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5月12日，中国安徽的一个农村社区村民在屋外吃饭（图片来源：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2020年5月，在中共即将宣布“脱贫攻坚全面胜利”的最后冲刺阶段，一个不和谐的声音从北京传出。时任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全国人大记者会上说了一句话：
“中国有6亿人每个月的收入也就1000元，1000元在一个中等城市可能租房都困难。”
这句话的分量，不在于它揭示了什么新的事实，而在于它是谁说的、在什么时候说的。它出自一个国家的二号人物之口，出现在官方宣传机器正全力歌颂“人类减贫史上最伟大奇迹”的时刻。
六亿人，接近中国总人口的43%，每月收入不到1000元人民币，约合140美元。这不是贫困线附近的边缘群体。这是一个庞大到足以构成一个国家的人群。
一个号称“崛起”的国家，一个耗费天量民脂民膏去建空间站、铺高铁、办奥运的国家，七十多年来，竟然没能让将近一半的国民摆脱月入千元的困境？
通常的解释是：发展不均衡，改革需要时间，农村落后是历史遗留问题。这些解释听起来合理，却回避了一个根本性的追问：如果这真是中共想解决的问题，七十多年的绝对权力，为什么没有解决？
答案也许令人不安：不是它解决不了，而是它不能解决。因为大量低收入人群的存在，不是这个体制的失败，而是它赖以运转的条件。
寄生者需要宿主永远虚弱
一个月收入1000元的人，全部精力用于什么？生存。付房租、买食物、供孩子上学，如果还有余力的话。他不会去关心言论自由，不会去要求司法独立，不会去质疑为什么自己没有选票。不是因为他不想，而是因为他没有这个余裕。
政治参与需要前提。它需要时间，去阅读、去思考、去讨论。它需要安全感，不怕失去工作、不怕被报复。它需要社会联结，和志同道合的人建立横向关系。而这一切的底线，是不必每天为明天的饭钱而焦虑。
这不是推测，而是已被历史反复验证的规律。
二十世纪后半叶，东亚上演了一场无意间的政治学实验。台湾、韩国、新加坡和香港，被称为“亚洲四小龙”，在经济起飞之后，无一例外地产生了对政治权利的强烈需求。台湾在1987年人均GDP达到约5000美元时解除戒严，开启民主化进程。韩国在同年、人均GDP约3000美元时爆发六月民主运动，终结军事独裁。
这不是巧合。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Huntington）在《第三波：20世纪后期的民主化浪潮》（The Third Wave: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te 20th Century）中系统分析了这一现象：二十世纪后期的民主化浪潮，几乎无一例外地伴随着中产阶级的壮大。中产阶级拥有财产、教育和社会网络，他们有能力也有动机去要求一个对他们负责的政府。
反过来说，一个政权如果想永远不面对这种要求，最有效的办法，就是确保大多数人停留在生存线附近，忙于谋生，无暇问政。
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在《极权主义的起源》（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中的观察更为直接：极权运动需要的不是有组织的政治公民，而是“原子化的、孤立的大众”，彼此之间失去了横向联结，完全依赖国家的个体。
贫穷正是实现这种“原子化”最有效的工具。当一个人穷到只能依赖国家的转移支付、依赖国家控制的就业渠道、依赖国家分配的教育资源时，他在政治上就已经被缴械了。他不会反抗，不是因为他满意，而是因为他承担不起反抗的代价。
中共深谙这一逻辑。这不是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关系。这是寄生者与宿主的关系。
而最理想的宿主状态是什么？不是死亡，死亡意味着寄生者失去了能量来源。也不是健康和强壮，那意味着宿主有能力摆脱寄生者。最理想的状态，是宿主恰好虚弱到无力反抗，但又恰好活着，能继续被吸取。
六亿人月入千元的中国，正呈现出这样一种状态：人民足够穷、足够忙、足够原子化，无法形成任何有效的政治力量；但又足够勤劳、足够能干，能够持续创造被吸取的财富。
这种状态，不是偶然形成的。
2024 年 2 月 18 日，工人们在中国西南部重庆市的一个火车站建设工地的脚手架上工作（图片来源：Getty Images）
谁在喝这杯血
如果说贫穷制造了政治上的顺从，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被“节省”下来的劳动价值，去了哪里？
答案隐藏在一个独特的权力结构中。在任何正常的国家里，公民供养一套政府系统。但在中国，公民供养的是两套平行的权力系统，行政系统和党务系统。从中央到村庄，每一级行政机构旁边都影子般地立着一个同级的党委。省长旁边有省委书记，市长旁边有市委书记，校长旁边有党委书记，国企总经理旁边有党委书记。而在所有层级上，真正做决策的都是党。行政系统做事，党务系统控制。
这种双重结构的成本，最终由谁承担？由最没有议价能力的群体，农民和底层工人。
但“附体”的吸血管道，远不止于维持党务系统的运转成本。它通向一条更加庞大的利益链。
中国最赚钱的行业，能源、电信、银行、烟草、军工，全部由国有企业垄断。这些企业的利润从何而来？从垄断定价、从低于市场价的土地和资源获取，以及最重要的，从远低于其劳动价值的工人工资。差额去了哪里？去了企业利润，最终流向了控制这些企业的党和权贵网络。
中国被称为“世界工厂”，但很少有人追问：这个“工厂”的竞争力究竟建立在什么基础上？不是技术领先，在大多数制造业领域，中国的技术水平长期落后于日韩欧美。是劳动力成本。
数以亿计的农民工，离开家乡，进入沿海城市的工厂，每天工作12小时以上，住在集体宿舍里，拿着无法在工作城市安家的工资。他们的农村户籍意味着他们的孩子不能在这座城市上学，他们不能享受这座城市的医疗和养老。他们是临时工，永远的临时工，为一个不承认他们是公民的城市创造财富。
如果中国的穷人确实只是“发展不均衡”的受害者，那么财富应当分散在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中。但事实恰恰相反。据瑞士信贷的《全球财富报告》（Credit Suisse,Global Wealth Report），中国最富有的1%人口拥有全国约31%的财富，而底层50%的人口拥有的财富不到6%。更意味深长的是：中国最富有的群体中，有极高比例与党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联，现任或前任官员的家属，通过政治关系获得垄断许可的商人，在国有资产“改制”中以远低于市场价获得企业的“红色资本家”。
这就是中国的不平等与西方的不平等之间的根本差异。在市场经济中，不平等主要来自有规则的竞争，是完全正常的。但在中国，不平等来自权力垄断，它不是市场竞争的副产品，而是权力分配的直接后果。
可以这样理解这条利益链：三亿农民工在底层提供劳动力，国有垄断企业在中层吸取利润，党的权贵网络在顶层收割财富。这台机器要高效运转，有一个前提，底层的劳动力必须足够便宜、足够顺从、足够缺乏议价能力。
底层的贫穷，不是这台机器运转不良的症状。它是这台机器运转良好的前提。
每一条出路都通向它的恐惧
如果中共真的想消灭贫穷，需要做什么？经济学家可以开出一张并不复杂的清单。
改革户籍制度，让农民工在工作城市享有平等的教育、医疗和养老权利。但这意味着劳动力成本大幅上升，出口竞争力被削弱，国有企业的利润被压缩，那些利润正是权贵网络赖以为生的血液。
允许独立工会，让工人有集体谈判的能力。但这意味着工厂里将出现一个不受党控制的组织力量。1981年波兰团结工会的经验已经清楚告诉了中共：独立工会可以在十年内埋葬一个共产党政权。
建立司法独立，让强拆、欠薪、环境污染的受害者能够得到公正裁决。但司法独立意味着法官不再听命于党委，而这正是一党专政最核心的支柱之一。
推行土地私有化，让农民真正拥有脚下的土地，可以出售、抵押、继承。但这意味着地方政府将失去低价征地、高价卖出的“土地财政”，许多地方政府最大的收入来源，也是无数官员腐败最丰厚的温床。
每一条通向真正脱贫的道路，都经过一扇中共不可能打开的门。不是技术上做不到。是每一扇门背后，都站着这个体制最核心的利益和最深层的恐惧。
承诺与背叛的循环
这并非新的困境。它贯穿于中共的整部历史。
共产党当初要利用工人阶级夺权，封他们为“最先进的阶级”、“领导阶级”、“无产阶级革命的先锋队”……许诺“耕者有其田”……建国后很快消灭了资产阶级，最后把工农变成了彻底的一无所有的无产阶级。
七十多年前，农民被许诺了土地。他们拿到了。然后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通过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土地被一步一步地全部收回。紧接着是户籍制度，不许农民进城工作居住。从此，全体农民成为中国社会的二等公民。
七十多年后的今天，事情有了哪些变化？
农民可以进城了，但他们的孩子仍然不能在父母工作的城市参加高考。他们可以打工了，但他们仍然不能享受工作城市的医疗和养老。全国332个城市中，约49%已取消了户籍门槛，但那些城市，恰恰是农民工不想去的小城市。而农民工真正工作和生活的地方，北京、上海、广州、深圳，仍然维持着严格的积分制，系统性地排斥低收入劳动者。
户籍制度的形式在松动，但功能未变。它从一道“禁止流动”的硬墙，变成了一道“允许流动但剥夺权利”的筛网，可以来为这座城市创造财富，但不能享受这座城市的公共服务。
二等公民的身份，换了一种更隐蔽的方式，延续了下来。
没有财产，就没有独立。没有独立，就没有自由。没有自由，就没有反抗的能力。
被精心维护的贫穷
消灭贫穷，意味着释放出一个不再依赖自己的公民阶层，他们会要求法治，要求选票，要求对权力的问责。这是共产党体制无法接受的结果。
所以，“脱贫”不会真正发生。发生的只是“脱贫”的叙事，一个精心策划的表演，让贫困线设在足够低的地方，让统计数字足够漂亮，让世界相信奇迹正在发生。而在舞台的幕布后面，六亿人依然月入千元。
这让人想起历史循环。土地改革时，农民被鼓动去斗地主，“不劳而获、强取豪夺、为所欲为的政策使少数农民得到实惠，也有不少贫苦农民对共产党感恩戴德，因而接受了共产党是为人民的说法”。但很快，那些分到手的土地就被收回了。
甜头是暂时的。收割是永久的。
“脱贫攻坚”是同一个模式的最新版本，给出一个许诺，制造一种感恩，然后在体制层面确保那个许诺永远不会真正兑现。因为一旦兑现，“感恩”的基础就消失了。
而在这一切的更深处，还有一个被刻意掩盖的事实。共产主义声称要消灭剥削，要建立一个没有阶级的社会。但它建立的每一个政权，都制造出了比之前社会更深、更固化的阶级鸿沟。共产主义许诺“各尽所能，按需分配”，但这个许诺本身就是谎言。“各尽所能”需要自由，而共产党体制恰恰要消灭自由。“按需分配”需要有人来定义什么是你的“需求”，而一旦这个权力落入党的手中，“按需分配”就必然变成按权分配、按级别分配。中共搞的也不是市场经济，而是权力经济，一切都看权力的指挥棒起舞，社会成员连基本的自由都没有，怎么可能各尽所能。
这不是执行中的偏差。这是设计中的必然。共产党从来就没有打算让穷人变富。
当那六亿人在深夜的工厂里加班，在建筑工地上扛砖，在出租屋里为孩子的学费发愁时，他们或许从未想过一个问题：他们的贫穷，在某种意义上，正是这个体制最需要的东西。
因为一旦他们不再贫穷，一旦他们有了时间去思考、有了资本去选择、有了底气去说“不”，这个体制赖以存在的根基，就会开始动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