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特邀摄影身份参加中国民主党相关活动（图片来源：作者提供）
从一次普通的出行，到被现实关注的对象，这段经历让我重新理解表达的意义与代价。
2019年10月，我前往香港，原本只是为了接种HPV疫苗。那时的我，只是一名普通的出行者。
然而，在那次行程中，我意外地遇到了反送中运动最激烈的阶段。街头上，无数普通市民走上街头，他们或许是学生、教师、白领，甚至是年迈的老人。他们虽然来自不同背景，但他们的诉求却非常明确：从撤回《逃犯条例》修订，到要求独立调查执法行为，再到推动更广泛的选举权利，这些要求集中反映了人们对法治与制度保障的关注。
我只是路过，却无法忽视眼前的一切。空气中弥漫着催泪瓦斯的气味，前方是全副武装的警察，后方是素不相识却彼此照应的市民。有人递水，有人分发口罩。那一刻，我第一次如此直观地感受到，自由并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普通人在现实中努力守护的东西。
就在那段时间里，我曾被一名便衣人员拦下，对我的证件进行检查。那一刻我感到不安，但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这件事会在之后产生怎样的影响。
回到中国大陆后，警方来到我的住处，将我带到派出所进行审问。我第一次清楚地意识到，即使只是出现在某些场合，也可能被记录、被追溯，并带来现实后果。
参加中国民主党活动（图片来源：作者提供）
多年之后，我参与了中国民主党的相关活动，并以特邀摄像的身份记录过程。对我来说，这不仅是一种参与，更是一种延续——将当年在香港街头所看到的那些声音，以另一种方式保留下来。
但在参与和记录的过程中，我逐渐意识到，在当前的环境下，站出来就要承受更大的风险
就在近期，一件事情再次让我意识到，这种风险并不遥远。
中国警方以便衣身份前往我户口所在地，找到我的亲属。他们要求我亲属转达，希望我不要在境外从事“对国家不利的事情”。同时，对方反复强调让我尽快回去，并暗示如果不配合，事情可能会变得严重。
当我得知这一消息时，内心充满了恐惧与不安。这不仅仅是针对我个人的关注，也直接影响到了我的家人。通过亲属传递压力的方式，让我清楚地意识到，在现实中，个人的选择往往难以只由个人承担后果。
这让我清楚地意识到，从当年的旁观者，到今天被寻找的对象，这之间的距离，其实并不遥远。
短短几年间，香港的言论空间发生了巨大变化。媒体被关闭，声音被消失。黎智英，这位曾象征新闻自由的媒体人，如今身陷囹圄。他所面对的，并非暴力或腐败指控，而是坚决捍卫新闻自由而付出的代价！
从香港街头，到个人经历，再到更广泛的现实，这些并不是孤立的片段，而是逐渐连成一条清晰的轨迹：表达空间正在收缩，而代价正在显现。
我反对中国共产党一党执政的体制。这一立场，并非出于对抗，而是源于我对法治与基本权利的理解。我相信，一个社会应当允许不同声音存在，而不是通过压制来维持单一叙事。
但现实告诉我，这样的表达，需要承担后果。
作为一名女性，我或许比他人更敏感于风险与不确定。但也正因为如此，我更清楚，当越来越多的人选择沉默时，记录与发声就变得更加重要。
那年我在香港，只是一个路过的普通人。
如今，他们在找我，而我已经无法再把表达当作一件无关紧要的事情。
自由不会在一瞬间消失，但会在沉默中逐渐远去。
而当表达成为风险时，坚持表达，本身就是一种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