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杯熱咖啡。（圖片來源：Adobe stock）
2026年6月19日，中共官媒新華社高調刊發長文，大肆頌揚1950年代所謂的社會主義改造成績「公私合營」。
新華社在文章中選擇了用詩意的表述：「從私營到公私合營，再到全民所有，河畔的工業遺產不再是生產岸線，而是化身工業綠地和藝術空間……」
其用詩意的語言，行最惡毒的意志。回溯60年的時光，1956年天安門廣場鑼鼓喧天地上演為「公私合營」造勢，然後是五萬企業主被污衊為「嚴重違法戶」和「完全違法戶」，落得家破人亡的結局。
而今天的新華社把當年血腥的公私合營說成了綠地和咖啡館般曼妙的美好時光，那美好背後是中國企業家們在政治高壓下苟延殘喘的恐懼。
隨後兩天，《人民日報》又接連發表《社會主義改造記》與《社會主義建設道路探索記》，高調鼓吹社會主義工業化成就，繼續為死去的「公私合營」招魂。這些文稿將歷史上的血淚教訓全部抹去，只留下所謂的「偉大變革」、「和平贖買」與「寶貴經驗」。
五萬商戶的命運 榮毅仁們的集體悲劇
在新華社的官方敘事中，榮氏家族旗下的福新麵粉廠、申新紡織廠，長期被塑造成「公私合營」的成功典範。然而，今天的官方文章在回顧這段歷史時，往往只談「民族資本家擁護社會主義改造」，卻刻意迴避一個最關鍵的問題：榮家數代人創下的龐大家業，最後究竟歸了誰？
這不僅是榮毅仁一個人的故事，也是上世紀五十年代數十萬中國民營企業家共同命運的縮影。
1952年，中共發動「五反運動」，全國工商界頓時風聲鶴唳。工作隊進駐企業，工人被動員起來揭發檢舉，企業主則被置於無休止的政治審查之下。據統計，當時全國近百萬私營工商戶被劃分為不同等級，決定他們政治上的「生死簿」。
榮氏家族因財力雄厚、社會影響巨大，又具有極高的統戰價值，因此被樹立為「完全守法戶」的樣板。表面上看，這似乎是一種榮譽；但從後來的歷史來看，這更像是一張被精心設計的「收編通知書」。
1954年，榮毅仁率先交出家族企業控制權。1956年1月，毛澤東親自視察上海申新九廠。僅僅十天後，榮毅仁便代表上海工商界向當局提交全市公私合營申請書。自此，他被冠以「紅色資本家」的稱號，成為中共向全國工商界展示的樣板人物。然而，所謂「紅色資本家」，本質上不過是政治需要下的一頂帽子。
當中共需要消滅私有經濟時，榮毅仁是樣板；當中共需要向世界證明「民族資本家擁護共產黨」時，榮毅仁也是樣板。可是，當政治風暴來臨時，這頂帽子非但不能保護他，反而成了新的原罪。
1966年文革爆發後，曾被捧上神壇的榮毅仁迅速跌入深淵。抄家、批鬥、剃陰陽頭、勞改運煤、清掃廁所……昔日的「紅色資本家」轉眼變成了「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在那個瘋狂年代，權力昨天給你的榮譽，今天就能變成羞辱你的證據。榮毅仁被折斷的不只是手指，更是一代中國企業家對制度最後的幻想。
最具諷刺意味的是，到了1979年改革開放初期，中共又重新需要一個能夠聯繫海外資本、吸引外商投資的代表人物。於是，那個曾經被打倒、被羞辱、被掃進歷史角落的人，再一次被請回舞臺中央，組建中信集團，成為改革開放的象徵人物。
從被利用，到被收編；從被吹捧，到被打倒；再從被拋棄，到被重新利用——榮毅仁跌宕起伏的人生，恰恰揭示了中共對待民營企業家的一條隱秘邏輯：你不是因為擁有財富而受到尊重，而是因為對權力有利用價值才被需要；一旦失去價值，再高的地位、再多的財富、再響亮的稱號，都可能在一夜之間化為烏有。
榮毅仁後來曾感慨：「我失去的，比得到的更多。」這句話或許不只是他個人的人生總結，也應當成為那個時代數十萬工商業者共同的歷史註腳。
從榮毅仁到無數被歷史遺忘的企業家，他們的遭遇共同證明了一個事實：在權力高於產權的制度下，今天的樣板人物，往往就是明天的批鬥對象；而所謂的「公私合營」，最終不過是一場以合作之名完成的財富收歸運動。
從馬雲被約談到「黃金股」入駐 誰在重演新版公私合營？
中共為何在2026年高調紀念和重提1956年「社會主義改造完成」？如果把視線從官方宣傳口號移開，人們或許會發現一個耐人尋味的現象：過去十多年來，中共當局對民營經濟的治理思路，正在某種程度上重現當年「公私合營」的權力邏輯。歷史從來不會簡單重複，但往往會以不同形式押著同樣的韻腳。
2018年，「民營經濟離場論」和「新公私合營」的說法曾在中國民間引發巨大震動。當時不少人認為這不過是網路上的危言聳聽。然而兩年後，螞蟻集團上市前夕發生的一幕，卻讓外界重新審視這種擔憂。
2020年11月，螞蟻集團原定創下全球最大IPO記錄。就在上市前36小時，馬雲被監管部門約談，上市計畫戛然而止。這場震動全球資本市場的事件，被官方定義為金融監管的正常措施，但在許多人眼中，它更像是一場政治宣示：無論企業做得多大、資產規模多麼驚人，只要仍在中國這套體制之內，就不能擁有超越權力的影響力，更不能形成獨立於黨的話語空間。
馬雲的沉寂，某種程度上成為一個時代的象徵。緊接著登場的，則是被外界稱為「黃金股」的控制模式。
從表面看，這類股份比例通常只有1%左右，微不足道；但其背後往往連接著國資體系或具有官方背景的投資機構。憑藉特殊章程安排，這些股份卻能獲得董事席位、重大事項表決權，甚至對內容管理、數據安全和企業發展方向擁有實質影響力。微博、字節跳動、騰訊、阿里等大型網際網路平臺，先後出現類似安排。這也使得許多人聯想到另一段歷史。
1956年的公私合營，是通過國家持有主要股權、派駐公方代表，逐步完成對企業的全面接管；而今天的模式則更加隱蔽，也更加精巧。權力不再需要掌握51%的股份，不再需要全面收歸國有，甚至不需要支付巨額收購成本。只需一紙監管規則、一個黨委架構，再加上一枚看似微不足道的「黃金股」，便足以讓企業在重大問題上失去真正的自主權。
換句話說，1956年的公私合營奪走的是企業的產權；而今天的新公私合營，更傾向於抽走企業的靈魂。這正是許多觀察人士所擔憂的地方。
上世紀五十年代，中共以公私合營的方式消滅私有經濟，最終建立起高度集中的計畫經濟體制。結果證明，當市場失去活力、企業失去自主權後，整個經濟也逐漸失去了創新能力與自我修復能力，最終不得不在1978年後重新引入市場機制。
然而進入習時代後，人們看到的卻是一種新的控制模式。企業仍然存在，企業家的名字仍然掛在公司門口，工廠照常運轉，員工照常上班，企業照樣納稅和承擔市場風險；但企業最核心的權力——如何決策、如何投資、如何配置資源、向誰負責——卻正在被逐步轉移。
任正非、雷軍、王傳福等企業家依然是企業的象徵人物，但在某種意義上，企業家的角色正在被重新定義。他們不再是完全獨立的市場主體，而更像是體制框架下被授權經營的管理者。相比1956年的「明搶」，今天的模式更像是一場成本極低的「軟接管」。
對於一個地方財政壓力空前加劇、外資持續撤離、青年失業率居高不下的經濟體而言，控制大型民營企業、掌握經濟命脈，似乎成了維持體制運轉的一條捷徑。然而歷史早已證明，當產權安全感消失，企業家失去長期預期，資本便不會安心留下；當創新需要首先考慮政治風險時，市場活力也必然逐漸枯萎。今天的中國經濟所面臨的困境，某種程度上正與此有關。
「公私合營」背後的老闆只有一個 就是中共
其實，「公私合營」從來不只是一項經濟政策，更是一種根植於中共政治基因中的權力思維：當權力與市場發生衝突時，市場必須讓位於權力；當企業發展壯大到足以形成獨立影響力時，控制就會隨之而來。因此，1956年「公私合營」被反覆提起並給予肯定，並非單純的歷史回顧，而更像是一種現實映照。
從榮毅仁到馬雲，從公私合營到黃金股，形式在變，話術在變，包裝也在變，但背後那隻試圖掌控一切的手，卻始終沒有改變。當年的「公私合營」最終走進了歷史，而今天的「新公私合營」能否逃脫同樣的宿命，或許將成為未來中國經濟最值得關注的問題之一。
中共為什麼會在2026年高調重提1956年？因為過去10餘年間，習近平當局正在全面重演對民營經濟的控制與閹割。
梳理這段歷史，脈絡清晰可見：2018年民間驚呼「民營經濟離場論」與「新公私合營」；2020年11月，螞蟻集團在上市前36小時被四部門聯合約談並強行叫停上市，馬雲淡出公眾視野。這不是單純的金融監管，而是宣示無論民企規模多大，絕不允許擁有獨立的商業決策權與話語權。
緊隨其後的，是名為「黃金股」的強權控制機制。國資或網信辦背景的基金僅需購入1%的微小股權，便能派駐董事、握有一票否決權，掌控微博、字節跳動、阿里、騰訊、快手等網路平臺的內容許可與方向。
中共始終於「公私合營」
1950年代，中共政權靠「公私合營」消滅私有制，建造起計畫經濟的極權鐵籠，最終走投無路；如今在地方財政衰竭、外資撤退、青年失業率高企的絕境下，再次掏出「公私合營」這把舊刀，預想通過掠奪民企財富與控制經濟命脈來苟延殘喘。
失去獨立性與產權安全感的地方經濟，必然喪失創新動力與投資信心。當資本徹底窒息、企業全面躺平、失業海嘯鋪天蓋地而來之時，這套靠壓榨民企維繫的極權機器將再無油料可燃。
「公私合營」死灰復燃，並不是中共黔驢技窮的無奈，而是其骨子裏的邪惡循環。1966年7月，毛澤東說：「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過七八年又來一次。」
其所謂的「大亂大治」不過是中共戰天鬥與地鬥人那一套整人把戲的重演，看清了這一點，榮毅仁們就不會再糊塗了，只要中國人清醒了，中共的戯就唱不下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