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图片来源：维基百科）
【看中国2026年3月25日讯】在一个特殊地点初识杨凛
我们这一批文革中入狱的囚犯，是全国大搞“清理阶级队伍”、“落实”九大“政策”的时期集中打击判刑的。那是一九六九年春夏。重庆全市各地被判处的犯人，都集中到南纪门的市劳改转运站，等候发配到各个监狱或劳改队。
我们北碚的犯人最先被送达，随后其他区县的犯人也陆续送来。我们彼此的监房隔着过道正好相对。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杨凛。大家都关心彼此被判处的刑期，于是小声问：“好多年？”
他回答：“二十（年）！”同时伸出两根指头。
“啥子问题？”
“日记。”
——哦！原来和我是一样的……
八月中旬，各区县的犯人都已全部送达转运站，便开始发配。刑期十年以下者分送劳改队；十年以上的所谓“重刑犯”都统统押送到设于重庆南岸的四川省第二监狱。
入监后首先是新犯集训，我和杨凛在一起，但不是一个学习小组。每天学习“监规纪律”、“认罪伏法”，还做过一点开挖公路降低其坡度的劳动。国庆节后，集训结束，纷纷被监狱各中队的干部带走。我到了一中队，杨凛去了七中队。
后来我们都被安排做了一点生产管理方面的事情，相互偶有接触。他若来我们一中队，主要是来要一些铁丝，拿去做电风扇的网罩材料，还有就是要一些做凳子的铁条（每位犯人都配有一张小凳，供学习开会、休息用。小凳用铁条做成架子，上面盖一块木板。所以各队过一段时间都要制作一批小凳，“以旧换新”和配发给新犯）。我去杨凛他们七中队，多半是去要一点专供机电车间生产用的特殊材料（如烤漆之类）——其实拿回来生产上用得少，而绝大多数是为干部做私活用。
我和杨凛这样的交往有过多次，但相互间从未有过深谈。
“新生牌”电风扇
杨凛所在劳改场所是四川省第二监狱第七中队，是整个监狱工厂中的机电车间，小型电机马达做得很好，大有销路。一位叫刘明哲的“就业员”（刑满后被留下未走的人）向干部提出在此基础上试制家用电风扇的建议，但遭到干部严词拒绝，认为不务正业，无事找事。刘明哲便私下悄悄进行研制，最后获得成功，这下干部态度大变，指示马上投产。市五金交电公司非常欢迎。这就是当时闻名于世，十分抢手的“新生牌”电风扇。
一九六九年我们入监时，“新生牌”电风扇已经试制成功并起步生产，产量逐年攀升，但仍在不断地进行改进（比如后来引进的电扇台面的冰花镀锡技术等）。
一九七九年，当时我已调到监狱技术科资料室（由各中队各抽调一名犯人组成，与“就业员”组成的技术室毗邻，专门为其绘制图纸、整理资料）。我在知道将要平反出狱的等待中，为刘明哲师傅描绘完“新生牌”电风扇最后的一套改进图纸。七月份我走出监狱，第二年刘师傅也落实政策平反回家。几年后与几位难友相聚，说起杨凛，刘师傅说，他自己逃跑回家躲藏起，家人反而跑到监狱来要人。最后平反，也就算了！——我一直相信他说的这个“版本”，后来再也未与他人谈到过杨凛。
二〇〇五年春，想到又有好多年没有见到刘师傅了，于是专门赶往红岩村他简陋的家中去看望。他老伴已在他快要平反之前过世，他又不愿意和子女住在一起。家中无人，便等候着直到他归来。他很高兴，两人畅谈一番，起身告辞握别时，我对他说了一句：“我是你的关门弟子！”一是感谢他对我的帮助，一是指“新生牌”电风扇最后那套图纸。他连忙制止：“不要这样说！不要这样说！”一直目送我走下长长的小山坡……刘师傅是一位技术很好，很谦和、低调的人。听说现在已经过世了。
在杨凛他们七中队还有一名生产骨干犯人黎永常（原长寿中学教师，刑事犯罪），刑满后约集了原七中队出狱的一些人员，在石坪桥办厂生产“双菱牌”电风扇，就是“新生牌”电风扇的“正宗”盗版，生意也曾红火一阵，后又生产“鸿运扇”。以后空调机逐渐面市，该厂便随之关张，人员各自四散。
第一名平反的犯人就在七中队
一九七八年，中央发出55号文件宣布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并开始对“错划”的右派进行“改正”，有犯人对我说，你们属于政治问题，看来也快了。
年底，监狱中第一个文革政治犯屠德雍获得平反。
他原是成都电讯工程学院党委委员，无线电天线专业讲师。文革期间1976年负责外调中，看到各地工业停产，庄稼荒芜，对单位党委书记表示应当向中央反映像邓小平复出那样抓一下生产，得到书记点头，由他执笔写信递交中央。据称信函落到“四人帮”手中，被认为是“在反击右倾翻案风中为邓小平鸣冤翻案”，判处无期徒刑，投入二监狱七中队劳改。
“新生牌”电风扇在市面上热销后，五金交电公司拿来一台新出的黑白电视机给七中队“试看”。当时的电视技术还很初级，屠德雍便承担起调试和维护电视机的活路。电视机有时被借到其它中队，他也跟到其它队，这样我就与他认识了。他在狱中时间不长，平反时原单位用小车将他接走，全院为他召开了平反大会。此事影响很大。
第二年，平反工作渐渐开始进行，监狱中时不时地释放一个一个的犯人。到七月份，我当算是第三十几名平反出监的“囚徒”。
九月份我去成都探亲，专门去见了屠德雍。他说二监狱曾去人，问杨凛是否到他那里去过，他便也得知了杨凛失踪的消息。
又过两年，我想学电脑，苦于没有资料，托他代购一本教材。很久才接到他回信。原来他已调回到家乡浙江，在杭州电子工程学院工作，辗转收到我的信。我指名的书没有，他寄来了另一册类似的（当时这样的书都很难买到），复信再三叮嘱，书是送我的，不必汇款。如去杭州，一定要去找他……前年学校组织去观光上海世博会，终于有机会去苏杭，赶快联系屠德雍。但多方联络都不得结果。听另一平反出狱的难友蒋仁德（因言论而被打成右派、反革命）说，据浙江方面的难友讲，屠德雍已经去世了！其实他还并不老……
“职能犯人”与“技术职称”
“红毛犯人”一般指狱中称横耍霸，欺软怕硬的牢头狱霸，杨凛应当算是“职能犯人”。狱中因生产活动需要，当局指定少部分犯人作“职能犯人”，包含生产调度、统计、保管、检验、医生等。他们可能会有单独的劳动办公场所，比大多数犯人有较大的活动范围和相对自由行动的许可，但不能有单独供个人使用的“监舍”。
犯人的技术职称好像都是从“外面”带进去的，里面没有评定过，充其量是后来发给一点“技术津贴”。在省二监狱，公认的工程师屈指可数。七中队的就业员杨治平是电气工程师，抗日战争时期曾在中美合作所（不是后来的“渣滓洞”、“白公馆”）电台任职；六中队金加工车间就业员张佑直是机械工程师，文革后期主持过生产汽车的关键大型设备“弧齿铣齿机”的制造。前面提到的刘明哲，及蒋仁德（主持化学分析实验室）、陈新光（大型镀锌车间技术总负责人）等都统统被称为“技术员”。尽管他们都技艺高强、独当一面，但入狱时的身份都未注明“工程师”，所以只称技术员。
杨凛在劳改中表现一直很好，在劳动生产方面作了一些努力和付出。能减刑四年应当是对他在劳动中积极肯干，努力生产的肯定。
他失踪的时间应当是一九七九年初夏而不是一九七八年。因七中队派人监内大肆寻找他的情景我还记得，那时我即将平反出狱。
一九七九年七月四日上午，我父母亲收到一位十多年未有联系的朋友写来的信：“黄老先生：你们的儿子当时被判重刑，不知他的问题现在情况如何，是否正在解决之中……”
真不知道是一种天意还是巧合，当天下午我就挑着行李回到了家里。半月后见到这位关心我的朋友。一见面她便说：“我们九龙坡区当时也判了一个与你一模一样的，名字叫杨凛……”
——说明还是有人记得杨凛，记得杨凛因日记被判反革命罪，二十年徒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