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鼓动四弟瞿景白加入中共。（图片来源： 网络图片）
瞿秋白，是继陈独秀之后的中共早期主要领导人，后被国民政府枪决。而瞿景白是瞿秋白的四弟，生于20世纪初，早年在兄长鼓动下接触并加入共产党，后来前往苏联学习，并卷入当时中共与共产国际、中山大学内部的复杂政治斗争，下场悲催。关于他的去向和死亡经过，后世说法不一，扑朔迷离，相关材料多来自回忆录、历史研究和后来的转述。海外历史学者林辉在《瞿秋白胞弟退党死于苏联大清洗中》追溯了那段历史：
热血瞿景白 哥俩上贼船
瞿景白。（图片来源： 网络图片）
瞿家祖上是宜兴的望族，瞿秋白、瞿景白的父亲瞿世玮擅长绘画、剑术、医道，然而生性淡泊，不治家业，寄居叔父家中，经济上依赖在浙江做县行政长官知县的大哥瞿世琥的接济。母亲金璇，也是官宦之女，精于诗词。
1899年，长子瞿秋白在江苏常州出生。1906年，瞿景白出生。
辛亥革命后，瞿世琥弃官闲居杭州，停止了对瞿世玮一家的资助。于是瞿秋白家陷入经济困境，瞿秋白被迫辍学。其后，母亲金璇服毒自尽，瞿秋白一家人分别投亲靠友。瞿秋白投靠表舅家，瞿景白和姐姐、弟弟瞿坚白投奔杭州伯父家。
1916年底，瞿秋白进入武昌外国语学校学习英文。次年，在外交部学习俄文。在此期间，他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并为其吸引。1919年他参加“五四运动”，并加入了李大钊等发起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而身为长兄的他无疑影响了家中的弟弟、妹妹，尤其是瞿景白。
1921年夏，瞿景白考入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1923年12月在陈独秀主办的《新青年》季刊上发表一篇诗作，次年加入中共青年团。1925年秋，瞿秋白带其去国共两党创办的上海大学学习，并在学校加入中共。与兄长温和软弱的性格不同，瞿景白则有着敢作敢为、直率的性格。
因为怀着满腔热血，瞿景白参加了声援五卅运动游行，并走在队伍的最前面，而该运动正是中共策划、组织的。被捕获释后，他被中共调到上海杨树浦从事工人运动。其后，又担任中共青年团上海委员会委员、书记等职。
他遭到多次拘捕。与当下中共对待异见者长期监控、关押不同的是，当时的国民政府对瞿景白还是“仁慈”了些，抓了关几天就放。
抗议兄长遭打压愤而“退党”殒命莫斯科？
因着与瞿秋白的关系，1927年3月，瞿景白跟随兄长到汉口工作，并随后参加了中共五大，负责中共中央常委会和政治局会记录工作。
就在这一年，因共产党的加入夺取了国民党党内的各项领导权，引发了国民党党员的不满，国民党右派于1927年4月开始“清党”，抓捕中共党员。中共相继在各地发动武装叛乱，陈独秀、瞿秋白也组织、参加了上海的叛乱。因叛乱失败，中共领导人或是逃亡苏联，或是隐匿在农村，瞿秋白选择去了苏联，瞿景白则逃往农村。1928年瞿景白也跟随兄长的脚步，被中共派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在中共叛乱失败后，苏共对中共何去何从产生了分歧。当时可以与斯大林抗衡的苏共另一领导人托洛斯基为中共制定了一个题为《中国的政治状况和反对派的任务》的政治纲领，认为“中国已经进入了政治安定和经济复苏的时期，中共只能要求召开国民会议以解决国家的最重要问题。”对此，中共总书记陈独秀表示赞同，但刚愎自用的斯大林却不承认错误，批评了托洛斯基和陈独秀，并在1927年8月解除了陈独秀中共总书记的职务。
随后有留苏背景的瞿秋白被共产国际担任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并主持中央工作，成为继陈独秀之后中共第二任最高领导人。
1928年6月，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瞿景白作为指定及旁听代表参加大会，担任大会秘书处记录科主任，负责大会及各委员会之记录与整理。此次会议，向忠发取代瞿秋白成为中共第三任领导人，瞿秋白变成了普通的政治局委员。
六大后，瞿秋白继续留在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团团长两年时间。在此期间，瞿秋白和瞿景白合编了《中国职工运动材料汇编》一书，系统阐述了中共领导的工人运动。
瞿秋白之所以在中共六大被边缘化，与共产国际代表、中山大学校长米夫存在矛盾是重要原因。据王彬彬撰写的《从瞿景白之死看莫斯科中山大学的权力斗争》一文，认为瞿秋白的理论权威地位，挡住了米夫的上升道路，米夫要想在精神上控制中共，必须将瞿秋白除去，他因此联合中山大学的学生王明、博古等人，一再打击和迫害瞿秋白，甚至要置瞿秋白于死地。
但据瞿巍撰写的《也谈瞿秋白与米夫之间的斗争》一文，认为上述观点有点简单化了。其研究认为，尽管米夫与瞿秋白存在矛盾，但在中共六大上，米夫不仅没有迫害瞿秋白，反而在帮助他，即在六大结束前，没有将斯大林“反盲动主义”的指示让反瞿秋白的张国焘等人发给国内，直到六大决议出炉。
事实上，所谓瞿秋白的盲动主义，实则是遵照斯大林的指示。斯大林害怕承担中共暴动失败后的责任，遂指示布哈林和米夫：只反盲动，不反瞿秋白，但其他中共党人并不知晓。于是，执行斯大林指令的米夫还主张将瞿秋白留在中共政治局内，尽管遭到张国焘和陈独秀等人的坚决反对。这导致米夫与其他中共领导人关系也日趋紧张。
一些中共代表团成员发现，中山大学一些在国内已经“经历过考验”的中共干部，在中大却被苏联当局当成反对派并遭受虐待。米夫甚至还允许学生公开在校内的壁报上发表批评中共领导人的文章。这都让代表团成员对米夫十分不满。
1929年，斯大林为巩固权力，在苏联全国范围内发起清党，托洛斯基派系遭到整肃。中山大学也不例外。在中大清党一开始，自认为是28个布尔什维克之一的盛岳就公开指责中共代表团领导瞿秋白和张国焘犯了机会主义错误。随后，瞿秋白和张国焘都受到了支持托洛斯基的指控。米夫还上告到共产国际，共产国际通过了一个对中共代表团谴责的决议，瞿、张都遭到了批评。
据后来脱党、在加拿大终老的中共领导人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说：“那次清党运动，有点像瘟疫一样，任何人都有被传染的危险；即使平日自信是斯大林嫡系党员，到了这时，也不免要发生恐惧。”
张国焘还透露，当时的王明等人将瞿秋白和其他中共代表自中共六大以来的各种讲话都找了出来，意图从中找到中共中央与国际立场相牴触的地方。他还引用王明的亲信盛岳的话道：“由于我（指盛岳）和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的其他人随后的公开攻击，国际中共代表团和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的关系迅速恶化。瞿秋白及其同伙的政治地位受到了严重威胁。
瞿秋白在中山大学上学的弟弟瞿景白一气之下，把他的联共预备党员证退给区党委。就在他交还党证的那天，他失踪了。我们不清楚他是被捕了呢，还是像谣传的那样说他自杀了。不过小瞿出了什么事，对瞿秋白都是一个打击；从那天起，开展斗争的气氛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严峻了。”
可以说，性格直率的瞿景白明显是被殃及池鱼。不满米夫、王明等人对兄长的打压的，以“退党”表示抗议，而这一行为在苏共的大清洗中无疑是一个重大“反党”行为。他的失踪绝非偶然。
瞿秋白被枪决 遗作《多余的话》写给谁？
瞿景白去了哪里，瞿秋白必定心里是有数的，以后来曝光的斯大林在清洗中的残忍看，瞿景白被苏联秘密警察带走、审讯并被处罚的可能性极高。也就是说，瞿景白死于酷刑、流放或者自杀的可能性都有。然而，在当时那样肃杀的氛围下，瞿秋白不仅不能表示不满，还不能公开流眼泪，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年仅23岁的亲弟弟活不见人、死不见尸。
1930年，瞿秋白被撤销了中共驻莫斯科代表团团长的职务，随后回国。1931年，又被解除领导职务。此后，在党内遭到批判，他不得不离开上海。1934年，他来到中共根据地，担任教育部长等职。1935年，他被北上逃跑的中共大部队抛弃后，被国民党地方武装保安团捕获，一个多月后被“就地枪决”。而其被杀的理由不仅仅是他是中共的领导人，更重要的是他也参与了中共南昌暴动，并曾策划指挥了在各地的一系列武装暴动。
在他被处死前的一个多月中，写完了遗作《多余的话》，深刻剖析了一个知识份子如何被共产主义终极理想所吸引走入共产党，之后在真实的现实中，面对共产党残酷的对外对内斗争，在党的忠诚、服从原则下灵魂分裂，直至成为放弃独立思想的“演员”，一边宣传着共产党的主张，一面怀疑着用阶级消灭阶级，用不美好到达美好的逻辑，厌倦阶级性否定人性。
在文章中，瞿秋白还坦言自己参与政治运动，乃至成为中共的领袖完全是一个“历史的误会”。也正是因为这“惊世骇俗”的《多余的话》，本已被中共认定为“革命烈士”并安葬在八宝山的瞿秋白文革时被打成“叛徒”，红卫兵不仅砸了其坟墓，还将其尸骨扒出抛扬，他的遗孀杨之华被迫对着丈夫的森森白骨进行批判。除此之外，瞿秋白父母的墓也被砸毁。
而在他的遗物中，还有一份《未成稿目录》，其中一篇是《忆景白》。或许弟弟的惨死也是推动他袒露心声、留下《多余的话》的潜在原因？瞿秋白亦在“代序”中写下“但愿以后的青年不要学我的样子，不要以为我以前写的东西是代表什么主义的”，是不是在后悔自己误导了弟弟呢？
颇为讽刺的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共还给瞿景白“平反”，而这是否意味着中共内部其实早就知道其遇害的真相了呢？未来某一天真相一定会还原的。
结语：
从当时环境看，瞿景白这种“失踪”并不罕见。那是斯大林大清洗前后，政治气氛高度肃杀的时期，反对派、被怀疑者和“关系复杂者”都可能突然消失，很多人没有正式判决，也没有清楚记录，只留下“被带走后再无音讯”的结果。
中共及其背后共产国际所代表的，是一套凌驾于人伦之上的价值体系：它以“世界革命”的激情点燃人的热血，也以无情的组织纪律和路线斗争左右人的判断，让许多人在““理想主义”的高烧中，看不到最珍贵的亲情背后牺牲的代价。中共早期和后来的运动中一直是这样，任何人的亲属关系被政治化、风险化，最终变成一种需要切割、需要表态站队，甚至需要清除的存在。瞿景白死得不明不白，但有一点很清楚：他在兄长瞿秋白遭党内排挤之后，以激烈方式挑战了一个早已被残酷斗争和虚假的理想所裹挟的邪恶体制，卷入了当时苏联和中共早期党内极其残酷的派系斗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