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任官员在赴任之初，往往需要携带敕牒前往任所，以证明自己确系朝廷委派。（图片来源：Tom绘制/看中国）
在没有现代身分证、指纹识别和数字档案的古代社会，如何确认一个人的身分，尤其是官员的真实身分，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一定范围内的普通百姓，多依赖乡里熟识、户籍登记或简单文书来证明自身，而官员则不同，他们承载着国家权力，一旦身分被冒充，可能带来严重的政治与社会后果。因此，历代王朝逐步发展出一套较为严密的官员身分认证体系，以确保权力运行的安全与秩序。
在这些制度中，“敕牒”与“告身”是最核心的两类凭证。
所谓“敕牒”，是一种由皇帝或中央政府颁发的正式任命文书，是官员赴任时最重要的合法依据。从外观上看，敕牒通常呈现为卷轴或折叠式文书，材质多为纸张，早期也可能使用绢帛。整体形制类似于古代的正式公文，篇幅较长，以便完整书写任命内容。其文本结构较为规范，一般以“敕曰”等诏命用语开头，随后写明被任命者的姓名、所授官职及职责，最后标注颁发时间，并加盖官方印章。
新任官员在赴任之初，往往需要携带敕牒前往任所，以证明自己确系朝廷委派。地方官府在核验无误后，会将相关信息登记备案，完成任命确认程序。可以说，敕牒的核心作用在于“证明你是谁派来的”，强调的是权力的来源与合法性。
与之相比，“告身”则更偏向于一种长期使用的身分凭证。告身制度大致形成于南北朝时期，历经隋唐发展，到宋代逐渐完善，并由专门机构统一制作。从外观上看，告身明显比一般公文更为讲究。它常以绫或绢等丝织品为载体，质地细腻，视觉上庄重典雅，具有较强的仪式感。整体形式多为长卷或立轴式文书，书写工整，往往由专门书手完成，并同样加盖官印。
在内容上，告身比敕牒更为详尽。除官员姓名与官职外，通常还会记载籍贯等基本信息，有时也包括年龄等内容。这些信息使其在身分核验时更具参考与印证意义。与主要用于报到的敕牒不同，告身一般由官员本人长期保存，可以在需要时随时出示，用于证明自身身分与资历。因此，从功能上看，告身更接近一种“随身携带的官方身分档案”，但又不同于现代身分证那样具有高度标准化和统一格式。
除了文书凭证之外，古代还广泛使用各种“符牌”作为辅助身分标识。其中较为典型的是唐代的“鱼符”。鱼符通常为成对制作，一分为二，中央与持有者各执一半，使用时需合符验证，以防伪造。不同等级的官员，其鱼符材质有所区别，体现出一定的等级秩序。鱼符不仅是身分标识，在某些情况下还承担通行或传递命令的功能。
进入宋代之后，符牌制度进一步发展，出现了“牙牌”“腰牌”等形式。这类牌饰多由象牙或金属制成，上面刻有官员姓名、职务及所属机构等信息。官员佩戴或随身携带，在需要时出示，以便核验。与文书相比，这类实物凭证更加便于日常使用，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冒充的可能性。
其实，不同类型的凭证也各有侧重：敕牒强调“来源合法”，告身强调“身分信息”，符牌则强调“即时识别”。多种手段并行，使古代官员身分认证形成了一种多重验证的结构。这种结构虽然不具备现代科技手段的精确性，但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已经相当成熟。
当然，这套体系并非毫无漏洞。如果凭证被盗或伪造，仍有可能造成冒名顶替的情况。对此，历代王朝也采取了一些防范措施。例如，通过多重验证机制来降低风险：不仅查看文书，还要核对档案记录，甚至依赖地方官员或同僚的辨认。此外，一些符牌采用“对合”设计（如一分为二的符契），提高伪造难度。同时，法律上对伪造、盗用凭证的行为也有严厉惩处。
所以古代官员身分认证体系，也是一整套的制度化与经验性的结合。一方面，朝廷通过规范文书和制作流程来确保权威性；另一方面，又依赖实际操作中的多重核验来弥补技术不足。这种体系虽然无法完全杜绝风险，但足以支撑庞大官僚体系的运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