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饥荒时期全中国饿莩遍野，1961年正在阅读官媒的毛泽东非常福态。（图片来源: 公用领域 维基百科）
大饥荒60年过去了 中国人清醒过来了吗？
多年以来，关于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的那场“大饥荒”，许多中国人的认知依然停留在官方教科书的叙事中：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亦或是“大跃进”时期地方官员好大喜功、谎报产量导致的“工作失误”。
然而，随着越来越多的历史档案解密和民间记忆的打捞，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疑问始终萦绕在许多人的心头：如果仅仅是谎报产量，为什么在农民已经面临饿死的情况下，基层政府还要强行上缴他们最后的保命口粮？为什么农民不能像历朝历代那样外出逃荒求生？
当我们拨开历史的迷雾，会发现这场造成数千万人（史学界多方考证约为3000万至4500万，甚至更多）非正常死亡的惨剧，根本不是什么“自然灾害”，更不是单纯的“决策失误”，而是一场体制性的、针对中国底层农民的蓄意谋杀与无情掠夺。
1959年，作为“右派”，顾准被下放到河南省信阳地区的铁佛寺水库劳动改造。在这里，他亲历了震惊中外的“信阳事件”：800万人口的信阳，超过100万人死于饥饿。在官方的叙事中，这被轻描淡写地称为“三年自然灾害”；但在顾准的日记里，大饥荒不是天灾，也不是简单的人祸，而是一场“国家对抗农民的战争”。透过顾准的视角，我们得以扒开历史的血痂，看清那场浩劫背后邪恶的中共制度逻辑。
谎言的代价用统计学杀人的“大跃进”
1959年的信阳，在官方宣传中被描绘成“距离共产主义天堂最近的地方”。然而，6月12日，顾准进入劳动队的第一天，就在日记中写下断言：这是一个集中营。
他所在的铁佛寺水库，是一个典型的大跃进“三无”工程：无图纸、无勘探设计、无规划。仅凭县委书记的一句话，数万农民被驱赶至此拦水建库。此时，因饥饿和劳累，农民工已逃散大半，官方这才将顾准这样的右派劳动力填补进来。刚到工地，顾准就看到了大批患有“浮肿病”的人。他敏锐地判断：厄运并非始于1959年，而是1958年春天，大跃进与大饥荒，是同步开始的。
1958年，信阳率先在全国放出“粮食卫星”，小麦亩产从两千斤一路狂飙到七千斤；到了8月，更荒诞地宣称水稻亩产达到48,925斤。曾任上海市财税局局长的顾准对数字极为敏感。他深刻指出：“产量的谎报实在是大苦我民了”，这种谎报并不是某个地方官员的道德问题，而是灾难实现的具体途径，透过自上而下的指标式统计学，强行推进乌托邦。
当顾准在烈日下推车时，号称“亩产万斤”的公社里，稻秧已经枯死到可以用火柴点燃。然而，信阳的口号却是“大旱大丰收”。
庐山会议的寒蝉效应从“反右倾”到大屠杀
1959年夏天，灾荒本有机会被遏制。当时信阳地委副书记张树藩在实地调查后确认“一千斤也没有”，并以一票对八票的勇气，在常委会上坚持实报产量。
然而，1959年8月的庐山会议彻底掐灭了生机。毛泽东整肃彭德怀后，全国从“纠左”瞬间转向“反右倾”。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为了迎合上意，要求各地高报产量。坚持说真话的张树藩被打成严重右倾分子，昼夜挨斗；主张包产到户的光山县委副书记张福洪，甚至在批斗会上被活活打死，草草掩埋。
顾准将庐山会议之后的时期称为“恐怖与屈服的时期”。整个国家陷入了死寂。劳改队里人人过关，原则只有两条：第一，主席的领导绝不会错；第二，根据上级指标定产量。顾准用四个字总结了最高统治者的心态：色厉内荏。毛泽东深知1958年的现实，但他决不愿退回1957年，因为那意味着否定人民公社与大跃进。为保全绝对权威，他下定决心走史达林式的集权道路。
剥夺生存权 国家机器对农民的全面围剿
大饥荒为何会饿死那么多人？因为这是一次国家机器对农民生存资源的彻底剥夺。
抢夺口粮竭泽而渔：1959年秋收刚过，农村就已断粮。省里下达的口号是“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强迫征购秋粮，打多少交多少。当农民无粮可交时，基层官员就发起“反瞒产”运动。信阳举行了数百次假现场会，动用酷刑毒打农民。官方档案显示，当时几乎所有的公社和生产队都设立了监狱，仅信阳一地就有6.7万群众被殴打致死，3.4万人致残。
摧毁私有制切断自救之路：人民公社和全国300多万个公共食堂，把农民的生产和消费管到了极致。农民失去了土地、财产，甚至家里的锅都被砸了拿去大炼钢铁。野菜和牲畜全部收归集体，杀自己的牛保命被定性为“破坏社会主义”，两千多人因此被捕，五分之一死在狱中。
户籍封锁画地为牢：逃荒本是中国农民千百年来的自救方式，但在1958年《户口登记条例》颁布后，农民被彻底钉死在土地上。信阳地委指示公安局：“外流没好人，好人不外流”，组织民兵持枪设岗，拦截逃荒群众高达46万人。这些试图求生的农民被冠以“逃窜犯”的罪名，押送到水库进行无偿的强迫劳动，上万人饿死在扣押期间。
1959年冬，残酷到了极点。顾准记录下商城县发生的“人相食”惨剧，且发生在最亲密的夫妻、姑侄之间。而在同一时期，信阳大小粮库里装得满满的，高达十余亿斤粮食无人敢动。更令人发指的是，在饿殍遍野的1960年，中共政府甚至激增了对外援助，用农民的尸骨去支援“社会主义兄弟国家”。
这正如顾准所言：“建设本身已经成了建设的目的，而建它们的人，却不仅要用双手，还要用性命铺上去。”这不是天灾，这是国家对农民发动的一场残酷战争。
废墟上的荒诞 十年后的五七干校与顾准的觉醒
历史的悲剧总是以更荒诞的形式重演。十年后的1969年，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在当年饿死无数人的信阳大地上，建起了劳改高级知识份子的“五七干校”。
此时的顾准，经历了两次被划为右派的折磨。他的妻子汪璧因无法承受政治压力而服毒自杀，五个孩子为了自保与他断绝父子关系。家破人亡的顾准，被发配到信阳息县的干校，与吕叔湘、何其芳等中国顶尖学者一起，在埋葬着饿死农民的荒地上运砖、拉沙、养猪。
干校里充满了政治逼供与告密文化，经济所三分之一的人被定为“五一六反革命分子”。面对昔日同事的落井下石和批斗，顾准展现出了极其罕见的铮铮铁骨。被强按着头批斗时，他吐出血痰，怒目而视，高喊“我就是不服！”
在孤立无援的牛棚里，顾准白天做着最繁重的体力劳动，夜晚则与同样挨批斗的吴敬琏等人一起，在昏暗的马灯下研读《圣经》、希腊罗马史和马克思主义经典。
顾准早年曾为了马克思的预言、为了一个没有剥削的绝对平等的乌托邦而参加革命。但面对大跃进的惨案和文革的荒唐，他痛苦地承认：乌托邦的预言失败了。
当失去法治与民主的制衡，当国家权力可以肆意剥夺公民的财产（如人民公社）、迁徙自由（如户口制度）甚至生命时，乌托邦的梦想最终只会沦为人间炼狱。
病榻上 一句令人毛骨悚然的疑问
1993年，曾亲历信阳大饥荒、并因敢于开仓放粮而惨遭批斗的时任信阳地委副书记张树藩，在病榻上留下了一段令人怵目惊心的遗言：
“当时信阳地区饿死那么多人，并非没有粮食，所属大小粮库都是满满的，但群众宁可饿死，也没有抢过一个粮库。这证明人民是多么听话，多么遵纪守法，多么相信党；而我们某些领导干部，实在是愧对人民啊！”
作为一个残存良知的体制内官员，张树藩的这番话充满了愧疚。然而，在历史的解剖刀下，这段话透出的绝不仅仅是官员的失职，而是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极权恐怖。
几百万人在堆满粮食的仓库外活活饿死，这真的只是因为“听话”和“相信党”吗？当顾准在日记里写下这是一场“国家对抗农民的战争”时，他已经看透了底牌：这是一个武装到牙齿的魔鬼体制，对毫无反抗能力的底层百姓进行的一场单向屠杀。
致命的契约 用独轮车推出魔鬼的政权
中共建政之初，曾有一句著名的口号：“淮海战役的胜利，是农民用独轮车推出来的。”
这句话是历史的真实写照。在国共内战中，无数中国农民为了中共承诺的“打土豪、分田地”，为了那张虚幻的土地所有权状，前仆后继地送粮、送命，用血肉之躯将中共推上了统治的神坛。农民对中共建政，可谓立下了汗马功劳。
然而，历史的吊诡与残忍就在于此。农民以为自己迎来了“大救星”，却不知道自己亲手释放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魔鬼。
中共刚一建政，政权刚一稳固，绞肉机的刀口立刻转向了帮它打天下的农民。1953年实行“统购统销”，将农民的粮食强行廉价收走；1958年搞“人民公社”，将农民刚刚分到的土地、牲畜甚至家里的铁锅全部充公。
那些曾用独轮车为共产党运送军粮的农民，突然发现自己连吃饭的权利都失去了。几百万个公共食堂，把中国农民的胃死死捏在国家手里；一本《户口登记条例》，将农民世世代代钉死在土地上，沦为不得迁徙的农奴。
这就是中国农民的“原罪”——他们出于对土地的渴望和对谎言的轻信，帮助建立了一个极权统治；而这个政权回馈他们的，是剥夺一切、乃至生命的没顶之灾。
饿殍的悲鸣谁帮魔鬼谁遭绞杀
回到张树藩的那句遗言，信阳农民为什么不抢粮库？根据顾准在劳改队的真实记录，我们看到了另一番景象：农民不是不想自救，而是根本无路可逃。村镇的路口站满了荷枪实弹的民兵，“外流没好人，好人不外流”，外出要饭被当成“盲流”和“阶级敌人”遭到围剿与毒打；信阳地区为此截留了46万逃荒者，无数人被打死在收容所。
这不是人民“听话”，这是国家暴力机器将农民的求生本能彻底碾碎后的死寂！
中共的体制，从本质上讲，不是人类社会的常态政府，而是一种反人类的魔鬼机制。它的运作逻辑是绝对的权力垄断和资源榨取。在这个机制眼里，人不是目的，而是燃料；农民不是公民，而是国家的“人矿”和奴隶。
农民帮它打下江山，它却认为农民的私有制观念是“走向共产主义的绊脚石”，必须往死里整。正如顾准所言，这不是决策失误，这是体制的必然。谁帮助了魔鬼，谁就必然成为魔鬼的祭品。因为魔鬼不需要感恩，它只需要吞噬。看不清它的魔鬼本质，就必然遭遇它的残酷绞杀。
轮回的诅咒今天的农民依然在还债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信阳大饥荒的饿殍早已化为尘土，但中国农民的命运，真的发生本质改变了吗？如今的中国农民，依然在承受着当年亲手建立这个政权所带来的苦果。
当国家需要搞工业化时，农民的土地被肆意强征，补偿款被层层盘剥；当城市需要廉价劳动力时，他们背井离乡成为“农民工”，却因为一纸户口无法享受城市的医疗与教育资源；当经济下滑、城市承载力耗尽时，他们又被冠以“低端人口”的称号，在寒冬腊月中被粗暴地驱逐出城。
他们干着最苦、最累、最脏的活，建设了无数座光鲜亮丽的高楼大厦，但到了晚年，许多农村老人每月只能拿到区区一百多块钱的基础养老金，一旦生重病，只能无奈地选择在家等死。
卸磨杀驴，过河拆桥。中共对待当下农民的手段，与1959年没收口粮、编织户口罗网的逻辑如出一辙，变的只是手段的包装，不变的是“榨取与抛弃”的魔鬼行径。
扎心的清醒是打破魔咒的开始
回望顾准的日记，再听张树藩的遗言，我们感到一种令人窒息的悲哀。几十万人守着满满的粮库，喊着“毛主席救救我”，然后在绝望与饥饿中倒地死去。他们到死都不明白，杀死他们的，正是他们所呼喊的“大救星”。这种源自底层的斯德哥尔摩症候群，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深沉的悲剧。
这样扎心的清醒者有几个呢？在长期的洗脑和恐惧统治下，无数人依然在为这台绞肉机唱赞歌，依然在对魔鬼抱有幻想。然而，历史的血泪已经无数次证明：与魔鬼做交易，注定家破人亡；对暴政的任何一丝配合与顺从，最终都会化为勒在自己脖子上的绞索。
唯有直视这份“原罪”，唯有彻底看清中共极权体制“反人类”的魔鬼本质，中国人才能真正从精神的集中营里觉醒。顾准在黑暗中点亮了第一把火炬，而今天，我们需要的，是千万个不再下跪、不再盲信的清醒灵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