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当初为了“告别文革”而设计了选拔赛，却偏偏选出了将中国带回“二次文革”的习近平。（图片来源：公有领域）
上世纪80年代，中南海曾试图透过一场名为“第三梯队”的政治实验，以防止“文革式”的个人独裁重演疯狂。然而，这场由胡耀邦主导、李锐执行的选拔，最终却演变成一场讽刺的历史大反转。为何当初为了“防左”而建立的名单，最终却选出了将中国带回“左转”之路的人？
文革表现是核心门槛 选拔“不折腾”的干部
1983年，胡耀邦正式提出“第三梯队”概念，由中组部副部长李锐主抓。选拔 1,100 多名省部级后备干部时，设立了极其严苛的“政治体检”：原则上必须具备大学学历，这在当时“大老粗”当道的体制中是一场革命，年龄还需在 50 岁以下，地厅级级别，再加上文革表现（一票否决制；严禁“三种人”入选——跟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升官的人、造反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因此优先考虑的是文革中的“逍遥派”或对文革有抵制态度的知识青壮年。换而言之，当时的考核标准极其“严苛”，不仅要看学历与年龄，审核最关键的门槛是：文革表现。
虽然胡耀邦强调才干，但在老军头与大佬的强大压力下，许多红二代也被列入名单。例如，时任河北正定县委书记的习近平、在大连任职的薄熙来等，都在这 1,100 人大名单中。
1982年，习近平从军委办公厅主动“下沉”到河北正定县。据李锐晚年回忆，习近平当时表现得极其“听话、沈稳”，不像其他高干子弟那样张扬。在胡耀邦眼里，这是一种“老实、可靠”的表现，符合改革派希望的平稳过渡。这与胡耀邦希望选拔“不折腾”的干部初衷不谋而合。
当时的薄熙来，不可一世、气焰嚣张，但在第一轮就被中组部“刷掉”。这不仅是因为他个性张扬，据党内秘辛，薄熙来在进入名单前，就被陈云亲自“画了叉”，关键就在文革时的表现。
据《苹果日报》与海外媒体报导，薄熙来在文革期间为了表现政治忠诚，曾当众批斗亲生父亲薄一波，甚至踹断其三根肋骨。陈云对此评价极低，认为此人“心术不正、六亲不认”，一旦得势必会乱党。
《朝日新闻》也曾揭露，薄熙来文革时曾偷窃汽车并撞死驴子，甚至在书店偷窃昂贵辞典转卖。这些“品行瑕疵”在李锐与胡耀邦的审查中，成了不可逾越的红线。
李锐曾任毛泽东秘书，美国加州法院3月31日裁定李锐的日记可继续保存在史丹佛大学，不会被送回中国。（图片来源：GOH CHAI HIN/AFP/Getty Images）
亲手选拔了“开倒车”的人
胡耀邦1989年逝世，1987年被赶下台后他遗憾的是，他想建立的“正常国家体制”被老人政治彻底粉碎，他倾力提拔的“第三梯队”正逐渐沦为权贵家族的囊中物。这份名单实际上成了后来“团派”与“太子党”共治天下的雏形。
2019年逝世的李锐曾作为当年“第三梯队”选拔的主管者，他在晚年多次公开或私下表达对习近平的失望。他在接受海外华人等媒体采访或私下谈话中，毫不掩饰地表示：“没想到他的文化程度这么低”、“我当时看错了人”——李锐后悔当年只看重了习近平的“老实”，却没看出其内心深处的毛式教条与集权倾向。
选人改变不了党 中共系统最终选择的是“守墓人”
台大政治系名誉教授明居正直言：“中共的体制像一个过滤器，胡耀邦想滤出‘改革者’，但体制最终只会留下‘保党者’。”明居正分析，习近平的入选与薄熙来的落选，本质上是党在寻找“安全”的接班人。但中共的基因决定了，任何人在这个体制内想要生存并上位，最终都必须向左靠拢。
明居正在访谈中指出，中共的选拔机制存在一种“逆向淘汰”。习近平当时之所以入选，是因为他表现出的“平庸”与“无害”。然而，一旦这套体制感受到生存威胁，选出来的人必然会回归马列毛的集权套路来维护统治。胡耀邦的悲剧在于，他认为可以通过选人来改变党，却没发现党的基因会同化所有人。
政经专家程晓农指出：“所谓第三梯队，实质上是红色贵族的‘世袭保障计划’。”这份名单确保了权力始终在红二代手中流转。习近平与薄熙来虽然在1980年代有胜负，但他们回归集权、维护党产的底色是一样的。1980年代的改革是为了救党。习近平与薄熙来虽有入选与否的区别，但本质上都是“红二代”。当经济改革威胁到政权安全时，这批“第三梯队”出身的领导人必然会选择“向左转”，因为那是他们唯一的政治安全区。
前美国国务卿政策规划办公室首席顾问余茂春认为，这不是某个领导人的问题，而是中共政权在面对国际民主浪潮时，必然会产生的“防御性左转”。胡耀邦与李锐的悲剧在于，他们试图用“好人”去改良一个“坏体制”，最终却被体制反噬......“胡耀邦的理想化，敌不过列宁主义政权的本能。”尽管薄熙来因文革恶行被胡耀邦、陈云排挤，但讽刺的是，习近平上台后推行的“唱红打黑”加强版，本质上就是薄熙来在重庆搞的那一套。
胡耀邦为了“告别文革”所设计的选拔“第三梯队”有大批工程师背景的官僚（如胡锦涛、温家宝），这奠定了后来“技术官僚治国”的模式，是中共从“革命党”转向“管理党”的转折点。第十七、十八届政治局常委中，绝大多数都来自当年那份“第三梯队”名单。纵使胡耀邦本意是改革，但在中共一党专政体制下，这种选拔本质上仍是“内部指派”。缺乏真正的民主选举，导致名单内的人最终仍需向权力核心效忠，而非向人民负责......于是，一经权贵大佬之手却挑选出了将中国带回“二次文革”的习近平。
史无前例的干部大洗牌，虽然让中共避开了苏联式的领导人集体老化崩溃，却也因为缺乏结构性的政治改革，最终演变成了今日派系共治与权力定于一尊的复杂局面。专家们指出，在集权体制下，那些在文革中受过苦的人，一旦掌握了绝对权力，往往会回过头去模仿那个曾经伤害过他们的体制；当然胡耀邦与李锐的理想，终究在红魔之下碎成了一地鸡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