遊客在游輪上觀看紐約自由女神像（圖片來源：Eugene Gologursky/Getty Images)
【看中國2026年7月9日訊】2026年，美國建國250週年。談到美國的偉大，很多人首先想到的是：GDP、美元、AI、軍力、大學、諾獎、矽谷……
這些當然偉大，但它們只是結果，還不是美國最偉大的地方。
甚至，民主、自由、憲法，也仍不是最根本的地方。
美國真正的偉大，在於它試圖解決人類文明史上的一個重大制度難題：什麼樣的制度安排，才能讓一個有罪的人類共同體，在不完美的人性中，實現長期的自由、秩序與文明？
要知道，人類熱愛自由，也因此熱愛共和國。歷史上的共和國，人們都承認它比帝國更能保障公民自由。然而，從古希臘、羅馬到中世紀，人類長期形成一種幾乎牢不可破的政治共識：共和國只適合小共同體，而帝國才適合大疆域。
共和國之所以通常很小，是因為共和國需要公民美德，而國家一旦擴大，人口、利益、地域、文化和派系急劇複雜，傳統共和國便很容易失去公民美德，最終或者陷入混亂，或者為了維持秩序不斷集中權力，最後走向帝國。羅馬共和國的變遷軌跡，正是這一歷史規律最著名的例證。
因此，在美國建國以前，人類似乎始終無法突破一個制度困境：要麼擁有自由，卻只能維持小共和國；要麼維持統一的大國，卻不得不走向帝國。
美國真正偉大的地方，不是建立共和國。共和國在美國之前早已有之。
真正偉大的地方在於：它第一次在多個層面同時進行制度創新，其中最重要的突破，就是在人類歷史上，首次大膽創新，認真嘗試建立一個「大共和國」（Large Republic）。
這在人類政治史上，就是一場革命，同時也是一場政治思想的觀念革命。
兩千年來，人們普遍相信：共和國只能存在於小共同體。理由正是：國家越小，公民越熟悉；利益越一致；習俗越共同；公民美德越容易維持；共和國也越容易穩定。
事實也大致如此。古典世界與中世紀的共和國，大多屬於小共同體共和國（Small Republics）。
雅典更準確地說是直接民主城邦（Direct-democratic Polis），它證明了公民可以自治，但還不是嚴格意義上的共和國；羅馬共和國雖然建立了共和國制度，但早期仍以羅馬城及其周邊共同體為核心。隨著疆域不斷擴張、人口急劇增加、軍隊職業化、地方利益複雜化，共和國制度逐漸難以承受帝國規模的治理壓力，最終走向帝國，共和國淪喪。
中世紀和近代早期，在地中海及歐洲一些地區，出現了一批著名共和國。
其中，以城邦共和國（City Republics）為代表的有：威尼斯共和國、阿馬爾菲共和國、比薩共和國、熱那亞共和國、佛羅倫薩共和國、拉古薩共和國。它們大多依托港口、商業和自治城市建立，以有限人口和相對同質的公民共同體維繫共和國制度。
另一類則是聯盟共和國（Confederated Republics），如瑞士邦聯、諾夫哥羅德共和國、荷蘭共和國。它們雖然疆域較城邦更大，但本質上仍是若干自治共同體組成的鬆散聯盟，而不是建立在統一憲法之上的現代聯邦共和國（Federal Republic）。
此外，聖馬利諾共和國作為世界現存歷史最悠久的共和國，則一直保持著典型的小共和國形態。
因此，在十八世紀以前，政治思想幾乎形成一種共識：共和國適合小共同體，帝國適合大疆域。
或者換句話說：共和國屬於城市，帝國屬於大陸。
在傳統政治理論看來，一個疆域遼闊、人口眾多、利益複雜的大國，如果想維持統一，最終幾乎只有兩條道路：要麼走向分裂；要麼走向帝國。
從更加寬廣的歐洲以外的全球歷史觀察，也的確是如此。從秦朝統一六國建立中國第一個統一帝國，到羅馬帝國建立，再到後來的拜佔庭帝國、阿拉伯帝國、蒙古帝國、奧斯曼帝國、俄羅斯帝國、神聖羅馬帝國，直到近代以前，絕大多數成功統一廣闊疆域、多民族、多地區的大型政治共同體，最終都採取了帝國模式（Empire）。
對於古老的東方大國中國來說，「大一統」的觀念就更是深入人心。
自秦朝統一六國以來，中國兩千多年的政治傳統中，幾乎所有的中國人都不假思索地認為：中國只適合中央集權、一統江山的帝國模式。
所謂：欲求統一，必先集權；疆域越大，權力越要集中。
其背後的邏輯並非完全沒有道理。
的確，疆域越遼闊，人口越眾多，民族越複雜，地方利益越多元，治理成本（Governance Costs）和交易成本（Transaction Costs）就越高。如果沒有一個足夠強大的中央權力，國家便可能陷入割據、軍閥混戰或長期分裂。
因此，「大一統帝國」（Unified Empire）便成為中國歷史上一種看似最穩定、也最容易理解的制度選擇。
問題在於，這種秩序模式雖然能夠解決秩序問題（Order），卻很難同時解決自由問題（Liberty）。
它往往通過不斷集中權力來維持統一，卻也不斷積累政治壓力；當這種壓力超過中央集權體系的承受能力時，又往往以王朝更替、農民起義或地方割據的方式一次性釋放。
於是，中國歷史長期呈現出一種一放就亂、一抓就死的「治亂循環」：統一→集權→穩定→積壓→崩潰→再統一……
中國之外，世界歷史上的其他大帝國，也很少逃脫帝國的滅亡命運。羅馬帝國最終分裂為東西兩部分，西羅馬於公元476年滅亡；蒙古帝國在建立後不足一個世紀，便分裂為四大汗國；阿拉伯帝國在達到鼎盛後逐漸四分五裂；奧斯曼帝國延續六百餘年，最終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瓦解；俄羅斯帝國也在二十世紀初隨著革命而終結。
歷史似乎不斷印證一個古老的政治定律：疆域越大，越依賴集權；集權越強，越容易積累無法釋放的政治壓力；壓力積累到極限，帝國便走向衰亡。
我總結背後的制度經濟學規律就是：任何不能持續釋放政治壓力、限制權力擴張、實現制度自我修復的政治體，最終都難以長久。
正因如此，在美國建國以前，人類思想家與政治家們幾乎全都認為這是一個無法破解的歷史宿命。
美國建國者面對的，正是這道世界性難題：究竟有沒有一種制度安排，既能夠維持大國統一，又能夠避免走向帝國集權？
《聯邦黨人文集》給出的回答，就是：聯邦共和國（Federal Republic）。
它試圖證明：一個大國，不一定只能靠不斷集權維持統一；一個共和國，也不一定只能侷限於小共同體。
真正的關鍵，不在於國家大小，而在於制度設計，釋放人性有限產生的壓力，並以多中心在動態調整中，不斷恢復和實現秩序均衡。
所以，美國真正挑戰的，不只是英國，而是兩千年來「大國只能靠帝國治理」這一政治鐵律。
美國的偉大突破，正是在這裡。
它既沒有退回到小共和國，也沒有走向帝國，而是在《聯邦黨人文集》中第一次系統論證：一個疆域遼闊、人口眾多、利益多元的大國，同樣可以成為共和國，甚至更有條件成為自由的大共和國。
這不是共和國規模的簡單擴大，而是共和國理論及制度創新的一次歷史性飛躍。
《聯邦黨人文集》第10篇最偉大的貢獻，就在於此。麥迪遜（James Madison）不再問：「共和國怎樣保持小？」而是反過來問：共和國怎樣能夠做大？
他的答案令人驚訝：大，不一定是共和國的敵人；在適當制度設計下，大反而可以成為共和國的優勢。
麥迪遜明確指出，大共和國比小共和國更能控制派系的危害，因為疆域越廣、人口越多、利益越複雜，任何單一派系就越難壟斷整體；不同派系之間反而會相互牽制。
這，是人類政治思想史上的偉大突破：小共和國依賴同質性維持秩序；大共和國依靠多元性釋放壓力。如此，自由的小共和國可以升級為自由的大共和國。
從制度經濟學看，這絕對是一次偉大的制度創新。
必須承認：人性墮落、有限。因此，人性中天然存在利益、野心、激情、恐懼、身份、榮譽和地方認同。這些因素必然形成派系（Faction），派系又不斷產生政治壓力（Political Pressure）。
制度的任務，不是幻想消滅壓力，而是為壓力提供合法、和平、可預期的釋放渠道。
美國憲法建立的，正是一套「壓力釋放系統」：
聯邦制（Federalism）分散中央與地方壓力；
兩院制（Bicameralism）平衡大州與小州；
三權分立（Separation of Powers）分散政府內部壓力；
定期選舉（Elections）提供和平更替機制；
獨立司法（Independent Judiciary）提供衝突裁判機制；
修憲程序（Amendment Process）提供製度自我更新管道。
《聯邦黨人文集》第39篇則進一步說明，這個制度既不是純粹全國性的（National），也不是純粹邦聯性的（Federal），而是二者的結合。眾議院體現全國性，參議院體現聯邦性，總統產生方式則來自複雜的混合來源。
這就是多中心均衡秩序（Polycentric Equilibrium）。
它不是把所有權力壓縮到一個中心，而是讓聯邦、州、國會、總統、法院、地方社會、市場、教會、家庭等多個中心共同承擔壓力、釋放壓力、重新均衡。
從博弈論看，這等於把政治從「贏家通吃」的零和博弈，轉化為可重複、可談判、可修正的重複博弈。
今天輸了，下一次還可以選；
一個州失敗，另一個州可以試驗；
國會失衡，法院可以裁判；
總統越界，制度可以制衡。
美國建國時的規模已經遠超傳統城邦。1790年第一次人口普查統計，美國人口約為392.9萬，橫跨十三州，經濟結構、宗教傳統、地方利益差異巨大。這在古典共和國理論看來，本來幾乎是不可能維持共和國的規模。
但美國的制度創新正是在這種「不可能」中展開。
它沒有要求全國成為一個單一、同質、整齊劃一的共同體；它承認差異，容納差異，並通過憲法結構讓差異進入制度化博弈。
這就是美國對共和國傳統的重新發明。
美國沒有原創共和國，卻重新發明並擴大了共和國的可能性。
對此，中國歷史提供了一個強烈對照。中國長期是單中心帝國結構。資源、權力、榮譽、財政、合法性高度集中於中央。一旦財政壓力、人口壓力、地方壓力、災荒壓力、官僚腐敗壓力同時積累，卻缺少合法表達、地方自治、制度裁判與和平更替機制，壓力便容易以黨爭、民變、軍閥、改朝換代的形式爆發。
所以，中國歷史的問題，從來都不是沒有秩序，而是缺少一種能夠持續釋放壓力、吸收衝突、修復錯誤，避免"一放就亂、一抓就死"的憲政秩序。
這也正引出一個更深的問題：人類對制度最大的誤解是什麼？
許多人都同意制度重要，卻以為，好制度就是穩定、有秩序、有效率、不亂。
這其實是一知半解，或者說只懂得制度最淺層的功能。
真正偉大的制度，不只是建立秩序。
因為幾乎所有制度，都能建立某種秩序。
秦朝可以。
納粹可以。
蘇聯可以。
朝鮮也可以。
問題不是有沒有秩序，而是這種秩序有沒有自我修復能力，能否長期興盛？
為什麼市場偉大？
不是因為價格永遠正確，而是因為價格能夠不斷修正。
為什麼科學偉大？
不是因為科學家永遠正確，而是因為科學允許不斷證偽。
為什麼生命偉大？
不是因為細胞不會壞，而是因為細胞不斷更新。
為什麼教會能夠兩千年仍然存在？
不是因為教會沒有失敗，而是因為聖經強調人得救後，還要成聖，因此不斷呼召悔改、歸正、更新。
所以，真正偉大的，從來不是不會犯錯，而是能夠不斷糾錯。
制度真正的價值，不是製造秩序，而是保障、維持秩序不斷自我修復的能力。
這也正是美國制度最值得研究的地方。
美國建國者並沒有幻想人性會改變。他們恰恰承認：人性有限，人會犯罪；因此，權力會腐敗，派系會爭鬥，利益會衝突，社會會撕裂。
正因為如此，他們沒有試圖依靠聖君、英雄或完美人民來維持共和國，而是通過聯邦制、代議制、分權制衡、獨立司法、地方自治等制度安排，建立起一套能夠持續釋放政治壓力、不斷糾正制度錯誤、恢復社會均衡的憲政機制，使一個疆域遼闊、利益多元的大國，也有可能長期維持自由與秩序的統一。
這才是美國真正偉大的地方。
從文明神學看，這背後的根本智慧是：把神當神，把人當人。
把人當神，就會相信某個君王、政黨、國家或人民整體可以擁有絕對智慧。
把人當獸，就會走向全面控制。
把神當神，就知道人不是神。墮落的人在地上不可能建立完美的制度，也不可能建立完美的國家。若作一個類比，建國有點像「得救」的開始；但一個國家能否長久，不只在於開國時是否完美（如美國建國初還保留了奴隸制），更在於它的制度是否具有持續修復、不斷歸正、自我更新的能力，使國家在歷史中繼續走在「成聖」的道路上。
當然，國家不是教會，政治制度也不是救恩；但這個類比提醒我們：真正關鍵的，不是像激進理性主義所喜歡的那樣，試圖一次性建立一個完美秩序，而是審慎機遇保守地建立一套能夠不斷悔改、糾錯、更新的公共秩序。
把人當人，就必須承認：人有尊嚴，所以可以授權；人有罪性，所以必須受約束；人有限，所以權力必須分散；人會衝突，所以制度必須提供和平釋放壓力的通道。
美國的偉大，不在於它完美，而在於它承認人的有限與敗壞，因此深知地上不可能存在完美的制度和完美的國家。也正因為如此，《獨立宣言》並沒有首先訴諸人民，而是首先訴諸「自然法與自然之神」（the Laws of Nature and of Nature’s God）、「造物主」（Creator）以及「神聖護理」（Divine Providence），把人的權利、政府的合法性和歷史最終的審判，都置於上帝之下。
美國的偉大，不在於它多麼理想，而在於它把理想建立在人性的現實之上；不在於它沒有危機，而在於它能夠在危機中不斷修復自己；不在於它從不犯錯，而在於它擁有不斷糾錯、自我更新的制度能力。
因此，大共和國的真正意義，不只是疆域變大，而是共和國邏輯的升級：共和國不是消滅人性壓力，而是通過多中心制度，把壓力轉化為秩序，把博弈轉化為均衡，把競爭轉化為合作，把衝突轉化為文明。
美國歷史，也正是這樣一部制度不斷修復危機的歷史。
建國初期，聯邦黨人與共和黨人激烈衝突，美國沒有崩潰，而是逐漸形成政黨競爭與和平更替機制。
十九世紀三十年代，廢止法危機爆發，聯邦與州權發生嚴重衝突，美國沒有崩潰，而是在憲法框架內暫時化解危機。
1861年，南北戰爭爆發，美國幾乎走到國家分裂的邊緣。但戰爭之後，憲法修正案、廢奴、重建與後來的民權運動，推動美國繼續修復自身的巨大裂痕。
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托拉斯壟斷威脅市場競爭，美國以反托拉斯法和進步主義改革作出回應。
1929年大蕭條重創美國經濟，美國通過新政重新調整國家與市場的關係。
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民權運動撕開種族問題的深層傷口，美國通過立法、司法與社會運動推進位度修復。
1974年水門事件中，總統尼克松辭職，說明在美國制度中，總統也不能高於法律。
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美國經歷痛苦調整，但金融體系與創新體系並未崩潰。
2020年疫情衝擊與社會撕裂，使美國再次陷入巨大爭議，但制度仍在運轉，社會仍在爭論，選舉仍在進行，法院仍在裁判，州與聯邦仍在博弈。
美國歷史不是沒有危機，而是一部制度不斷修復危機的歷史。
這就是文明韌性（Civilizational Resilience）。
今天，很多人再次誤判美國。原因是，他們一直在看美國亂，卻沒有看美國是不是還在修復。
今天的美國當然有問題。川普(特朗普)也好，拜登也好；民主黨也好，共和黨也好；最高法院、州政府、媒體、大學、市場、教會、公民社會，幾乎每天都在爭論、對抗、起訴、調查、選舉、抗議、糾錯。
很多人看見這些，就說：美國完了。
但智慧的人會看到：美國建國之父們所建構的那套突破性制度仍然活著，美國的公民社會及公民運動仍然活著，美國的教會也仍然在激烈競爭中保持著相比歐洲「國家教會「更加強大的活力。
它還在爭論，還在糾錯，還在平衡，還在修復。
這有點像人體發燒。發燒很難受，但發燒說明免疫系統正在工作。真正危險的，不是發燒，而是身體已經不會發燒了。
今天的美國，確實很亂，也很痛苦；但這種「亂」，不只是衰敗的跡象，也可能是一個仍然具有制度免疫力的文明，正在經歷痛苦而真實的自我修復。
美國今天很亂，但是不是也很有活力呢？很吵，但是不是也很有彈性呢？很讓人擔心，但是不是也仍然讓人看到一種驚人的制度生命力呢？
因此，我要說：美國真正偉大的地方，不是沒有危機，而是擁有把危機轉化為修復、把衝突轉化為均衡、把錯誤轉化為更新的制度能力。
今天，美國建國已經250週年。這些制度基因並沒有消失，它們仍然在發揮作用。因此，輕言美國衰落，可能是一件易錯的事情。
因為，唱衰美國最危險的地方，並不是低估了美國，而是誤解了：什麼才是真正偉大的制度。
請務必記住：文明最大的敵人，不是危機，而是失去糾錯能力；共和國最大的價值，不是永遠正確，而是永遠能夠歸正。
偉大的制度，不是保證永遠正確，而是保證錯誤不會無限累積；不是消滅危機，而是讓危機成為文明更新的契機；不是創造完美的人，而是在承認人性有限的前提下，仍然能夠守護自由、維持秩序，並實現長治久安。
這，才是美國真正的偉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