为他们的存在本身就是对“马列史观”的嘲讽。
在中共统治下沉默也是一种罪
对于国学大师陈寅恪与吴宓而言，1949年才是无底深渊的开始。最初陈寅恪对国民党的官僚腐败有所不满，但他自认是纯粹的学者，“不宗奉马列，也不完全归附国民党”。他天真地以为，只要自己不参政、不开口，任何政权都会尊重他的学术地位。当初陈寅恪已抵达广州，离台湾仅一步之遥，加上中共特工当时释放的“尊重知识分子”假象，阴错阳差之下，陈寅恪并没有随着国民政府抵台。
文革爆发后，双目失明、双腿骨折的陈寅恪被指为“反动学术权威”。红卫兵得知他怕吵，竟在他病榻周围装设多个高音喇叭，24小时不间断播放政治口号与辱骂声。双目失明的陈寅恪在震耳欲聋的噪声中，痛苦地在床上翻滚，哀求安静。
陈家收藏的珍贵手稿、古籍被当众焚毁。当时广州军区的内部记录显示，当权派甚至威胁要断掉其药物供应与伙食。陈寅恪在广州受尽了折磨，家中被贴满大字报，广播喇叭对着他的病榻疯狂轰鸣；1969年，陈寅恪在绝望与惊恐中因心力衰竭病逝；死后仅45天，与他相守一生的夫人唐筼也随之而去。
500年才出一个教授就这样被整死了，在台湾的蒋公闻讯后，水杯都摔了，还流泪说：惨无人道！
吴宓也没有随着国民政府抵台，他认为中国文化的主体在大陆，身为学人应与国土共存亡。他曾说：“我若离开这片土地，我的根就断了。”后来吴宓在重庆西南师范学院遭到批斗。红卫兵强迫这位老教授跪在石子地上，并对其拳打脚踢，导致他双目失明、左腿骨折。即使如此，他仍坚持不批孔子。在他弥留之际，神智模糊中反复呓语：“我是吴宓教授，给我喝一口白糖水……”然而，在那个“文化大革命”的荒唐时代，这位清华国学院创办人之一的大师，连一口白糖水都成了奢望。
吴宓晚年被遣送回陕西泾阳原籍，生活完全不能自理。
中国问题专家明居正直言中共要的是驯服的工具。他指出，陈寅恪与吴宓的悲剧在于他们低估了共产党的“党性”。国民党时期，教授可以自由发表意见甚至骂政府，但在中共统治下，沉默也是一种罪。中共整死他们，是为了杀鸡儆猴，彻底断掉中国知识分子的脊梁。
纵然闻一多的鲜血被用来涂抹党的门面，而陈寅恪的傲骨则被埋入历史的尘埃。然而，红墙内的宣传，从来不是为了历史的真实，而是为了中共独裁政权的存续。 这场持续数十年的“文化大洗脑”，至今仍未停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