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张国焘以延安边区政府主席的身分，愤而公开退党，他“创建中共，反对中共”的特殊历程，足以引起人们的兴趣与深思。（图片来源：背景：Adobe Stock 张国焘：翻拍自《我的回忆》）
百年红祸乱中原
骗斗灭控放腥膻
乾坤颠倒万姓苦
退党救国是明贤
中共建党百年之际，有一个人不得不提，他就是中共的创始人之一——张国焘。张国焘在中共党内资历极深，他是中共及红军的创立人之一，八一南昌暴动主要发起人之一，曾任中共“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副主席（毛泽东任主席）、中共红军总政治委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等要职。1936年，当红军遭国军第五次围剿西逃后，他领导的红四方面军，实力远在中央红军之上，是最具资格与毛泽东争夺领导权的人。1938年，张国焘以延安边区政府主席的身分，愤而公开退党，他“创建中共，反对中共”的特殊历程，足以引起人们的兴趣与深思。他所经历与见证的历史，又有哪些是中共百般篡改，万番遮掩，至今仍不敢以真相示人的呢？
北大学子爱国狂热
五四登上历史舞台
张国焘（1897年11月26日～1979年12月3日），字恺荫，又名特立，江西萍乡人，家族世代书香。张国焘的出生及成长处于满清后期到民国初期，彼时，中华古国正遭受着痛苦的外来冲击，经历着巨大的内在变革，整个社会处在一个十字路口，许多知识分子和仁人志士，怀着救国救民的满腔热忱登上历史舞台，张国焘就是其中一员。
张国焘。（图片来源：公有领域）
1916年，张国焘投考北京大学，此时的北大，著名人物汇聚一堂。时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想将古老的北大变成现代最高学术机构，他聘请了许多新教授，如提倡新文化的陈独秀、胡适，文学家钱玄同、鲁迅、沈尹默、沈兼士，社会主义者李大钊，无政府主义者吴稚晖、李石曾，国民党要人高君武、王宠惠等，在此讲授新文化、新思潮。
新思潮吸引了一大批学生，在不算宽敞的北大图书馆内，常常挤满了搜索新奇思想的左倾者，少数的社会主义书刊往往被借阅一空。新思潮的氾滥，引发了两代人的思想冲撞。张国焘回忆说：“新思潮像一股洪流到处氾滥，也侵入到我的家庭。我到北京以后，每星期都将我阅读过的报刊和少数新书邮寄给我的父亲。后来我所寄去的书刊就多是《新青年》这类的东西，其中甚至有无政府主义者的刊物。我还常写信向我父亲鼓吹新思潮。父亲保持了约一年的沉默，来信中绝不表示关于这方面的意见。后来他终于开腔了，信中长篇大论的反对新思潮，尤其讥讽白话文，并主张保存国粹。”
张国焘在北大。（图片来源：翻拍自《我的回忆》）
父亲的反对，未能及时制止儿子。这位北大学生，与许多有志青年一样，爱国狂热，一心企望中国富强，但是思想急进，他们对现实极度失望，一方面感到报国无门，认为现实世界无药可救，一方面又对自己的理想和意志深信不疑，认为只有自己找到了救国的机关，同时对革命和暴力抱以巨大热情。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持否定态度，反对中庸之道，急于走捷径，有人主张引进洋文化，有人主张无政府主义，有人提出打倒孔家店，总之主张砸烂原有的一切。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就是这种绝望与急进的表现。
北大是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发源地，张国焘是五四运动的健将。张国焘有演讲天赋，在五四运动中被推选为北京学生联合会讲演部部长，成为学生运动的重要领导人。
五四游行被拘留之北京高师学生7日保释返校。（图片来源：公有领域）
两见国父亲蒙教诲
执迷不悟怎堪痛悔
1920年初，张国焘赴上海，在全国各界联合会代表会议上陈述北京政府压迫学生、禁止抵制日货的情形，请求各界一致抗争时，有幸在孙中山先生寓所两蒙国父教诲。
孙中山。（图片来源：公有领域）
孙先生在得知张国焘喜欢研究马克思主义后，便告诉他，社会主义的派别很多，马克思主义不过是其中一派。孙先生指着一个摆满了英文书籍的书架对张国焘说：“我这些书都是讲社会主义的，你都可拿去看。”孙先生进而讲，自己在欧洲时，与社会主义各派领袖都有接触，各派的理论也都研究过，他参酌了各派理论，取其精华，并顾及中国的实际情形，才创立了三民主义。孙先生还讲，他素来主张宣传与军事并重，不过事实上宣传工作做得不够，所以不能使一般青年和民众了解他的主义和主张。他要求张国焘和青年学生们，信仰他的三民主义，与他一致合作，共策进行。
遗憾的是，张国焘当时未能学习三民主义，也没有就各主义学说做更深入的了解。当时，在一部分青年眼中，中华民国国父孙中山先生值得尊敬，但孙先生在中国近代政局中颇为失意，列强对他的态度一直不友善。1918年底欧战结束后，他草拟实业计划，提出聘请西方技术人员并利用列强力量来开发中国富源的主张，遭受到列强冷视。华盛顿会议时，列强也未接纳他单独派遣代表的建议。太多人不知道，其实中国已经有了可以救国的三民主义，如果大家一心一德，努力促成革命成功，中国不仅早已能够实现民主富强，更不至惨遭红魔蹂躏直达百年。多年后，不知张国焘对蒋公痛陈“兄弟在外糊涂多年”时，对自己当年的执迷不悟，是怎样一番痛悔。
三书生建党酿大错
一人惨死二人脱党
李大钊。（图片来源：公有领域）
早在面见孙中山先生及五四运动前的1918年底，张国焘已经与时任北大图书馆主任的李大钊来往日渐密切。两人在新文化运动和社会改革运动中意气相投，后来便经常谈论马克思主义，并热衷于推进介绍马克思主义和工人运动。不过，年轻的张国焘当时只是学生，对共产主义运动的热情仍是偏于兴趣的空洞想法。李大钊也以为，他本人和陈独秀等人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都远远不够，对俄国革命的情况也没有实际的了解。对于建党及与共产国际联系，两人还都没有那样的打算和决心。
陈独秀。（图片来源：公有领域）
五四运动后，在国难和混乱中，陈独秀的思想更加急进了，此时，暴力革命夺取政权的马列思想迎合了这种焦躁的情绪与救国救民的急切愿望，他已与共产国际有所接触。1920年7月，张国焘带着李大钊先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意向到上海访问陈独秀。陈独秀告诉张国焘，现在研究马克思主义已经不是最主要的工作，眼下需要立即组织一个中国共产党。虽倍感突然，但李大钊与张国焘后来都表示愿意支持陈独秀的行动。于是他们把一个完全陌生的异国思想，引入了中华。
1921年夏，张国焘参与筹备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并被推为大会主席，旋由大会选为3位中央委员之一，另两位中央委员为陈独秀和李达。中共诞生，厄运即来。李大钊后来因与苏联通谋罪，被处绞刑。充当了中共产妇的陈独秀与张国焘后来都抛弃了这个怪胎，但却被他们曾经的同志和中共的徒子徒孙们骂作共产主义的罪人与大叛徒。
首次赴俄陷入迷惘
华侨怒斥苏共罪恶
1921年底，作为中共代表，张国焘去伊尔库次克参加远东劳苦人民大会。伊尔库次克当时极度贫困，当地人民及华侨多数不满意苏俄政府，因为苏共在夺取政权中，手段残暴，以打劫的方式将农民的粮食完全没收，以致天怒人怨，民穷财尽。待到苏共宣布新经济政策时，人民极不信任，商店仍旧关门，农民不肯多种粮食，人与人之间多以物易物。
参加会议的代表问当地华侨：“俄国人为什么对政府这样的不信任？”华侨答复说：“这种政府，如何能信任呢？过去已经将人民的财产没收了，粮食抢去了，将来还不是一样的要没收，要抢去吗？政府发行了这样多的纸币，一天天跌价，不是欺骗老百姓么？这个政府，除了会杀人外，还能做些什么呢？！”
这次赴苏考察，代表团无法对苏俄的情况作广泛深入的了解，因整个共产国际中的人，找不出一个汉语专家。这些代表们，像一群半聋半哑的学生，由招待人员带着到各处去参观。张国焘回忆说：“与其说是我们到各处去参观，倒不如说是让各处的俄国人参观我们。我们似乎已成为最新鲜而富有鼓励性的活动宣传模型，因为这一批形形色色的代表出现在莫斯科的公众之前，可以象征共产国际在远东的活动已经有了成绩，而它的前途是很有希望的。”
张国焘在莫斯科。（图片来源：翻拍自《我的回忆》）
两个月的考察中，张国焘和其他代表不由思索：这样落后的俄国，这样荒凉的西伯利亚，如何能建设社会主义？所谓军事共产主义，与中国土匪的打家劫舍有何分别？中俄国情相差甚远，俄国革命的经验可以做中国革命的借鉴吗？代表们发现，俄国革命类似法国革命，过于依赖暴力，与中国历史上拯民于水火，行仁政、布王道的革命思想相去甚远。中国革命观在于革命后与民更始，减粮免税，休养生息，以奠太平始基。而苏共革命的阶级斗争观念，却是无止境的斗争、批判，一场斗争未了，另一场斗争复又继起。苏共的革命方式使中国代表们反感，认为此种革命破坏范围既广且深，祸患无尽。
这些代表回到中国后，多公开发表了反对苏共革命方式的看法。张国焘回国后，也从未发表过考察苏俄的讲演或文章，原因在于，他找不到为俄国革命辩护的强有力的理由，盘桓在他心中的那些问题，使他陷入迷惘之中。
中共初显魔鬼本性
共产国际指示附体
中共初建，即显罪恶。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以后，即形成了各地区（如上海、北京、广州等地）的青年团领导机构，定名为干事会。1922年，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北京干事会发动北京学生组织非基督教学生同盟，对抗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后来，这个同盟又扩大为反宗教大同盟，打击人们对正神的信仰。
1922年8月，马林、陈独秀、李大钊、张国焘、蔡和森、张太雷、高尚德7人在西湖举行了一次重要会议，专门讨论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问题。马林代表共产国际宣布共产党员必须加入国民党的政策。理由与指示是：
第一、中国在很长时期内，只能有一个民主和民族的革命，决不能有社会主义革命，现在无产阶级的力量和其所能起的作用都还很小。第二、孙中山先生的国民党是中国现在一个有力量的民主和民族革命的政党，不能说它是资产阶级的政党，而是一个各阶层革命分子的联盟。第三、孙中山先生可以而且只能容许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决不会与中共建立一个平行的联合战线。第四、中共必须学习西欧工会运动中，共产国际所推行的各国共产党员加入社会民主党工会的联合战线的经验，中共须尊重共产国际的意向。第五、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要影响国民党所领导的大量工人群众，并将他们从国民党手中夺取过来等等。
马林（图片来源：公有领域）
共产国际的主张与中共领导人的意见发生了很大分歧，在当时懵懂的中共领导人看来，如果国民党可以进行民族和民主革命，何必还再有共产党呢？不单陈独秀始终反对这个政策，张国焘也多次表示，不赞成中共加入国民党。1923年初，张国焘领导的二七罢工失败，马林不失时机的强调中共加入国民党的必要性，并讥笑张国焘说，现在一小撮的中共党员只不过是一些热情而好心肠的马克思主义的学生而已。
迷信苏共奉若神明
不曾料想请来邪灵
中共建立之初，张国焘和他的同志多数是初出茅庐的书生，脑海中总有些乌托邦思想和无政府观点。他们瞧不起现实政治，认为政治充满罪恶，也不喜欢纪律、训练、严密组织、思想一致这类东西。当张国焘初次在中共上海区全体党员会议报告莫斯科之行和国共合作建立联合战线等问题时，党员们的脸上都表露出惊奇的神色。
当时的中共中央，对中国革命认识不够，不能提出自己的主张，更不能影响共产国际对中国问题的决定。张国焘说：“我们总以为自己不过是一些学生，对于自己的见解，不敢自信，而认为共产国际的指示必然深谋远虑。因此，也就牺牲自己的主张，来迁就共产国际的指示。甚至，对于共产国际代表的任何指示，也奉若神明，无不言听计从。这种情形，简直已经到了迷信共产国际的程度，这就是事态的真相。”这些中共建党人当时有没有想到，他们从俄国请来的这个“神灵”竟是一个邪灵。
破坏北伐阻碍统一
南京清党武汉分共
加入国民党的政策，如果只是中共单方面的决定，还是不能实现的。当时孙中山先生和中华民国的处境十分险恶，不仅是列强乐见一个分裂的中国，陈炯明的叛变，一些著名国民党人的背离，使孙先生一时似乎失掉了一切。此时，苏俄表示出的友好态度，苏联外交部副部长越飞表示完全支持孙先生革命的声明，足以壮其声势。1923年1月26日，孙中山与越飞商谈中俄两党合作问题后，发表《孙文越飞宣言》。共产党在宣传中，总是欺骗人们这标志着“联俄容共”政策的开始，但其不敢告人的是，宣言开宗明义，首条即称，“共产主义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上均不能引用于中国”，强调两党的合作是要努力促成民国的统一。也即是说，共产党若违反了这一点，即是撕毁宣言，自行毁灭“联俄容共”政策。
阿道夫･阿布拉莫维奇･越飞（图片来源：公有领域）
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举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张国焘被选为中国国民党北京市党部代表前往出席，并被选为候补中央委员。
孙中山手书国民党一大中央执行委员候补名单。（图片来源：翻拍自《孙中山全集》）
中共加入国民党后，即按共产国际指示，把持国民党党务，破坏民族革命，破坏中华民国统一。1925年3月，孙中山先生仙逝后，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凭借两次东征胜利奠定了统一全国的基石。1926年1月，国民党二大召开，蒋介石提出北伐统一全国，遭到全体苏俄顾问和共党分子的反对。1926年7月，蒋总司令颁发北伐军动员令，10月克服武昌，11月克复南昌，声势之盛，进展迅速，使莫斯科为之震惊。斯大林于同月制定了《中国问题解决案》，把北伐进展与全国响应谎称为“民族解放运动与农民革命合而为一”，企图趁着国民革命军的进展，利用国民政府机关，纠合城市和鄕村的地痞流氓，武装刧持操纵工会和农民协会，分化国民党，扩大控制国民革命军，建立中共政权。
武汉国民政府。（图片来源：公有领域）
1927年2月13日，苏俄顾问鲍罗廷引诱部分党政左倾人物在武汉建立汪精卫政权，拉开“反蒋”声势，由共党分子分任农政、劳工部长，武汉总工会、各地农民协会皆拥有武装，工商业全部陷入瘫痪状态，现金集中、粮食集中使两湖陷入赤色恐怖，江西、浙江之北伐军更被扣发饷械，中共企图把东南的国民革命军置于绝境。1927年3月，在北伐军攻克上海和南京时，中共策划攻击外国领事馆、教堂、商社的“南京事件”。4月12日，蒋介石决心清党。6月，共产国际的电令到达武汉，指示中共将中国引向共产，汪精卫政权终于认识到被共产党所利用，于7月15日分共，国共第一次合作终于破裂。
1927年，鲍罗庭在武汉演讲。（图片来源：公有领域）
南昌暴动手足相残
惨淡收局败亡苏联
1927年7月中旬，鲍罗庭、陈独秀等人几乎同时离开了工作岗位。作为中共中央领导人，张国焘召集周恩来、蔡和森、李立三等开会决定：各级组织紧急疏散，加速转入地下；中央政治局暂时移到左倾的第四军防地武昌办公；发动南昌暴动，请求苏俄军事顾问们的协助，申请一笔大数目的款项，以及获得苏俄方面军火和物质的支援；周恩来赶往南昌，组织前敌委员会，张国焘留守中共中央，等待莫斯科的指示。
7月下旬，有“赤都”之称的武汉政府即将落幕，张国焘随大批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人物陆续离开，纷纷转赴南昌。这时莫斯科的指示传来，斯大林决定阻止南昌暴动，但后来南昌暴动没有被阻止住，终于还是爆发了。
南昌暴动。（网络图片）
参加暴动的军事将领有朱德、叶挺、贺龙。朱德在朱培德的第三军中潜伏，任南昌公安局长；贺龙在北伐中投靠革命，被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此时乃受共党煽动；叶挺乃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师长，本人亦是共党，其部队中之干部，亦多为共党分子，此时接到共党的命令，开到南昌。朱德纠合这两支军队，乘第三军和第九军分防各地，南昌守军兵力薄弱之时，酿成7月31日暴动。当夜，匪军劫掠中央银行，搜刮商店，拘捕国民党员。
中共暴动不仅拐走了部分国民革命军，其谎言煽动更带来了手足相残的祸事。如叶挺的第十一军与钱大钧师在会昌城下进行了一场残酷的肉搏战，双方作战的中下级干部，多是黄埔同学，或是同队同班，或是同营同连，他们彼此之间有许多甚至是儿时的伙伴，在肉搏战中，他们彼此叫着小名或浑名对骂。国军骂说：“中共为什么要造反？”共产党骂：“你们为什么要做反革命的走狗？”双方一面厮杀，一面又忍不住暗掉眼泪。
八一南昌暴动后来惨淡失败，叛军被沿途截击，贺龙部全被缴械，叶挺部的少数残部逃到海陆丰，与农民队伍合流，朱德带领残余约800人，于1928年4月逃到井冈山，与毛泽东策动的湘赣边界“秋收暴动”残余农民军会合。张国焘、周恩来、谭平山、郭沫若等人先后逃向香港、上海。自此，中共走上了苏维埃运动时期。1928年年中，张国焘到达莫斯科，在此逗留了两年半。
再赴苏俄亲见整肃
屠杀异己气氛恐怖
再赴莫斯科，张国焘亲见了共产党党内整肃的恐怖，他看见斯达林大屠杀异己，一群逢迎权势的鹰犬，任意胡作非为，共产国际中曾显赫一时的人物，多数被视为乱叫的讨厌乌鸦，不知下落了。
张国焘由最初不满共产国际在中国的某些作为，渐渐发展到厌恶斯大林的整个领导，讨厌共产国际，他看到所谓理想和道义早被淹没了，他叹息共产国际变质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张国焘是中共里唯一领得列宁勋章的人，彼时佩带列宁勋章，不仅是党内的莫大光荣，而且在苏联境内，凭此勋章，衣食住行，都免费优待，为表内心的背离，张国焘把勋章悄悄丢掉，这是他厌恶共产党的开端。
列宁和斯大林。（图片来源：公有领域）
在恐怖环境中，为避免被扣上托派帽子，做外国鬼，张国焘态度谨慎，以一个士兵自居，表示一切决照共产国际的指示去奋斗。1931年初，共产国际才派其回国。
未能预见中共邪恶
日本侦探行径怪异
当时已萌反共意念的张国焘没能预见到中共即将沿苏共的轨道，发展得更加恐怖。他那时以为中共和共产国际是不同的：“我素来将中共和共产国际分别看待，我对中共有难以形容的感情。好像中共是我亲生的儿子，我一直全心全意爱护它。最初我觉得这小孩子发育得很好，后来经过数不清的变故，我的期望减少了，有点觉得这孩子不太长进。我和任何父亲的心情一样，孩子虽不争气，但仍然是自己的儿子。”
由苏联返国的途中，张国焘起初一路顺利，直到在由哈尔滨经大连的一艘日本轮船上，遇到一个日本侦探。这个日本侦探纠缠了张国焘两个钟头，似是知道不少他的旅行经过，尤其是对于他在国际列车上坐头等舱，在此艘轮船上坐统舱表示奇怪。他拿着张国焘的护照，详细检视，对护照的真实性有所怀疑。但最后，他告诉张国焘，在大连和日本船上是安全的，但等到在上海上岸时，要得特别留心。这个日本侦探的种种表示，让张国焘心神不安，也触发了他的回忆和感慨：
“我想起以往瞿秋白、周恩来等路经大连时，都曾被日本侦探指出他们的真姓名，但结果并未引起麻烦而获释放了。我设想那侦探很可能也知道我的真姓名，只是在船舱中，众目睽睽，不便多说罢了。日本侵略者的作法，一向是乐于看见中国各派互相残杀。在他们看来，该杀的中共和那不肯就范的蒋介石，彼此厮杀得更为热闹点，该是多有趣呀。……可叹那些勇于内争的中国人，对于外侮之来，觉察得未免过于迟钝。”
进入苏区分裂国土
绑票处决与魔共舞
蒋介石北伐统一全国后，国民党党内的几次战争，给了中共发展苏维埃运动的机会。中共当时喊出了“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新口号，这新名词似是迷药，挡住了“割地自雄”、“反动割据”和“分裂国土”这方面的指责。1930年初，大小苏维埃区增至19个，1930年5月间，红军增至13个军，6万余人，枪枝约为人数的一半。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区域图（网络图片）
1931年3月，张国焘进入鄂豫皖苏区，任中共鄂豫皖区中央分局的书记兼军事委员会主席，后又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副主席，从此开始了5年的苏维埃运动游击生涯。这些大小苏区之间建立了交通网，彼此之间的联络，由周恩来的手下，主持中共中央的特务部的顾顺章实际主管。张国焘进入鄂豫皖苏区前，先住进顾顺章家，由顾顺章联络安排。前往顾家途中，张国焘听到同车旅客说，李家集街上的买卖不如以前好做了，共匪常在附近骚扰，被绑架去的人不少，某商店的老板某某，就是前几天被绑去的。听了这些话，张国焘了解到中共游击队很活跃，但感到绑票行为，不但失人心，而且是土匪作风。
不久，顾顺章被捕，因顾顺章愿与国民政府合作，周恩来亲自带特务将顾家灭门。期间另有一案，也使张国焘对周恩来主持的特务毒手大吃一惊。周恩来告诉张国焘，黄埔第一期学生黄警魂，是周的好友，一直在周领导的军事部担任重要工作，因受不住党内斗争的打击，向蒋校长表示要弃暗投明，立功赎罪。周恩来说服无效之后，把他当作叛徒处决了。张国焘向周恩来说，中共纪律的最高制裁是开除党籍，决不可像苏共那样动辄采取非常手段。但后来，周恩来特务的毒辣伎俩，还是腥风血雨般的发展下去。
张国焘回忆说，在鄂豫皖苏区，红军和苏区农民靠到白区去打土豪来解决粮食困难。每当红军向白区行动的时候，农民都踊跃参加，挑回来的谷子，按成分配，农民通常分一半，另一半交苏维埃作为公用。红军和苏区农民到了白区之后，哪能分辨谁是土豪，都是见粮食就打，糟蹋粮食的事难以避免。逐渐四周已无土豪可打，要到很远的白区才能取得粮食。此外，红军的制度极不完善，土匪倾向相当显著，调戏妇女的事也常有发生。
策应红军逃往西北
苏共提出抗日口号
这个时期，张国焘统率红四方面军实力日渐膨胀。1932年，国军对鄂豫皖苏区进行了4次围剿，这是蒋介石前后5次大规模围剿中的第四次，第一、二、三、五次是以江西苏区为主要围剿目标。红四军不能在鄂豫皖苏区立足，经鄂北、豫西、陕南，逃往川北，张国焘所到之地，中共党政军各地组织均归其领导，后来在四川北部建立起川北苏区。
蒋介石委员长亲自兼任剿匪军总司令。（图片来源：公有领域）
在国军围剿下，红四军先后接应各地逃窜红军，到达西北地区。1935年，张国焘所统率的红四方面军，与毛泽东所统率的红一方面军在川西懋功会合。此时，江西苏区不但被剿灭，红一方面军在逃亡过程中，由行前的9万人减至1万人。其中，林彪的第一军团剩3500人，彭德怀的第三军团剩3000人，董振堂的第五军团不到2000人，罗炳辉的第十二军只剩几百人。朱德感慨的对张国焘说，要不是有四方面军的策应，这次真是走到绝路了：“现在一方面军是不能打仗了，它过去曾是一个巨人，现在全身的肉都掉完了，只剩下一副骨头。”
红军在国军围剿下，从各苏区西逃。（图片来源：Guimard/wiki/CC BY-SA 3.0）
在懋功会合后，毛泽东、张国焘、朱德、周恩来、张闻天、秦邦宪6个政治局委员及参谋长刘伯承，举行军事会议。毛泽东提出了向甘北、宁夏北进的军事计划，并说共产国际曾来电指示，要红军靠近外蒙古，以便策应。这次会议所提计划，没有着重说到陕北，更没有提到“北上抗日”，因为他们当时在被隔离的情况下，对抗日一事非常茫然。
毛泽东（左二）、张国焘（右一）在川北草地。（图片来源：公有领域）
恰在此时，1935年7月，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上，斯大林放弃了“中国苏维埃运动”路线，使出了“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招数，试图以中国牵制日本，不使苏俄受日、德两面威胁。1935年8月1日，共产国际的代表王明，以中共中央名义发表了《八一宣言》，主张停止内战，建立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在共产国际的支招下，红军喊出“北上抗日”的口号，迷惑沿途驻军不要进行阻截，后来陆续抵达陕北。
西安事变目击证人
联张反蒋倒转乾坤
1936年初，共产国际派林育英从莫斯科回到陕北，带回的指示是，中共的主要口号不再是“打倒蒋介石”、提倡“苏维埃”和“土地革命”等，甚至也不是“反蒋抗日”，而是“联蒋抗日”、“抗日联合政府”和“一切为了抗日”。
张国焘与毛泽东在延安。（图片来源：公有领域）
但陕北的共产党所找的对象，不是蒋介石，而是张学良。中共在联络张学良的过程中，从张学良那里了解了许多反日情况，特别是东北军的反日情绪。当时有少数美国记者到访陕北，才使中共对国际同情中国抗日的情况略知一二。
由此，莫斯科指示的“联蒋抗日”政策，一时变成了“联张反蒋抗日”政策。陕北与张学良的关系日益密切，张学良并不重视红军的力量，他重视的是中共能拉拢他与苏联的关系，以期获得苏联的实际援助，代蒋成为中国的领袖。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生，莫斯科给中共的回电于13日晚到达。这份长电的内容分为三段：第一段，将西安事变嫁祸于日本，说张学良的左右和部队里，暗藏着日本间谍，利用张的野心，甚至利用抗日的口号，制造中国的混乱，苏联若听任其发展下去，中国将出现长期内战，抗日力量完全丧失，日本便可坐享其利，苏联不会为这种阴谋所利用，更不会给予张学良任何支援。第二段，指出张学良不能领导抗日，蒋介石是能够领导抗日的唯一人物。第三段，指示中共应争取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利用这一时机与蒋介石作友善的商谈，并自动将其释放。
可以说，西安事变之事发，非国民政府与莫斯科所料；西安事变之结果，非中共所料。可叹此次事变，使国民政府8年剿匪之功，即将于一个月内可竟全力者，毁于一旦。而中共竟因之而坐大，乾坤竟因之而颠倒。
西安事变叛乱前，张学良、杨虎城与蒋介石。（图片来源：公有领域）
西路军覆灭被打倒
支持抗日再遭斗争
西路军（网络图片）
就在西安事变前后，1936年10月，由红四方面军主力组成的西路军，遵照中共中央决议，西渡黄河作战，意图占领甘肃和宁夏，但后来共中央的指示飘忽不定，屡屡变更，西路军进退失据，5个月后，全军近乎覆灭。西路军的失败，使张国焘这个四方面军的领导者大受打击，中共党内借机展开了斗争、打倒张国焘的运动。
1937年12月延安。左起：张闻天、康生、周恩来、凯丰、王明、毛泽东、任弼时、张国焘。（图片来源：公有领域）
西安事变后，红军改称八路军，但其内部体系一仍旧贯，中共不容其有任何变更，尤其严防国民党渗透到红军里来。此外，中共所发展起来的抗日游击根据地，一切都需根据延安的指示处理，自成体系。在国民党区域内的中共组织，仍保持地下组织的特性，并展开对国民党的政治批评。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爆发。当时的有识之士，对抗日前途当时都不敢过分乐观。中共趁机大声疾呼，抗日不分党派，只要抗日，便是一家人。然而中共在8月举行的洛川会议上，对内部摊牌。
中共中央书记张闻天指出，中共的任务既要与日本侵略势力作战，又要反对反动的南京统治。毛泽东警告会众不要为爱国主义所迷惑，不要到前线去充当抗日英雄，他主张八路军应避开与日军的正面冲突，避实就虚，绕到日军的后方去打游击，主要任务是扩充八路军的实力。张国焘愤而反驳，中共一向都为左倾空谈所误，国难当头，如果还不老老实实做些抗日工作，很有可能成为民族的罪人。张国焘的发言，导致会议不得不休会。于是洛川会议后，反对张国焘的斗争又重新掀起。
1937年12月延安。前排右起：刘少奇、陈云、王明、凯丰、项英；后排右起：毛泽东、周恩来、博古、林伯渠、张国焘、张闻天、彭德怀、康生。（图片来源：公有领域）
1938年3月，苏共早期的领导人布哈林等，遭斯大林杀害。张国焘感到自己的处境已如布哈林，他此时已看清，延安和莫斯科一样的黑暗。他感到自己既不能领导中共向正途发展，也无力挽狂澜于既倒，更再不愿与残忍阴谋者为伍，遂决定脱离中共。
祭拜黄帝逃离黑暗
中共堵截有惊无险
1938年4月4日，国民政府在黄帝陵举行盛大的祭礼，祭拜中华民族的始祖黄帝。国民政府特派西安行营主任蒋鼎文作主祭，张国焘以边区政府主席的身分参加陪祭。于是，张国焘选择这个时机，与中共决裂。
黄帝陵（图片来源：公有领域）
在祭祀时，张国焘或许真诚的忏悔了往昔的过错，因此，在汉口时，周恩来、王明、秦邦宪虽对张国焘的脱党行动加以阻难，周恩来也一度利用特务机构将张国焘控制在中共武汉办事处，但最后，张国焘仍然顺利脱离中共。两个月后，其夫人杨子烈也带着孩子出走延安，家人团聚。
张国焘敬告国人书
痛陈中共祸国殃民
1938年5月20日，张国焘以中共第三号人物的身分（一、二号人物为毛泽东、张闻天），边区政府主席的职位在武汉公开退出中国共产党，轰动一时，并发表〈张国焘敬告国人书〉，声明中指出：
“自民国十六年以来，中共更提出苏维埃政权口号，采取以乡村包围城市的暴动政策，争取所谓一省数省首先胜利，十年以来，现已证明，所谓苏维埃口号完全与民族利益背道而驰。就共产党本身组织言它久已退出产业区域，走向偏远地带，失其应有之群众基础，它已起了质的变化，已经不是什么无产阶级的政党，不断的在进行军事阴谋与暴动，以从事持久的阻挠内求统一与外抗强敌的斗争。”
“中国国民党实继承中国革命史上之优良传统，它推翻满清专制政府，创立中华民国，北伐后逐渐完成统一中国的任务，迄今尚担负着神圣抗战建国的重任。即以此次抗战而论，举国上下，一致奋起，为中国历史上所仅见，将士牺牲者为数在五十万人以上，尤复再接再厉。此诸明显事实，无论何人，均不得不承认此为蒋先生领导成功之明证，国民党革命精神发扬之实例。尤有进者，蒋先生为举国一致所公认之最高领袖，当此国本飘摇，千钧一发之际，挺身肩负此民族兴亡之重责，忠诚谋国，中外同钦；凡我国人均不应借口某些枝节问题，吹毛求疵，别谋发展，以快私图。所以那些认为国民党具有两面性，在目前抗战是革命的，抗战胜利后是不革命的谬误观点，不仅否认由抗战胜利而展开之革命光辉，而且对于正在进展中的抗战建国之伟大工作，亦必然予以严重损害，此则可以断言者！”
1948年，张国焘在上海创办《创进》周刊，《创进》周刊指出，中共是造成全国危机四伏、民不聊生的原因。发表文章说：共党“为了夺取政权”“毫无道德伦理和国家存亡的顾忌”，“更不惜以百姓为刍狗”，“二十年来的悠长岁月之中，共党浸沉于残杀破坏扰乱之中”，“中国共产党无论标尚何种理想目的，他们改采取的手段则是有害而可怕的。”“假定共党‘武装革命’成功，继军事征服力量而起的，必然是一种独裁政治无疑。”
患难夫妻终生相伴
儿孙满堂珍惜自由
1948年底因政治环境变化，张国焘举家迁到台北市，1949年冬移居香港。1949年至1952年，张国焘任《中国之声》杂志社长；1966年开始撰写回忆录——《我的回忆》，计100余万言，并译有英文发行本。1968年，香港发生共产党暴乱，张国焘举家迁往加拿大。
张国焘晚年与妻子儿孙。（图片来源：翻拍自《我的回忆》）
与共产党领导频繁换妻不同，张国焘与其夫人杨子烈1924年结婚后，两人患难相伴，直到终老。他们的3个儿子均习科学，分别获得博士、硕士学位，并都成家立业。张国焘有孙辈8人，可谓儿孙满堂。夫妇二人晚年身在海外，隔岸看到神州沉沦，百姓遭中共荼毒，昔日同志纷纷遭斗，惨为中共的刀下鬼，倍加感慨，也深感自由不易。
位于加拿大的张国焘墓。（图片来源：公有领域）
中共邪党何时倒台？
退党救国指日可待
在共产主义铁幕下，张国焘被中共宣传刻意扭曲，其回忆录，在大陆被列为禁书，不敢让人们看到、接触到。张国焘的回忆录，以亲历人的身分，中共最高层的角度，讲述了真实而宝贵的历史真相，对揭露中共编造的伪历史有着特殊意义。
晚年张国焘。（图片来源：翻拍自《我的回忆》）
人们总是问，中共何时倒台？张国焘建党误国、退党救国、反共救国的特殊历程，其实是一个人思想觉悟，迷途知返，最终踏上正途的历程。希望张国焘的经历，能激发每位同胞的思考，如果我们每个人最终都能有这种觉悟，都能认清中共，退出中共，那退党救国这条路上，声势将越来越大，中共的倒台不就指日可待了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