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时的张伯笠与现在的他（图片来源：看传媒）
上周末，应秦晋博士之邀，我前往悉尼市中心参加一场小型餐会。与会者多为初次见面的陌生人——所谓陌生，不过是未曾谋面，却志向相近，彼此认同正义、拒绝为极权歌功颂德的人。而在众人之中，有一位名字格外引人注目：张伯笠。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他。作为一名经历过风浪的六四民运老将，他外表沉稳，举止从容，谈吐不疾不徐，条理清晰，颇具学者气度。而如今，他的身份已从当年的街头抗争者，转为一名布道牧师。
我见过不少知名民运人士，但对张伯笠始终怀有一种特别的好奇——在当年那份中共通缉的“二十一人名单”中，他的经历，尤显传奇。
六四之前，张伯笠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作家班，师从两位中国当代知名作家曹文轩与钱理群。从纪念胡耀邦开始，到天安门广场的学生运动，他始终处于核心位置，曾任天安门临时指挥部副总指挥、保卫天安门总指挥部副总指挥，以及仅存在一天的“天安门民主大学”校长。
镇压之后，他被列入通缉名单。有人迅速出逃离境，有人不幸被捕入狱，而张伯笠却奇迹般地在中国境内辗转匿藏两年，最终成功潜逃至香港。
他的逃亡经历，后来写入回忆录《逃亡者》，读来惊心动魄。他曾在零下四十度的严寒中徒步越境进入苏联，在大风雪中几近冻毙；后被好心的苏联农民救起，又被送交苏联警方，最终在外交压力下被克格勃悄然遣回边境，只得再次潜回黑龙江，在荒原中隐姓埋名。整整两年之后，他才在他人协助下，经秘密管道逃往香港。
在这段流亡岁月里，他失去了婚姻，也失去了故土——为一个信念付出的代价，沉重而具体。
抵达美国后，他投身海外民运，曾任《中国之春》杂志总编辑。其回忆录后被译为多种语言，英文版《Escape From China》曾获《华盛顿邮报》年度最佳图书（2002年）。
而更大的转折，发生在信仰层面。张伯笠曾多次提及，在逃亡的岁月中，他不断祈祷，寻求神的引领，并一次次在生死边缘脱险。最终，他选择履行对信仰的承诺，投身神学研究，并于2018年获得美国林肯大学教牧学博士学位，创办华夏布道团与华夏福音神学院。
身份改变了，但方向未变。张伯笠依然坚定地认为，从六四到今天，中共体制的残暴本质未曾改变，依然是人民的敌人。
餐桌上，他从个人观察出发，分析国际局势，谈及中东冲突与美国政治，并表达了他对中国未来的判断。他支持川普(特朗普)的观点未必人人认同，但其语气之笃定，应该源于多年信念的沉淀。
左起：张伯笠，秦晋，燕鹏（图片来源：看传媒）
我问他：“想家吗？”
他答：“想。离这个梦想，不远了。”
那一刻，我对眼前这位牧师生出由衷的敬意——一个在红色体制教育中成长的人，却在生死逃亡中确立信仰，并坚守至今，这样的人生轨迹，本身就是一种见证。
然而，历史的另一面，却令人唏嘘。
三十七年过去，当年因六四事件而获得庇护、得以在海外立足的群体，早已融入各国社会。在澳大利亚，亦不乏这样的受益者，据统计超过二十万。但随着时间流逝，记忆逐渐淡去，有多少人仍记得，那些为他们“开路”的人？
曾在天安门广场高呼口号的领军人物，如今在网络上常被嘲讽，在现实中被边缘化，甚至被批评“不该搞政治、不该反共”。而那些人，恰恰是用自身命运，为他人争取自由空间的人。
所谓“饮水思源”，他们不正是当年的“挖井人”吗？
餐会上，秦晋赠送了我一本《万歌诗词》。这是在秦晋推动下今年初在台湾出版的正体版，他在《万歌诗词》正体版出版说明中是这么表示的：
“《万歌诗词》正体版未能在万润南在世时付梓，实为憾事。虽然万润南离世了，季札挂剑般的内心承诺还是促使自己谋求《万歌诗词》正体版的出版，2025年11月开始筹画在台湾出版，以慰万润南在天之灵。”
《万歌诗词》收录民运领袖万润南生前诗作一百二十余首。诗中既有理想，也有乡愁，更有流亡者难以言说的孤独与沉重。读来感同身受。
万润南出身清华，曾在中关村创立四通公司，是改革开放初期最成功的企业家之一。1989年，因支持六四学生运动，被中共政府通缉，后流亡海外，多次担任民阵主席。2025年10月，他在巴黎病逝，终年79岁。
中国作家苏炜在该诗集序言中描述道：“庶民出身却跻身清华京师的贵胃之地，笃信理想投身红潮又敢逆流而行，曾为侯门牵绊又自主于外，已为商海鲲鹏竟又弃金而去”并评价他：“塑造了时代，又献祭于时代。”
他的诗，正是这种人生的回声。《珠峰吟》中，他写“逆寒穹之朔风，送大鹏之翔翱”，是直面逆境而不改其志的昂扬；而在《归鹤》中，“一片乡愁寄海涯”，则是漂泊者对故土无尽的牵念。
对有志者来说，理想与现实之间，始终横亘着一条难以跨越的距离。
回望这些人物，无论是张伯笠、万润南，还是那些至今仍以推动中国走向民主为己任的抗争者，他们的人生轨迹都指向同一个命题：“改变时代，从来不是一件没有代价的事情。”
遗憾的是，当下沐浴在自由阳光下的海外华人群体，很少有人愿意正视他们为理想所付出的代价。然而历史从不失忆，历史也从不宽恕遗忘，在时代剧变之后，这些非凡之人终将被铭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