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墙检查站历史图片（图片来源： JOHN MACDOUGALL/AFP via Getty Images）
1948年，乔治・奥威尔把年份的最后两位数字颠倒了一下，写下那部预言式的小说。三十多年后，一位德国导演用镜头回望东柏林的故事，给电影取名《窃听风暴》。
电影里有句台词，后来成了一个民族心口的刺：“我们无所不在。”
说这话的是斯塔西，全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家安全部”。这个机构的格言是一句拉丁语，翻译过来带着一股阴冷的骄傲。在那个只有1800万人口的国家，他们建立了世界上规模最庞大的秘密警察体系，正式雇员九万一千人，每六个半公民里，就有一个是他们的线人。
这不是简单的监控。这是一场对信任的肢解手术。
你能藏什么？
1984年的东德，一位叫贝雷特斯的环保主义者过着一种奇怪的日子。
他的学业无缘无故被中断，学术努力永远得不到回应。不能出国旅行。得不到任何晋升。没有任何人告诉他为什么，整个国家就像一口深井，他被无声地按在井底。
他不知道的是，那个替他设计这一切的，不是某个遥远的官僚，而是他身边的人。他的熟人，他的朋友，或许还有更近的人。
多年后，当他终于获准翻开自己的绝密档案，那些名字一个个跳出来，像冰冷的子弹。妻子监视丈夫，学生监视教授，儿女监视父母，情人监视情人。他们都有一个统一的代号，叫“非正式合作者”。
斯塔西有一句没有写进格言、却刻进骨髓的信条：不是朋友的人，都是反对我们的；反对我们的人，就是敌人；而敌人，将会被消灭。
在那样的逻辑下，你要么是朋友，要么是敌人。可问题在于，你无法证明自己是朋友。唯一的方式，是成为那个递出报告的人。
于是，人不再是人，而是潜在的线人。拥抱不再只是拥抱，它可能是情报的交换。枕边呓语不再只是私密的呢喃，它可能是明天的档案里，记录在案的一句“反动言论”。
电影《窃听风暴》的主演乌尔里希・穆埃，现实中就遭遇了这样的背叛。那个背叛他的人，是他曾经挚爱的妻子。当秘密档案被打开，曾经的家变成了舞台，曾经的爱情变成了一场漫长的监控报告。
这种创伤，比任何酷刑都更持久。酷刑伤害身体，背叛却腐蚀记忆。当一个人回忆往事时，那些温暖的画面里突然多了一双窥探的眼睛，那个你曾在烛光下对视的人，心里想的可能是“这句话要不要汇报”。
也许，你唯一能藏的，只剩下梦。
自我审查之门
极权监控最可怕的地方，不在于它抓了多少人，而在于它让多少人，在心里给自己建了一座监狱。
研究科技监控的学者发现，当人们意识到自己可能被监视，一种“超级圆形监狱”效应就出现了。你不必真的被盯着，你只需要知道，盯着你的眼睛可能无处不在。于是，你开始自己审查自己。
苏联的出版总局成立于1922年，其章程明确规定“统一对出版物的一切形式的书报检查”。这个机构拥有生杀大权：1925年查禁221部书籍，1926年查禁4379期国外期刊、5276部书籍和2674件印刷品邮件。到了斯大林时期，书报检查更是变本加厉，连17—18世纪的稀有书籍都因“意识形态不合”被大量销毁。
这种官方审查，逐渐内化为全民的自我审查。
作家不再敢真实表达思想，学者不再敢自由探索真理。苏联作家索尔仁尼琴曾描述过这样的场景：作家们在创作时，会自动过滤掉所有可能引起争议的内容，只写那些符合官方意识形态的文字。他们知道，哪些词汇是禁忌，哪些观点是危险的，哪些话题是绝对不能触碰的。
自我审查之后，便是主动审查。这时不仅自己不说了，还帮着看看周围人有没有乱说。
最后，是大家都心知肚明：什么可以说，什么不可以说。那道边界画在那里，不用任何人指出来，每个人都知道。
在东德的那些年，人们学会了一种生存方式。学者们称之为“niche society”，意思是“缝隙社会”。公共场合，大家都戴着一张脸。真实的交谈，只发生在最私密的空间，而且往往要拉上窗帘，压低声音，确保没有任何电子设备。即便如此，心里还是会有一个声音：那个我信任的人，会不会也是线人？
这种自我审查，比任何检查制度都高效。因为它不需要成本。它让每一个人都成了看守，看守的不是别人，而是自己。
而当一个社会里每个人都在看守自己的时候，言论自由就死了。不是被绞死的，是窒息而死的。因为没有听众，没有回应，没有真正的交流。每一句话，都可能是一份证据。
档案袋里的人性
1989年12月4日，柏林墙被推倒的一个月后。
东德埃尔福特市的一栋政府大楼楼顶，冒出了黑烟。那是斯塔西在销毁档案。火光惊动了一位路过的女医生，她立刻意识到这意味着什么。她冲了进去，赤手空拳，拦下了正在被销毁的秘密。
随后，成千上万的市民冲进斯塔西总部。他们看到的是堆积如山的碎纸。来不及焚烧的档案被手撕成碎片，装满了足足一万六千个大麻袋。大楼里的碎纸机，因为超负荷工作，出现了故障。
还有更多档案来不及销毁：三千九百万张档案卡片，排起来长达一百八十公里的文件。那每一张纸，都是一个秘密。每一个秘密，都关乎一个人。每一个人背后，都有另一个人的名字。
德国统一后，成立了专门机构，开始复原这些档案。最开始，工作人员一天只能拼出十页纸。按这个速度，全部修复需要四个世纪。后来用了电脑，用了高科技，用了六百万欧元，但核心问题不是技术：那些被复原的秘密，该如何面对？
1991年，德国通过了《前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家安全部档案法》，规定民众有权查看与自己相关的秘密警察档案。至今，一百七十万人提交了申请，相当于前东德人口的十分之一。
有人发现，告密者是自己的妻子。有人发现，毁掉自己一生的人，是多年的挚友。有人发现，那个在会议上拍着自己肩膀说“放心”的同事，转头就写了一份报告。
这不是历史书的页码，这是活生生的撕裂。许多家庭破裂，许多友谊一夜之间走到尽头。
可也有另一种现象：人们比预想的要理性。没有大规模的报复，没有新的流血。那些受害者拿着档案，看着那些名字，有的选择了原谅，有的选择了沉默，有的选择了转身离开。因为他们知道，那个递出报告的人，可能也只是被困在同一个系统里的人。他可能也害怕，也可能在某个深夜后悔过，也可能只是想让自己的孩子不饿肚子。
这不是原谅罪恶，而是理解了人性的复杂。
缝隙里的人
那么，在这样没有信任的梦魇里，人还能是人吗？
电影《窃听风暴》讲过这样一个故事。斯塔西的警察卫斯勒上尉，奉命监听一位作家。他戴着耳机，日日夜夜听着那个家里的声音。他听到爱情，听到挣扎，听到艺术，听到灵魂。
然后他做了一个选择。他隐瞒了关键信息，修改了报告，保护了那个本应被毁灭的人。
电影是虚构的，但它的力量在于，它问了一个真实的问题：当整个系统都在让你变成机器，你还能不能选择成为人？
卫斯勒的选择，不是制度的胜利，是人的胜利。它证明了一件事：无论监控多么严密，无论告密多么普遍，人心里那一块柔软的地方，还是有可能幸存下来。
学者分析东德的历史时发现，尽管斯塔西无孔不入，但他们始终没能完全穿透那个“缝隙社会”。在私人领域，在家庭内部，在真正的朋友之间，人们还是找到了说话的方式。那些外在的顺从、那些仪式化的忠诚表态，其实只是壳。壳底下，灵魂还在呼吸。
这就是为什么，当柏林墙倒塌的那一刻，那么多人哭了。不是因为失去了国家，而是因为可以不用再演了。
被撕碎的，和被粘回的
今天的德国，那些十六万袋碎纸还在慢慢被粘回原样。
工作人员坐在桌前，拿着镊子，把指甲盖大小的纸片一片片拼起来。一张纸要花十五欧元的人力成本。但他们在做。
为什么要做？因为那些碎片里，藏着一个民族的记忆。也因为，只有正视那段记忆，才能真的走出来。
奥威尔在《1984》里写道：“在遮荫的栗树下，我出卖了你，你出卖了我。”这句话被刻在无数人的心里。可也许还有另一句话值得记住：我们出卖的，不只是别人，还有我们自己的一部分。当信任死去，那个递出报告的人，也从此无法真正信任任何人。因为他也知道，如果自己可以被收买，别人也一样。
极权监控下的梦魇，不是集中营，不是酷刑，不是那些血淋淋的东西。而是有一天，你发现你不敢说话。你发现你看谁都像线人。你发现，连你自己，都可能在某些时刻，生出那个念头：我要不要先汇报，以免被怀疑？
那种对人性幽暗的召唤，才是最深的地狱。
而走出地狱的第一步，是承认那些碎片的存在。然后，直面它们。
参考资料：
帕梅拉・贝尔纳贝伊，《电影<窃听风暴>的本体心理分析》，《光明日报》，2014年1月27日。-1
黄妍甄，《科技监控下的影响评估－以中国网络警察为例》，《中国地方自治》，2020年。-2
《历史探究：希特勒的支持者究竟是些什么人》，《中国评论》，2013年10月20日。-3
贺卫方，《被撕碎的罪恶之书：二十年解密东德秘密警察档案》，《周末画报》，2018年9月14日。-4
Steven Pfaff,"The Limits of Coercive Surveillance:Social and Penal Control in the German Democratic Republic",Punishment&Society,2001。-9
郑异凡，《苏联的“告密文化”》，《同舟共进》，2015年第7期。-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