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首先修炼自身人格和德性、才能，不为虚名浮利和外界看法丧失自己。（图片来源：维基百科）
现在一提“工具人”，人们就会想到那是一种被安排、被消耗、被当成可替代的角色。可孔子讲的“君子”，恰恰不是这样的人。君子不是只会完成任务的“有用之人”，而是能守住自己、看清分寸、也能照顾别人和世界的人。那孔子眼里的君子，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我们就从“君子不器”说起。
君子之道
辜鸿铭曾言，孔子传授的全部哲学与道德体系，一言以蔽之即“君子之道”。造就君子，可谓以儒学为主干的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古往今来有无数君子立德修身的行动指南。
君子不器
近年来有个流行语叫“工具人”，指一个人在工作、家庭、情感等场景中被当作工具一样对待。这不由得让人想起两千多年前孔子的教诲——“君子不器”。
何为“器”？《易传》说“形乃谓之器”，即“器”是具备形状和规制的事物；《说文解字》释“器”为“皿”，即“器”不仅有形有制而且有用，泛指各种用具。“器”因有形而生用，形制不同用处各异。孔子借“器”喻人，意在告诫不要像“器”那样局限于特定形制和用处，这对于专攻“一才一艺”者不啻醍醐灌顶。不仅儒家，道家老子也有类似观点，帛书本《老子》“大器免成”即有“不器”之义。
然而，何以“不器”？《易传》说“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庄子》“庖丁解牛”典故中庖丁解释自己的高超技术时说，“臣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这都指出“器”上有“道”。要想实现“不器”，唯有超越“器”而进至更高层次的“道”。君子之道关键在何？孔子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荀子说“君子之学也，以美其身；小人之学也，以为禽犊”。可见，君子首先修炼自身人格和德性、才能，不为虚名浮利和外界看法丧失自己。
现代人“工具理性”的过度膨胀，带来过分的功利算计，并引发了个体的焦虑冷漠。对此，“君子不器”无疑有校准之效。君子始终坚守人格的独立与完整，保持生命的开放与流动，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拒绝被“工具化”或“物化”，不断朝向人格健全、全面发展的目标而努力。
君子中庸 化解“极端思维”
《论语》记载，子贡曾问孔子，子张与子夏谁更优秀。孔子说，子张常胜人许多，子夏则常常不足。子贡以为孔子的意思是子张更胜一筹，没想到孔子却说“过犹不及”。后来孔子的孙子子思对其“中庸”思想大加发挥，其《中庸》一书反复强调，“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依乎中庸”，君子“极高明而道中庸”。后经历代阐释生发，中庸遂成君子人格的重要思维。
那么何为中庸思维？凡事推到极致，都有两个极端，如大小，如厚薄；中庸就是执其两端而量度，然后取其适中而用之，此即常说的“执两用中”；中庸思维也就是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的适度思维。适度思维来自古人在生活实践中不断积淀起来的秩序感、分寸感和美感。
中庸思维强调君子适度，“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便是典型的例子，只有文采与质朴彬彬适配，方成君子。
同时，中庸思维还强调适度的动态性，如《中庸》说“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中”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时而变，故君子须时时戒慎恐惧，随机把握“中道”。此外，中庸思维还内蕴反思性要求。中庸绝非简单的折中调和，更非无原则的妥协，为避免这些异化，君子须秉持反思性思维，通过持续学习，始终对言谈举止、心念动机乃至天理本性保持反思和批判意识，以实现“时中”。
中庸作为君子人格的重要思维，在历史上参与塑造了中华民族守中致和、守正笃实的民族品格，在今天的时代仍然深具启迪意义。科技在大幅提升生产生活效率的同时，也造成了信息茧房，带来了回音壁效应，人类的认知偏见被不断制造并反复强化，极端思维普遍蔓延。以适度、节制、包容、中和为特点的君子中庸思维，无疑是化解极端思维于未形的一剂良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