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托马斯（Mark Wilson/Getty Images）
2026年4月15日，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托马斯在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公民领导力学院的邀请下，发表纪念《独立宣言》发表250周年的特别演讲。以下是演讲全文编译：
戴维斯校长、博登教务长、戴尔院长、各位教职员工、各位同学以及各位贵宾：
我感谢你们每一位的光临，我也感谢学校和这里的各位官员邀请我访问奥斯汀的德克萨斯大学。我的妻子弗吉尼亚和我都非常高兴来到这里，共同庆祝独立宣言发表250周年。
我有点不适应这个讲台，抱歉。
我希望我今天的演讲能以某种微小的方式帮助启动另一项伟大的倡议，那就是德克萨斯州计划将公民学和西方文明的教学恢复到其旗舰大学的核心地位。
我非常感谢并荣幸能受新成立的公民领导力学院院长贾斯汀・戴尔的邀请，感谢我的前法律助理约翰・尤教授的帮助。
这所学院的既定使命是帮助学生接触西方文明的独特遗产和美国宪法传统，作为追求如何生活和如何领导的智慧的一部分。你们的计划来的正是时候，对我们国家而言，没有比现在更重要的时刻了。因为在我们庆祝独立宣言发表250周年之际，其中宣誓的价值观已经失宠。
我真诚的希望，你们振兴西方文明和美国宪法传统教学与研究的工作将引领我们国家大学的改革。我也希望你们的榜样能帮助重新激发我们同胞对独立宣言原则的承诺。
我似乎总是很享受前往这个令人惊叹的州的旅程。我的妻子弗吉尼亚和我有许多很棒的朋友和熟人在这里。今天能有我们亲爱的朋友哈兰和凯茜・克劳加入我们真是太特别了。
这个州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德克萨斯人谈论它的方式，从中流露出来的是他们对家乡州持久而深厚的感情。这种对德克萨斯的崇敬和依恋值得尊重和钦佩。如果可能的话，也值得效仿。这种感情类似于我对我的家乡佐治亚州，当然还有我们国家所产生的依恋，尽管存在种族隔离及其伴随的罪恶所留下的不可磨灭的印记。
我自豪地说，我生来是美国人，因上帝的恩典，我是佐治亚人。
我们经常能听到人们公开宣誓效忠上帝和国家。在我们的小学圣本尼迪克特学校，我们每天上学都排成两路纵队，一个班一个班的在操场上集合，观看升旗，并宣读效忠誓词，然后安静地走进各自的教室。即使我们许多天赋的以及宪法赋予的权利被剥夺了，我们仍然忠实地宣读效忠誓词，背诵宪法序言，并渴望其承诺的理想得以实现。
遗憾的是，这些情感在今天的同胞中已不再那么普遍，它们也似乎不再拥有当年那种持久的力量。事实上，这些情感常常倾向于对我们的国家及其理想的玩世不恭、拒绝、敌意和仇恨。
考虑到以上这些，我想从我第一次接触独立宣言原则的经历说起——这可能和你们立刻想到的不一样。
独立宣言的第二段庄严宣告：“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
在美国传统英语词典中，“不言而喻”被定义为显而易见的真理，无需证明、论证或解释。无论它们是源于神圣还是世俗，它们从未受到质疑。它们是圣杯，是北极星，是磐石，坚定不移，毋庸置疑。
尽管有各种各样助长偏执的法律和习俗，但在我所认识的那些几乎没有受过正规教育的黑人中，大家普遍相信，在上帝的眼中和我们的宪法之下，我们是平等的。我的修女们也是如此。他们中的大多数是爱尔兰移民。在家里、在学校、在教堂，我们都被教导说，我们生来平等，平等来自上帝，是人类无法削弱的。我们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和样式创造的，这个论断是无可辩驳的，超出了人类改变的能力。
那些有权势和敌意的人可以把我们当做不平等的对待，但他们缺乏那种神圣的力量来真正使我们不平等。
不知何故，那些没有受过正规教育的老一辈人知道，这些上帝赋予的或天赋的权利，先于并超越了政府的权利或权威。当你生活在一个隔离的世界里，面对着明显的歧视，而离你最近的政府又强制执行着助长不平等待遇的法律和习俗时，很明显，你的权利或尊严并非来自那些政府，而是来自上帝。
尽管我的祖父不识字，但他经常谈到我们的权利和义务来自上帝，而不是来自隔离和歧视的始作俑者。人类并非天使，他们受制于现在权力的约束。我们不受那些人的支配。即使我们受制于他们的反复无常，我们知道生命、自由和财产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这些真理对我们生活中的成年人来说是不言而喻的，并被教导给我们是不可磨灭的、不容否认的真理。我们周围的人能够并且确实带着尊严忍受隔离的侮辱，因为他们知道在上帝的眼中，他们是平等的。
在讨论独立宣言时，常常有一种不幸的倾向，就是把这些不言而喻的真理和政府的首要原则弄得模糊不清。想让你们相信我们的建国原则是深奥的哲学问题，或是高深的辩论。即使是那些支持这些原则的人，也常常把它们说得好像是学术玩物。他们把这些原则过度复杂化，抽离了他们的精髓，并且以一种让我们昏昏欲睡的方式来讨论它们。
但独立宣言的原则在我看来是一种生活方式，它们不是那种只在大学或法学院才能学到的抽象理论，而是我们宪法和政府的基本前提。你可以从身边的人们那里学到。
当亚历克西斯・德托克维尔从法国访问早期的美国时，他惊讶地发现，在文明世界中，没有哪个国家比美国更不关注哲学，但同样的，也没有哪个国家比美国更深刻地根植或更激烈地捍卫独立宣言的原则。
这就是我在童年时期理解独立宣言原则的方式。这也是这些原则能够支撑我们国家的唯一方式。这也是我今天将向你们讲述这些原则的方式。
我现在相信，就像我当时相信的那样，1776年的独立宣言为我们作为共和国的公民提供了指导原则。即使在这个质疑和批评我们建国原则的时代，我们也不应该忘记：独立宣言确立的原则，尽管我们有种种不完美、失误和悲剧性的错误，但它依然造就了我们。它赋予了我们世界上最自由、最富裕、最强大的国家。
它提供了道德原则，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亚伯拉罕・林肯和马丁・路德・金都曾以此批评奴隶制和种族隔离制度。事实上，这份宣言连同福音书是西方文明史上最伟大的反奴隶制文献之一。
它没有建立一种政府形式，那是后来宪法的工作。但它阐明了政府的宗旨。这份宣言用清晰的散文明确指出：政府的宗旨是保护我们天赋的不可剥夺的权利。这些权利是所有个体平等拥有的。
正如亚伯拉罕・林肯在1858年在他与斯蒂芬・道格拉斯的伟大辩论中宣称的：“抛弃所有微不足道无关紧要的念头……对于任何人的成功，这都算不了什么，我什么也不是，道格拉斯法官什么也不是，但不要摧毁人类那不朽的象征——美国独立宣言。”
这份宣言的思想如此强大，以至于我们的国家无法与奴隶制这一巨大邪恶所造成的矛盾共存。这些原则如此强大，以至于数十万美国人在内战中奋战并牺牲，只为解放人类。这些思想如此强大，他们说服了我们的国家，最终结束了种族隔离。他们今天依然如此强大，激励着全世界的人民摆脱压迫者的枷锁，而这一切都始于我们建国者在1776年在独立宣言中宣告的：
“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即所有人都是生而平等的。他们被造物主赋予了某些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我们也不应忘记接下来的重要句子：为了保障这些权利，政府才在人们中间建立起来，其正当权利来自被统治者的同意。”
同意的原则源于平等的原则。我们人民绝不能合法地同意侵犯我们天赋的平等。
然而，当我今天重新审视独立宣言时，最让我感动的是他的最后一句话。250年后，我们很容易忘记那56位男士签署这份宣言所需要的勇气。他们对国王犯下了叛国罪，冒着被一个远比新生美国强大的帝国处死的风险。
因此，他们以这句令人难忘的结尾作结：“我们坚定的信赖神圣天意的庇佑。我们相互承诺，将我们的生命、我们的财富和我们神圣的荣誉奉献给彼此。”
我再重复一遍：我们相互承诺，将我们的生命、我们的财富和我们神圣的荣誉奉献给彼此。
勇气不是没有恐惧，而是认为有比恐惧更重要的事情。本质上，宣言的签署者们是在说，他们愿意为他们所主张的原则而死。这是最高的勇气行为。那些原则比他们的恐惧更重要。
我现在意识到，如果没有最后那句话，独立宣言中的其他一切都无关紧要。没有那句话，宣言的其余部分不过是羊皮纸上的文字，优美的词句，但终究只是词句。改变世界的不是这些词句，而是那些愿意劳动、牺牲，甚至献出生命的人们的承诺和精神。
也就是林肯在葛底斯堡所说的“为宣言原则献出最后的全部忠诚”。正是那种奉献，我们才拥有了这份丰厚的遗产。
正是那种奉献精神，支撑着开国元勋们和大陆军，让他们打赢了独立战争，在瓦利福奇熬过了严冬，度过了特拉华河，击败了一支无论人数还是火力都远超他们的军队，从而赢得了自由。
正是那种奉献精神体现在内森・黑尔身上。据说他在被英国人处决前曾说：“我唯一的遗憾是我只有一条生命可以献给我的国家。”
正是那种奉献精神，是帕特里克・亨利在弗吉尼亚州大会上所呼唤的。他问道：“生命如此珍贵，和平如此甜蜜，难道要以镣铐和奴役为代价来换取吗？全能的上帝啊，请阻止这一切！我不知道别人会选择什么道路，但对我来说，不自由，毋宁死。”
自那以来的250年里，正是这种奉献精神，推动了美国人的伟大成就和英雄事迹。想想那些开发西部的拓荒者，想想那些在大草原上建立小镇的家庭，想想那些养育孩子、热爱上帝和国家、并送他们上战场打仗的女性。想想内战战场上的士兵们，他们唱着“他为使人圣洁而死，让我们为使人自由而牺牲”。想想那些创新者、劳动者和工程师。托克维尔曾观察到他们充满了爱国主义精神，把国家的每一次胜利都视为自己个人生活中的胜利。
想想这种奉献精神，如何将我们从独立厅带到佛兰德斯战场再到诺曼底海滩。想想兄弟连中那个令人难忘的场景：美国士兵抵达一座集中营，看到那些受苦受难、骨瘦如柴、绝望的囚犯，他们打开大门，给了他们食物、毯子和温暖的拥抱。士兵们环顾四周，心里明白，这就是我们战斗的意义。
想想9月11日坠毁在宾夕法尼亚州尚克斯维尔的93号航班上的乘客。或者想想，当我们今天坐在这里的同时，那些正在以身涉险的年轻男女。想想我的祖父母，他们在1955年8月英勇地、默默地不是张扬地把我和我弟弟叫到厨房餐桌旁，把他们余生都奉献给了我们，好让我们能有一个机会。他们告诉我们：“我们没有受过教育，我们没有机会。但你们这些孩子会有机会的，我们会把余生都奉献给你们。”
正是他们的奉献、他们的爱、他们正确抚养我们的决心才带来了改变，而不是那些话语。尽管那些话语尽其所能地表达了他们的意图，但他们的奉献才是最重要的。
这正是独立宣言最后一句中表达的奉献——那种为了我们的原则不惜一切的意愿。在美国历史上一直是最不可或缺的。
正是这种奉献是我们今天所缺失的。如果这个国家要延续下去，我们就必须在心中找到它。
我是在47年前抵达华盛顿特区的。这很难让人相信，我是1979年作为密苏里州参议员杰克・丹福斯的幕僚抵达的。当时我告诉自己，国会山的工作只是我回佐治亚州萨凡纳家乡的一个短暂停留。后来我在里根政府时期加入了行政部门，在两个联邦机构工作了将近10年，担任过联邦上诉法院的法官，并在过去的34年里一直在最高法院任职。
自从我抵达华盛顿的那一天起，从来不缺少那些宣扬崇高目标、说尽好话的人。我周围一直都有人满口承诺，声称致力于某种正义事业，致力于传统道德，致力于国防，致力于自由企业，致力于宗教虔诚，或者致力于宪法的原始含义。
这些人可以像签署独立宣言的那些人一样思想高尚。他们可以口颂独立宣言的词句，鹦鹉学舌般地重复其原则，他们可以撰写文章，在会议上与最优秀的人一起谈论独立宣言。然而很多时候这不过是口惠而实不至，被宏大的理论和华丽的词藻所掩盖。然而似乎缺乏的正是那种奉献。
人们获得了权力职位，然后你就会了解他们真正的样子。借用我最近读到的一句话：“战斗让我们回归本质。”一旦置身于聚光灯下，置身于那场战斗中，许多人就会成为诱惑的牺牲品。这些诱惑旨在让他们偏离之前未经考验的原则。他们变得害怕批评，如此害怕负面关注，以至于他们想方设法避免做正确的事情。或者他们成为塞壬的迷人歌声的牺牲品，被赞美迷得神魂颠倒，以至于他们会拼命地寻求顺从。他们被诱惑去购买以前无法获得的东西，他们被欢呼和接受的狂喜冲昏头脑，以至于他们抛弃了自己的信念，他们淡化自己的信息，与自己妥协，违背自己的原则投票，并躲藏起来。他们将自己重塑为制度主义者、实用主义者或深思熟虑的温和派，所有这些都是为了向自己的良心和自己的国家为自己的失败找借口。
在华盛顿，我很快就不再疑惑，为什么最高法院花了60年才推翻普莱西诉弗格森案——1896年的那项认可政府强制种族隔离并使其合法化的判决。这项判决让我在种族隔离中成长。
我的法院不可能花了60年才明白普莱西案是一个可怕的错误。种族歧视与我们不分肤色的宪法是严重不符的。大法官们一定一直都知道。正如哈伦大法官在他唯一的异议中阐明的那样，正确的事情是显而易见的。也许阻碍他们的是懦弱。大法官们可能害怕社会后果，他们可能害怕受到政治攻击，他们可能害怕失去他们的社会地位。他们可能害怕负面新闻，他们可能担心，如果他们开始执行不分肤色的宪法，他们接下来就必须处理异族通婚的问题。
但无论如何，在60年可耻的岁月里，他们让像我这样的美国孩子在种族等级制度中长大。因为无所作为比做正确的事情更容易。
当美国人看向华盛顿并疑惑它为何如此经常令人失望时，这并不是因为知道什么是正确的人太少。这也不是因为我们缺乏智慧、能力或才能。相反，那是因为太少人愿意付出代价去做正确的事，去牺牲民声奉承、舒适和安全。而这些正是原则的代价。那是因为我们当中太少人反思并展现独立宣言最后一句的勇气和承诺。
而且很多人似乎已经忘记了，为了这个国家的存续和发展，其他人付出了多少牺牲。我们当中有谁拥有年轻士兵们在诺曼底海滩冲锋、在瓜达尔卡纳尔岛作战、后来在朝鲜和长津湖水库战斗的勇气？如果我们不能说我们拥有这些年轻士兵在战场上捍卫我们立国原则所需的勇气，那么我们又如何维护这些原则和这个共和国呢？
除非我们拥有与那些使这个国家成为可能的人的勇气相匹配的奉献精神，否则我非常怀疑任何关于我们宪法的研究或见解的提升，都不会有太大作用。获得学术分数所需的能力，与我们宣誓要保护和捍卫宪法所需的能力之间有着天壤之别。
我自己也曾面临这场挣扎。大约43年前，在1983年的早春，我正处于人生的最低谷。我刚刚埋葬了我的祖父母，他们也是我认识的最伟大的两个人。我身无分文，我住在一个蟑螂肆虐的公寓里，我无法按时支付信用卡账单，我很快就要卖掉我的车来支付我儿子的学费。我不断受到媒体和国会的攻击，因为作为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的主席，我没有屈服于当时盛行的种族正统观念。
那时我问了自己一个简单的问题：这些原则的价值是什么？你的原则对你来说价值几何？
我当时的回答和今天一样：它们值得生命本身。
那些原则是什么？它们就是独立宣言中的那些原则，它们是我的祖父母传给我的，并由我的修女和我的信仰所强化。在上帝的眼中，我们是平等的，我们都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和样式平等创造的。我们都拥有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自然权利。我们的权利和我们的尊严是与生俱来的，它们不来自于他人，也不来自政府。而我们的政府从我们的同意中获得其合法性和权威。
我们的权利不来自我们的政府，我们的权利相对于政府的首要地位。对于调和独立宣言的不朽言辞与我们的宪法和历史至关重要。我们的任何权利都不来自政府，政府的所有权利都来自我们的同意。政府的结构和有限作用是为了确保它不会超越我们所同意的权利，也不会侵犯我们的自然权利。
宪法是政府的手段，它是宣告政府目的的宣言。宪法通过保护我们的自然权利和自由，免受权力集中和过度民主的侵害来实现这一目的。我们的宪法创造了分权和联邦制，这在现代历史上是真正第一次以防政府变得过于强大，从而威胁到我们的自然权利。
联邦党人文集第十篇提出了一个观点：对我们权力的最大威胁来自多数派系。遗憾的是，人类历史告诉我们，多数人常常试图控制政府，并利用国家侵犯少数人的权利。因为人是有缺陷的，对权力的渴望正如詹姆斯・麦迪逊所描述的是根植于人性之中的，所以政府必须受到限制。因为麦迪逊也说过，如果人类是天使，就不需要政府；如果由天使来治理人类，那么政府就不需要外部或内部的制约。但是人类并非天使。
奴隶主利用政府权利剥夺了奴隶的基本权利，也就是天赋权利。种族隔离主义者利用国家压迫那些获得自由的男性和女性，其中也包括我的祖先。
在我们今天聚会之时，这些原则是否能延续下去，尚不明确。在20世纪初，一套新的政府基本原则被引入美国主流社会。这套新基本原则的倡导者，其中最突出的是我们国家的第28任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将其称之为进步主义。自威尔逊总统任期以来，进步主义已经深入渗透到我们的政府体系和生活方式之中。它一直与独立宣言的原则勉强共存，因为它与这些原则是对立的，所以两者不可能永远共存。
进步主义并非美国本土产物。威尔逊和进步主义者坦率承认，他们是从奥托・冯・俾斯麦的德国那里借鉴的。他们很欣赏那个以国家为中心的社会。像威尔逊这样的进步主义者认为，美国需要抛弃建国原则，赶上更先进、更复杂的、相对不受阻碍的国家权利体系，一个几乎完美无缺的体系。他承认这是一种外来学说，很少使用英语或美国原则的语言。他所提供的在我们看来都是些格格不入的观念。因此，他将仍然固守其原有政府体系的美国描述为“迟迟未能认识到欧洲体系的优越性”。
进步主义是美国第一个主流政治运动，除了内战前夕支持奴隶制的反动派之外，它公开反对独立宣言的原则。进步主义者力图推翻独立宣言对平等和天赋权利的承诺，他们否认这两者是自明的。对威尔逊来说，个人的不可剥夺的权利“纯属无稽之谈”。威尔逊将自由重新定义，不再是伴随并归属于政府的天赋权利，而是“被治理者根据自身需求和利益调整政府的权利”。换句话说，自由不再是上帝赐予的先于政府存在的权利，而是在政府恩赐下才能享有的。
在威尔逊重新构想的政府中，它将是“仁慈且不可或缺的”。像约翰・杜威这样的进步主义者抨击开国元勋们，认为他们相信自己的思想是永恒的真理，适用于所有时代和地点，而杜威则认为，这些思想是受历史条件限制的，只在他们自己的时代还具有相关性。现在杜威和进步主义者主张这些思想应该被取代。
进步主义试图取代独立宣言的基本前提，从而取代我们的政府形式。它认为我们的权利和尊严并非来自上帝，而是来自政府。它要求人民顺从和软弱。这与一部以我们权力的超然起源为前提的宪法是格格不入的。
毫不奇怪，你会发现进步主义者对我们美国人民抱有极大的蔑视。在步入政坛之前，威尔逊曾将美国人民描述为“自私、无知、胆怯、固执和愚蠢”。他哀叹我们通过投票做的事情太多，而通过专家治理做的事情太少。他提议，人民应该由将他们视为工具的行政官员来统治。他再次渴望像德国那样，在那里，他赞叹地说，人民是温顺和顺从的。
进步主义的这个世纪并没有顺利发展。威尔逊和进步主义者斥责美国人没有采纳的那个欧洲体系，而它被称为几乎完美的体系，却导致了世界有史以来最可怕暴行的那些政府——斯大林、希特勒、墨索里尼和毛泽东。他们都与进步主义的兴起交织在一起，并且都反对我们独立宣言所依据的自然权利。
许多进步主义者在这些政府导致数千万人死亡之前不久，都曾对他们中的每一个人表示钦佩。
采纳进步主义对独立宣言中关于普遍的不可剥夺的自然权利愿景的拒绝是一个可怕的错误。威尔逊声称自然权利必须让位于历史进步。这可能为我们历史上最大的错误提供正当理由。
在普莱西诉弗格森案中，法院支持了路易斯安那州的种族隔离制度，因为它认为隔离但平等是合理的，这符合人们既定的惯例、习俗和传统，并且只在促进他们的舒适和维护公共和平与良好秩序。进步主义者拥抱优生学也就不足为奇了。进步主义者认为，达尔文科学及生物学本身所蕴含的不断进步的理念已经证明了种族固有的优越性和劣等性。威尔逊重新隔离联邦政府工作人员，这只是一小步。政府启动对那些被当时的专家认为不适合生育的人进行绝育计划，这又是另一步。而这得到了法院在巴克诉贝尔案中的支持。该案的判决书是由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大法官这样的人物撰写的。
我们可以争论你是否相信不可改变的绝对的自然权利或者威尔逊主义的不断进步的历史观。事实上，你们的公民领导力学院就是为了举办这样的辩论而设立的。但请允许我请求你们思考一下其后果。
欧洲思想家长期以来一直批评美国仍然困于洛克的世界，其政府软弱，权利分散，个人权利强大。他们说，我们18世纪的《独立宣言》阻碍了我们进步到更高形式的政府。但我们很幸运，没有用我们的洛克式束缚去换取黑格尔、马克思及其追随者所宣称的开明世界。法西斯主义毕竟就是国家社会主义。在欧洲和亚洲引发了导致数千万人死亡的战争。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接着又杀害了数千万他们自己的人民。这就是当自然权利让位于历史进步等更高层次的观念——或者正如托马斯・索威尔所写的“被选定者的愿景”时所发生的事情。
当然，所有这些都没有改进独立宣言的原则。托克维尔的《美国的民主》主要讲述了美国之所以优于欧洲，是因为它有意识地彻底拒绝了中央计划和行政管理。换句话说，进步主义是倒退的。
正如卡尔文・柯立芝在独立宣言发表150周年时所说：“如果人人生而平等，那就是最终的。如果他们被赋予不可剥夺的权利，那就是最终的。如果政府的正当权利来自被治理者的同意，那就是最终的。在这些主张之外，不可能有任何进步、任何发展。如果有人想要否认他们的真实性或正确性，他们唯一能在历史上前进的方向不是向前，而是倒退到没有平等、没有个人权利、没有人民统治的时代。”
当亚伯拉罕・林肯在葛底斯堡向聚集的人群发表演讲时，他们是为了纪念过去而聚集的。但林肯的演讲敦促他们不要自满。相反，林肯说，他们应该把过去看作是激励他们未来达到更高境界的灵感。
“我引用他的话：我们更应该在这里致力于摆在我们面前的伟大任务。从这些光荣的逝者那里，我们获得更坚定的奉献精神，去追求他们为之付出最后全部奉献的事业。我们在此宣誓我们崇高的决心：这些逝者不应白白牺牲，这个国家将获得自由的新生。这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将不会从地球上消亡。”
当我们聚在一起庆祝独立宣言250周年时，我们可能会很想把它当做被动的旁观者。我们可能会很享受我们的茶点，把独立宣言当做一个闪亮的物件或纪念品。然后听我们自己的声音，我们可以争论谁的建国理念更好，争论我们如何比我们的开国者好得多，争论我们的做法会如何与那时不一样。我们可以小心翼翼不做任何会让我们受到批评、失去朋友或损害我们职业前景的事情。
但在我看来，我们必须在自己身上找到独立宣言签署者所拥有的那种勇气，这样我们才能为我们的未来做他们为他们的未来所做的事情。你们每个人每天都会有机会展现勇气。无论你们的人生使命是做一名劳工、一位全职妈妈、一位小企业主、一位教育工作者、一位办公室职员、一位法官，还是其他什么事业。
这可能意味着明天在课堂上，当周围的人期望你活在谎言中时，你要勇敢地发声。这可能意味着要对抗当今流行的偏见，比如反犹太主义。当你的宗教被教授嘲笑和贬低时，你要站出来维护它。这可能意味着当你的原则会让你失去朋友或被排斥时，你也不要动摇。当你看到学校董事会里的孩子憎恨你的价值观和我们的国家时，你要竞选学校董事会成员。这可能意味着拒绝一份需要你做出道德或伦理妥协的工作。
有一件事我确信是真的，那就是这意味着每天醒来都要下定决心抵制不公平的批评和攻击。
这些是我们将要面对的选择。你必须决定是怯懦地回应，还是像独立宣言签署者那样勇敢地回应。
当然，这不会容易，从来都不容易。但是如果你像我一样，你需要比自己更大的力量来源，你将需要依靠你的信仰来引导和支持你度过这一切。你会让那些你以为是朋友的人失望，并忍受人身攻击以及对你关心的人的攻击。但是如果你坚持下去，你会发现勇气就像怯懦一样，是可以养成习惯的，它将成为你生活的一部分，成为你的一部分，我甚至敢说它是解放性的。你也将成为他人效仿的活生生的榜样。
所以，无论如何，请庆祝《独立宣言》。这是美国历史上最重要的行动，我们宪法的基石，正如林肯所说，是我们共和国的压舱石。那我恳请你们通过捍卫它、维护它，并重新致力于践行它的理想，来庆祝它。汲取那些对抗国王并签署宣言的人们的勇气，或者那位宁愿领导国家经历内战，也不允许这个国家因奴隶制的巨大矛盾而分裂的总统的勇气。对他们为之付出最后一切的那个事业投入更多的奉献，并坚定的依靠神圣天意的庇佑，让我们彼此承诺，献出我们的生命，我们的财富和我们神圣的荣誉。
谢谢大家，愿上帝继续保佑我们的国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