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1967年7月7日，大跃进时期（图片来源：Getty Images)
1958年，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刘少奇说过这样一句话：“我们就是要迷信，迷信毛主席有什么不好呢？”
11年后，1969年11月12日凌晨，刘少奇死在河南开封一栋别墅里，赤身裸体，满头白发有一尺多长，嘴角有呕吐物。他被关押折磨了三年多，最后连自己的名字都不被允许保留，骨灰盒上写的是他1920年代在苏联的化名“刘卫黄”。
从“迷信毛主席有什么不好”到被毛泽东整到死无葬身之地，这是多么荒谬的悲剧。
这句话之所以没有湮没于历史，是源于1979年2月在北京召开的理论工作务虚会，这是文革结束后中共党内一次罕见的反思会议，数百名理论界、新闻界、党政军干部与会。
会上，经济学家孙冶方在发言中批评“现代迷信”问题。孙冶方是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1960年代因坚持“价值规律”理论、反对大跃进式的经济蛮干，被打成“中国最大的修正主义者”，关进秦城监狱七年。他在发言中说到“追根溯源，现代迷信是斯大林搞起来的，毛主席喜欢它，接过来了”，“在这个问题上，刘少奇是有份的”时，一位叫林韦的老新闻工作者插话说：“五八年刘少奇还讲过，我们就是要迷信，迷信毛主席有什么不好呢？”林韦没有说明刘少奇是在什么场合讲的（据《炎黄春秋》2011年第3期刊载的孙冶方发言记录）。但无论是在台上还是在台下，说这话的人是党内二号人物，份量不言自明。
这句话几乎被历史埋没、被世人遗忘了。但它很值得被挖出来。
绝大多数人只知道刘少奇是毛泽东个人崇拜的受害者。但却少有人反思这个事实：刘少奇自己就是党魁崇拜最积极的推动者之一。
1958年是大跃进的高潮。那一年，刘少奇跑了好几个省，热情洋溢地鼓吹“共产主义的萌芽”。他在南京对党员干部说，炼铁的几百万农民“不闹事、不打架、不计待遇”，这就是“共产主义劳动态度”（据刘少奇1958年9月27日在南京党员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他真心相信这一切。
当他说“迷信毛主席有什么不好”时，他不是在拍马屁，他是在把党魁抬上不容质疑的绝对权威的位置。他在用党内二号人物的身份告诉全党：不许质疑，是规则，不是建议。而他1939年写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早就把“服从组织、服从领袖”写成了党员的基本义务。1958年那句话，不过是在执行他自己19年前定下的规矩。
但是，仅仅4年之后，1962年1月27日下午，北京人民大会堂，中共中央召开扩大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到会7118人，涵盖县委书记以上所有领导干部。同一个刘少奇，在这个会上说出了另一句震动全党的话：“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这八个字后来广为人知。但很少有人注意到，刘少奇并不是以自己的名义说出这个判断的。他的原话是这样的：“去年我回到湖南一个地方去……我问农民：你们的困难是由于什么原因？有没有天灾？他们说：天灾有，但是小。产生困难的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他把这个石破天惊的判断放在了湖南农民嘴里。
这不是即兴发挥。这是精心计算。他知道，如果直接说“大跃进是人祸”，等于当面否定毛泽东。他在讲话前面还特意铺垫了一句“成绩是第一位的，缺点错误是第二位的”，给毛保留面子。两层保险，都算好了。
是什么迫使他冒这个险的？1961年春，他回到湖南宁乡炭子冲老家调研四十多天，亲眼看到了饿死人的村庄（据刘少奇1961年5月7日在炭子冲干部和社员会上的讲话，以及5月31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汇报）。据杨继绳《墓碑》记载，他的家乡死了约四分之一的人。
他以为借农民的嘴就够安全了。他错了。毛泽东坐在主席台上听完了，当时没有动作。但毛不在乎借谁的嘴说话，毛在乎的是什么话被说出来了。“七分人祸”四个字一旦从刘少奇嘴里讲出来，毛就永远不会原谅。
1962年1月27日到1969年11月12日，7年零10个月。八个字换了一条命。不只是刘少奇一条命，被牵连的亲刘少奇的中共官员不计其数，由此引发的文化大革命更是让无数人丧失了生命。
但这里最令人震惊的讽刺不在于刘少奇说了真话被杀。讽刺在于：那个让他无法说真话的体制，正是他自己参与建造的。1958年他号召“迷信毛主席”，亲手把党魁抬上不容质疑的绝对权威。1962年他试图用“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打破这层迷信时，绝对权威已经长成了一座铁笼，而他自己就关在里面。
问题还要更深一层：为什么他参与建造了这个体制？1958年的刘少奇真心相信毛泽东是对的，正如孙冶方1979年坦承的：“包括我在内，我对毛主席的信服实际上达到了迷信的程度。”这不是一个人的问题，是整整一代共产党人的问题。问题出在党本身。
共产党要求党员在入党时交出自己的独立判断，“服从组织”，“个人服从集体”，“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当一个人把自己的良知和判断交给了一个组织，他就再也没有能力分辨：自己究竟是在追随真理，还是放弃了自己做人的根本。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把这个交出自我的过程写成了一种美德。他教导全党：要像一块砖一样，党把你放在哪里你就在哪里。但一块砖是没有良知的。当领袖走向深渊时，砖无法提出异议，砖只能跟着走。
这就是为什么个人崇拜在共产党的历史上不是偶然出现的病症，而是必然发生的结果。斯大林搞过，毛泽东搞过，金日成搞过，齐奥塞斯库搞过，每一个共产政权最终都走向对领袖的绝对崇拜。因为这个党从诞生的第一天起就要求党员放弃独立判断。当所有人都放弃了判断，最后就只剩下一个人的判断，所有的人等于是让党在替自己活着。
孙冶方说“在这个问题上，刘少奇是有份的”。这句话精确到残忍。刘少奇不只是受害者，他也是共谋者。但他的“共谋”却是出于党性。党性让他把自己训练成了一块完美的砖，而完美的砖注定被砌进杀死自己的那堵墙。
插话引述刘少奇这句话的林韦，本人也是这条锁链上的另一环。他是《人民日报》农村部主任，1959年春从安徽采访回来后说：“真没有想到，革命20年，却出现了一个饥饿的中国。”他随即被打成《人民日报》唯一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撤职下放甘肃（据钱江《不低头的林韦》，载《炎黄春秋》2012年第4期）。1967年文革中他被押去陪斗彭德怀。而林韦的儿女亲家王晶尧，其夫人正是1966年8月5日被红卫兵活活打死的师大女附中副校长卞仲耘。
制造绝对权威的人，质疑绝对权威的人，说真话被打倒的人，被红卫兵打死的人，一条看不见的锁链，把所有人串在一起。锁链的每一环都指向同一个起点：不是某一个人，而是这个党。共产党总是会让党的人吞噬掉党的人。这不是哪个领袖的问题，这是共产党与生俱来的基因。
据钱江记述，林韦晚年雇了一位来自安徽的保姆，她的父母和姐姐在大跃进中饿死了。她经常说：“这老头是为我们安徽人说真话挨整的，是个大好人。”这位保姆一直伺候林韦，直到他1990年去世。林韦遗言不举行悼念仪式，不保留骨灰。
刘少奇的骨灰盒上写着别人的名字。林韦选择不留骨灰。一个是被消灭了痕迹，一个是主动放下了痕迹。一个把活人抬成绝对权威，然后被绝对权威吞噬；一个说了真话，然后把真话留在了历史里。
1958年那句“我们就是要迷信”，到今天已经很少有人知道了。但它值得被记住。不是为了刘少奇这个人的悲剧，而是为了看清一个规律：共产党的体制就要求每个人交出自己的判断。交出的那一刻，这个人就已经走进了一座笼子。以为是在添砖加瓦，其实是在为自己砌起墓碑。
**参考资料：
-孙冶方1979年2月4日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发言（含林韦插话），载《炎黄春秋》2011年第3期
-刘少奇1962年1月27日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原文出处）
-刘少奇1958年9月27日在南京党员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刘少奇1961年5月7日在湖南宁乡炭子冲干部和社员会上的讲话
-杨继绳《墓碑》（大跃进饥荒死亡数据）
-钱江《不低头的林韦》，载《炎黄春秋》2012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