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亡美国的中国人权律师吴绍平（吴绍平提供）
【看中国2026年3月21日讯】（看中国记者李亭采访报道）2026年3月初，广州公民高飞向国家五部委递交倡议书，要求全面暂停并审查非亲属器官移植。高飞目前已遭“维稳”。中国人权律师吴绍平在接受《看中国》采访时指出，高飞此举击中了因失踪人口频发导致的社会深层焦虑。他强调，中国法律并未承认“脑死亡”，目前普遍存在的摘取器官行为在法理上涉嫌故意杀人，是权力与利益链条下的制度性罪恶。吴律师认为，只有彻底推翻中共暴政，才能从根上解决这个问题。
一纸倡议：从个体愤怒到制度性追问
高飞的行动始于2026年3月8日。他以挂号信方式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国家监察委员会、公安部及国家卫健委邮寄了这份沉重的倡议书。高飞在说明中坦言，其初衷源于对近年来中国社会普遍存在的失踪人口——尤其是青少年在校离奇死亡、失踪事件的深度恐惧。
他提到了一起令人毛骨悚然的案例：西安某幼儿园竟与当地器官移植中心合作开展宣传活动。高飞在追查此事时，面对政府热线的冷漠与官僚主义的推诿，意识到这并非简单的管理疏漏，而是“政府丧失了对孩子的护佑，丧失了对生命的严肃对待”。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高飞明确表示：“我作为一个普通老百姓，无法查证哪一例移植是非法的，但如果官方不能公开人口失踪与器官移植的对应信息，我们就有理由质疑每一例移植的合法性。”他坚持要求，在建立独立、透明的核验机制之前，必须全面暂停所有“非亲属器官移植”。
专家解读：法律缺位下的“故意杀人”
针对高飞的诉求，流亡美国的人权律师吴绍平在接受《看中国》采访时指出，高飞的倡议具有极高的法理价值，精准击中了中国社会的“社会性焦虑”。
吴律师分析称，中国医疗机构目前普遍采用“脑死亡”作为摘取器官的判准，但这在法律上存在巨大的违法嫌疑。
“中国法律至今并未正式承认‘脑死亡’。法律意义上的死亡判定标准仍是心脏停止跳动。在这种情况下，医院单方面宣布脑死亡并摘取器官，在法理上等同于故意杀人。这种行为不仅违反了《刑法》，也践踏了人类的基本伦理。”他告诉《看中国》。
吴律师进一步指出，国务院颁布的《人体器官移植条例》层级过低，且实质上成为了权力阶层确取器官、构建巨额利益链条的“遮羞布”。他认为，从胡鑫宇案到近期频发的青少年失踪案，失踪人口与器官移植产业的畸形繁荣之间，存在着令普通家庭无法防御的恐怖关联。
高飞遭“维稳”：从中央部委到基层村委的协同压制
高飞的呼吁很快换来了权力的回应，但并非他所期待的政策改革，而是全方位的维稳监控。
官方推诿：3月19日，广州市公安局白云分局回复高飞，称该诉求“不属公安职权范围”，将其引向卫健部门。高飞对此表示，这正是政府在制度缺陷面前的集体失位。
跨省维稳：3月19日傍晚及20日，高飞连续接到湖北老家蕲春县村委的警告电话。村委透露，当地警方、镇政府及村委已组成专项小组，正准备启程奔赴广州对高飞进行“约见”。
吴绍平律师对此解读称，这种“属地管理”与“属人管理”相结合的手段，通常是由公安部或政法委统一协调的。这种动用国家机器对付一名反映公益诉求的公民的行为，恰恰证明了中共高层对器官移植真相外泄的极度恐惧。“他们不是在解决公众的痛点，而是在解决提出问题的人。”
历史的回响：从迫害群体到全社会的危机
在访谈中，吴律师特别回顾了器官移植黑幕的历史脉络。他指出，活摘器官的行为最早由法轮功学员于2006年前后大规模揭露（如苏家屯事件），但当时许多中国民众因受政治宣传影响或出于恐惧，选择了沉默或不信。
“这就像著名的马丁・尼莫勒（Martin Niemöller）忏悔诗所描述的那样，”吴律师说，“起初他们抓捕特定群体，大家保持沉默；现在，这种罪恶已经蔓延到了普通孩子和学生身上。保护别人就是保护你自己，如果我们不站出来反抗这个邪恶的体制，下一个可能就是我们自己。”
国际关注与公民觉醒
目前，国际社会对中国活摘器官的关注正在升级。英文《大纪元》主编近期出版的新书《按需杀人》（*Killing to Order*）在美国国会引起震动。吴律师呼吁，国际社会应通过外交施压、经济制裁参与移植的医院及个人，以及禁止本国公民赴华实施“器官旅游”等手段，切断这条血腥的利益链。
高飞在最后的通报中写道：“除了生命，我一无所有。如果连生命都不去争渡，活得不如一条狗。”尽管其公众号和视频号已遭永久封禁，但他表示将行使宪法赋予的权力，理性回击压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