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1月7日，众议院监督与政府改革委员会在国会大厦就明尼苏达州的欺诈案举行听证会（图片来源：Chip Somodevilla/Getty Images）
当代全球化正处于一个极其危险的拐点。在自由、贸易与人员流动的宏大叙事背后，一股反文明的"逆流"正在悄然侵蚀西方社会的根基。这种逆流并非单纯的移民迁徙，而是一种带有寄生性质的制度性反噬。从美国腹地的福利诈骗，到远东金融中心的文明陷落，历史的逻辑正向我们揭示一个残酷的真相：当文明社会以无底线的礼让去拥抱未经文明洗礼的荒蛮势力时，全球化便不再是进步的凯歌，而是秩序塌方的序曲。
制度性共犯——索马里诈骗案揭示的文明寄生
近日，美国明尼苏达州索马里社区爆发的一起大规模福利诈骗案，为我们观察这种"文明反噬"提供了鲜活且惊心的个案。这绝非偶然的财务违规，而是一场利用西方民主制度漏洞进行的、彻头彻尾的群体性掠夺。
案情细节显示，在索马里社区内部，已然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福利欺诈网络。一位心存疑虑的调查者曾亲身走访了四五十个托儿中心，试图寻找那些申报领取巨额政府津贴的孩子。然而，无论是在清晨、正午还是深夜，这些所谓的教育机构内部空无一人。这不是差额虚报，而是凭空捏造的行政幻象。每一个空壳中心每年竟能从政府领取250万美元的福利津贴。据初步估算，该社区涉嫌的福利诈骗规模极其巨大，甚至有分析指向了百亿美元级别的黑洞。
这起巨案揭示了一个深层病灶：寄生者心态。当一个族群成规模地进入美国，却拒绝认同美国的契约精神与文明准则，而是将其法治环境视为可以随意宰割的肥肉时，制度的尊严便荡然无存。更令人警醒的是，这种掠夺已延展至政治权力核心。相关资产评估显示，索马里裔众议员伊尔汗・奥马尔（Ilhan Omar）在短短数年从政生涯中，资产涉嫌出现爆发式增长，而其官方年薪仅为17万美元。
当这些群体以"少数族裔"的身份建立起封闭的"小王国"，并以政治声援作为要挟来对抗司法调查时，西方文明正面临一种前所未有的制度性勒索。这种寄居者不仅在吸食宿主国家的经济血液，更在从内部瓦解支撑自由世界的诚信基石。
预言的兑现与文明的易碎——香港易手后的断裂思考
索马里社区对美国制度的蚕食，让我重新审视制度的可逆性问题。上世纪90年代初，在苏东剧变的宏大背景下，我曾一度认为民主进程是不可逆的，文明一旦建立便会自我生长。然而，随着中英联合声明的签署和英国在香港主权问题上的退让，我意识到：当文明将成熟的果实移交给暴政，繁荣便失去了根基。
早在1997年7月1日之前，我便公开立下了断言，指出香港的自由与法治必将在中共接手后走向陷落。作为最早提出这一悲观论断的观察者之一，我深知所谓的"一国两制"从中共承诺的那一刻起，就是一场拖延时间以便全面控制香港的骗局。中共1983年宪法前言中明确规定了"四个坚持"，其中"党的领导"与"无产阶级专政"与香港基本法在逻辑上是绝对排斥的。邓小平的承诺，本质上是在不改变极权宪法前提下的权宜欺诈。在一个极端集权的暴政体内，绝无可能长期容忍一个与之对抗的自由体制。
1997年7月1日，加拿大华人举行盛大庆祝香港回归活动，加拿大多元文化电视台OMNI2在多伦多西面的密西沙加中国城庆祝活动现场采访了我，记者问我如何看待香港回归，我回答如下：（当时的电视采访视频在此）
1，香港是从有自由民主法治的制度回归到专制制度下，前景令人担忧；
2，一部宪法下不可能有两个对立的制度并存。中国宪法大纲规定的"四项基本原则"从法理上否定了香港实行一国两制的可能性；
3，香港接下来在立法、司法、执法等各个方面会出现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
4，邓小平先生向香港承诺一国两制是违法违宪的行为；
5，中共不可能不干预香港，不可能给香港自治权，因为中共在前五十年已经骗了蒙、维、藏；
6，一国两制的制度设计及承诺让香港人民享受资本主义制度，就是对中国十三亿人民的政治歧视；
7，香港经济上的繁荣稳定也会受到很大冲击；
我当时没有来得及说的最后一点：
8，接下来香港和大陆之间是抢时间比速度的问题，就是香港被中国大陆化的速度，和中国大陆民主化的速度之间的较量......
然而，当2019年"反送中"运动被暴力镇压、国安法彻底终结香港的自治时，这种预言的兑现依然给我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与伤感。目睹一个拥有高度公民素养和成熟司法体系的国际金融中心，在短短数年间被极权逻辑精准地捏碎，这彻底打破了"文明不会倒退"的幻觉。
纵观中国近现代史，上海的"十里洋场"、青岛的德式规划、大连的国际视野，这些曾经的文明亮点无一不是外来先进力量留下的"文明痕迹"。正是这些曾被冠以"殖民"之名的文明扩张，为当地带去了法治、繁荣与现代性。而当这种文明的保护伞被撤走，取而代之的是极权的铁拳时，文明的遗产便迅速枯萎。这种对比清晰地告诉我们：文明的积淀需要百年之功，而其毁坏往往只需要一个暴政者的决断。
殖民逆流——从逃离母国到占领西方
在这种全球性动荡中，一个极其荒谬的现象正在上演：曾被视为文明扩张的殖民主义，如今演变成了殖民的"逆流"。
纵观全球，那些曾经在英国、法国、美国等文明力量影响下建立起初步现代制度的国家，如南非、索马里及部分南美地区，在赶走所谓的"殖民者"后，并未如预期般走向法治与繁荣，反而大步滑向了治理荒原与暴力深渊。令人咋舌的是，这些国家的国民在抛弃了满目疮痍的母国后，并未反思母国失败的根源，而是成规模地涌向曾经"殖民"他们的文明国家。
这些移民不是为了融入文明、贡献文明而来，而是带着"寄居者"的权宜心态，试图在西方的自由土壤上建立一个个互不兼容的封闭堡垒。他们心安理得地享受着西方的法治保障与高额福利，灵魂深处却固守着母国那种落后、非理性的行为逻辑。
这种殖民逆流现象在阿富汗撤军后的难民潮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大批逃离塔利班、寻求美国庇护的群体，进入自由世界后展现出的并非对文明的归属，而是一种冷漠的'寄居者逻辑'。他们寄居在西方的制度保障下，利用高额的难民补助与社会福利积累财富，其终极目标却是将这些从文明社会'套现'而来的资金寄回那个他们曾拼命逃离的母国，在荒原之上修筑炫耀性的豪宅。这种将西方视为'提款机'的行为，是对文明庇护最深刻的嘲弄。
在中国人向西方移民的过程中，海外华人的生活状态更是既可悲又可恨。中共在长达八十年的政治高压与极端利己主义教育下，通过对人性的结构性强拆，批量制造出一种名为"共产人"的特殊群体。这种群体的典型表现在于其"利益趋同"与"价值观背离"。以加拿大的福建社区为例，这一族群在享受着西方庇护的同时，却往往表现出对中共政权极高的依附性，成为了极权逻辑在海外动员基层的桥头堡。他们熟练地利用西方的民主程序（如选举、集会）来服务于中国的政治目的，将自由的工具转化为反自由的武器。
这种"共产人"属性最猖獗的一次集体展示，莫过于2008年北京奥运火炬传递期间在多伦多等地爆发的华人游行。那是西方社会第一次惊觉：成千上万享受着自由空气的移民，竟能手持红旗，整齐划一地为那个正在镇压藏人、践踏人权的中共暴政摇旗呐喊。这些人的思维方式已被彻底重塑，即便身处文明高地，他们依然以"丛林法则"和"强权崇拜"审视世界。他们不关心所在国的制度前途，只关心如何将自由世界的文明资源，精准地兑换成个人在母国评价体系中的虚荣与暴利。这种占领，是一场文明对荒蛮的"开门揖盗"。
文明的软肋——西方政治正确与制度性自毁
西方文明在面对这场逆流时，正显露出一种令人窒息的制度性懈怠。民主制度的初衷是构建一个君子间的契约社会，但在面对"非君子"的公然挑战时，它却因自身的礼让而显得自缚手脚。
在加拿大等国，多元文化政策已由一种包容姿态演变为一种自毁性的政治正确。当差异性被绝对化为不容置疑的政治神像时，社会公义便失去了统一的准则。我们在多伦多繁华的十字路口，目睹成群的示威者通过阻断公共交通进行宗教祈祷，这种公然侵犯他人权利、挑战公共秩序的行为，却往往能因其"族群标签"而获得豁免。在"政治正确"的威慑下，原本正常的监督、审查与执法机制步步后退，这种文明的退却，实质上是在向野蛮腾出空间。
这种极左思潮对西方制度的毒害在于，它剥夺了文明社会辨别善恶、区分优劣的能力。索马里社区的巨额诈骗案之所以能形成结构性的共犯体系，正是因为当地的监督机制在面对"少数群体"时，因恐惧被扣上"种族歧视"的帽子而选择了集体盲视。这种自毁性的软弱若不纠正，西方文明引以为傲的法治，终将沦为极权病毒在自由土地上肆意排泄的通行证。
文明的退却，在多伦多市区街头的荒诞一幕中得到了最直观的印证。成群的穆斯林移民在繁华的主干道上旁若无人地就地跪下，开始集体祷告。这种行为公然瘫痪了公共交通，践踏了他人的出行权。然而，在'宗教自由'与'多元文化'的政治正确枷锁下，作为秩序守护者的警察竟束手无策，只能扮演维持交通的消极角色。这种'谁强势谁占优'的森林法则，在现代都市心脏地带的复活，标志着西方文明正在丧失界定是非的道德勇气。这种对公共空间的霸凌，正是落后势力对民主架构进行的一场'切香肠式'的试探。"
自由不是一张可以无限支取的空白支票，它需要相应的文明素养与守法精神作为质押。"文明逆流"的喧嚣与极权暴政的渗透，共同构成了当代文明的生存危机。在美国明尼苏达，是利用规则直接套现；在亚洲香港，是利用暴力镇压强拆。两者的交汇点在于：文明的积累是缓慢的，而毁坏则可能是急速的。从索马里案到香港的陨落，历史一再警示我们：文明的繁荣从来不是理所当然的。如果自由世界继续在多元的迷幻药中昏睡，对那些在内部蚕食制度、在外部输出暴政的势力采取绥靖态度，那么我们所引以为傲的普世价值，终将在那股由贪婪与愚昧编织而成的逆流中彻底崩塌。
保卫文明，必须从拒绝盲目的退让和修补制度的漏洞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