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学校操场玩耍的孩子们（图片来源：Tim Graham/Getty Images）
看到了一则地狱新闻：云南曲靖的李女士向媒体报料称，3月30日下午，她的丈夫接到孩子班主任电话，称孩子在学校被同学殴打，需要家长到学校调解。李女士的儿子今年15岁，即将中考，这学期一开始就被其他同学索要零食，之后被索要钱财，3月30日下午被同学殴打。父亲知道孩子被欺凌的经过后情绪激动，调解没几分钟就不幸猝死。
据李女士声称，丈夫出事后，学校工作人员提供了AED（自动体外除颤仪），但在场无人会使用，连120急救电话都是李女士自己打的。拨打急救电话后，急救人员通过电话教她心肺复苏，并在几分钟后赶到现场，但丈夫已经离世。
学校经过调解后，始终坚持自己没有责任，只愿意出于人道主义“募捐”4万块钱给李女士一家。双方无法达成协议，李女士的丈夫至今未安葬。
这当然是一桩偶发事件，但在这个新闻里，有校园霸凌（教育体制的应对失能），有焦虑的中年人猝死（家校关系的失衡），有AED按照国家规定进行配备但没人会用，结果形同虚设（公共急救与健康素养的普遍缺位），有学校的不愿承担责任。可以说，整个新闻的每个细节都是时代痛点。最可怜的是孩子，原本是校园霸凌的受害者，如今却亲眼见到父亲离世。中考还是其次，关键是如果没有心理治疗干预，他一生都会在“我害死了父亲”的自责、痛苦和创伤记忆中挣扎。
有人看到这种新闻，就会告诫孩子“有事一定要及时告诉家长”，认为这个事件里的孩子从学期初拖到现在，自己也有问题。道理确实如此，但显然低估了校园霸凌对孩子的冲击。如今很多人对校园霸凌的理解还停留在“被欺负了打回去就行”或者“告诉老师和家长”的层面。
但真正的霸凌从来不是单次事件，而是一种权力关系的不对等。施暴者通过持续的压制，让受害者形成习得性无助——不敢反抗，不敢告诉家长老师，因为反抗会招来更狠的报复，告诉了可能也没用，甚至会被说“你怎么不还手”“你也有问题”。每个跟孩子说“有事要尽快告诉我们”的家长，都应该先想想，自己听到孩子的倾诉时会给什么反应，如果张嘴就是“凡事也要在自己身上找问题”，那就不要抱怨孩子报喜不报忧。
在这场悲剧中猝死的父亲，有着怎样的故事呢？死亡当然是意外，但他确实很可能是身边你我他，一个承受着经济、教育和家庭压力的中年男性，对孩子的未来有着巨大期望和焦虑，在那一刻因为孩子被欺凌而无法容忍。
学校真的没有责任吗？显然不是。李女士的儿子从学期初就已经被勒索，并逐步升级至暴力，说明学校管理已然失守。李女士丈夫的死亡，学校更是负有责任，AED作为学校专门配备的急救工具却无人会使用，意味着工作中的形式主义。在事发后，学校不愿承担责任，口口声声都是“出于人道主义”和“募捐”，试图用四万元打发死者家属，实际上是将应承担的制度性责任降格为金钱捐助，试图用金钱终结冲突，这种推诿是对李女士一家的再次伤害。尤其是对孩子来说，学校这种公式化处理使得他在本该获得保护的时间遭遇更大冷漠。
新闻里关于校园霸凌部分的“调解”二字异常刺眼，当暴力事件发生后，学校的本能反应不是惩戒施暴者、保护受害者，而是“调解”。什么是调解呢？就是把双方家长叫到一起和稀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这是长期以来的惯用套路，教育系统如此，其他系统也会这样，因为处理霸凌的成本太高，得解决问题得上报，调解的本质是“捂盖子”，结果是学校不用担责。
事后学校的“募捐”二字同样如此，不是赔偿，不是责任认定后的经济赔付，而是出于同情，意味着宣称自身无责。
也就是说，在学校的立场上，霸凌是学生之间的行为，是家庭教育的问题，是对方家长的监护失职。父亲猝死是自身疾病导致的，是他情绪管理的问题，跟学校也没关系。AED没人会用，那是急救培训的问题，同样不是学校的直接责任。
这不是学校的套路，而是社会的普遍组织行为模式：遇事先问“我们的责任边界在哪”，能推的先推掉，而不是“我们应该做什么”。
这当然是一桩偶发事件，但它的每一个点恰恰呈现了时代之痛。而这些时代之痛的背后，总有一些固有认知在左右人们的思维——很多人遇到各种社会负面事件，都喜欢说“哪里都有好有不好”，以此证明事发地没有那么差。这句话本身当然是对的，但它是无用的废话，而且说这句话的人，要捍卫的往往不是“好”，而是“不好”背后的权力。
好与不好是相对的，总有相对更好的地方。更重要的是，越是热衷说“哪里都有好有不好”“凡事都要两面看”的地方，这种毁家灭门的事情发生起来就越容易。因为热衷说这种话的地方，对权力和罪恶更“包容”，容忍度越高，就越会滑向更糟糕的境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