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6月9日，在朝鮮首都平壤地鐵開城站，人們正盯著顯示中共黨魁習近平訪問相關新聞的《勞動新聞》電子屏（圖片來源：KIM Won Jin/AFP via Getty Images）
歷史之鏡 中共與朝鮮的「個人崇拜」同源考
現在海內外的輿論場上，「中共國正在向北韓倒退」、「中共國即將成為『大號朝鮮』」的論調幾乎不絕於耳。不論是學者還是普通大眾，在提起這種傾向時，往往都帶著一種強烈的譏諷與無奈：「你看朝鮮金家統治下那副荒唐的模樣，難道堂堂一個現代大國居然要去向它學習、退回那樣的愚昧無知的泥淖中嗎？」
其實，這樣想、這樣說，還是誤會朝鮮了。朝鮮還真的沒有這個本事，他不過是依葫蘆畫瓢而已。
今天，當我們在電視螢幕上看到北韓百姓見到金正恩時那種近乎歇斯底里的嚎啕大哭、激動歡呼，甚至恨不得把性命獻上的震撼場面，許多人可能感到難以理解。但事實上，朝鮮今天在政治上、文化上、個人崇拜與造神化上所走的每一步，和他的洗腦、控制手段，都是從中國共產黨那裡有模有樣全盤學過去的。
在毛澤東時代，中共同樣進行了規模最宏大、手段最精緻的造神運動，其狂熱程度比起今天的北韓有過之而無不及。這並非「朝鮮化」，更準確地說，是朝鮮承襲了當年中共文革的「中共國化」。
「今天有人說中國正在朝鮮化，其實不對，是朝鮮在『文革時期的中共國化』。今天的朝鮮，就是文革時期那個小號中共國的完整標本。」是的，回顧中共的歷史，中共才是極權統治與個人崇拜的正宗鼻祖。
「毛主席萬歲」何時喊出的？不是文革也不是1949年
要探尋這股造神的狂熱源頭，就必須回答一個具體的問題：中共是從什麼時候開始喊「毛主席萬歲」的？歷史考證顯示，這絕非一朝一夕之功，而是早在上世紀三十年代末、中共偏安陝北延安的時期就已萌芽。
根據權威黨史學者的研究，在1938年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之後，隨著毛澤東在黨內軍事和組織地位的穩固，延安地區的宣傳機器開始嘗試性地推廣其個人崇拜。1939年前後，在晉察冀革命根據地，為了在基層農民群眾中樹立領袖權威，地方武裝和動員大會上開始出現了零星的「毛主席萬歲」口號。
這場延安造神運動在1945年中共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七大）上達到了第一個法統上的頂峰。這一次，充當造神急先鋒的正是當時中共的二把手劉少奇。劉少奇在會上作「修改黨章報告」，不僅正式將「毛澤東思想」確立為全黨工作的指針，更公開讚美毛澤東是「天才的、創造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是中國有史以來「最偉大的革命家、政治家、理論家」，甚至是「最偉大的理論科學家」。儘管歷史證明，毛澤東在現代科學領域沒有任何建樹，但這種徹底突破科學常識與政治底線的極致吹捧，預示著中共政權對領袖「造神化」的開始，而到文革則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
歷史細節歌聲中的「大救星」起源
正是在延安整風至七大前後，陝北民歌被正式改編成了政治頌歌《東方紅》。歌詞唱道：「東方紅，太陽升，中國出了個毛澤東，他是人民的大救星。」這首政治頌歌將毛升華為高懸於乾坤之上的「紅太陽」，取代了民眾心中的宗教信仰。
到了文化大革命時期（1966—1976），這股集體神經質般的崇拜達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每個人胸前都必須佩戴鐵製或塑料的「毛主席像章」，在街頭甚至形成了互相攀比誰的像章更大、更精巧的畸形景象；每個人人手一本林彪主導出版的「小紅書」（毛主席語錄）；在各個機關學校、田間地頭，甚至火車站，人們必須集體跳著機械呆板的「忠字舞」，嘴裡一邊高喊林彪提出的「四個偉大」（偉大的領袖、偉大的統帥、偉大的導師、偉大的舵手），向著牆上的毛畫像做出宣誓忠誠的儀式。
中共不是向金正恩「取經」 是重演歷史
看清這段歷史，你就會明白，當前中共國表現出的所謂「倒退」和「北韓化」，背後的政治密碼並非中共在向金正恩「取經」，合適的界定是：當前中共國再次面臨經濟停滯、外交孤立與意識形態破產的深重危機時，當權者為了穩固權力根基，手段匱乏之下，必然選擇重新喚醒那具沉睡在人們歷史記憶深處、其實從未真正冰冷的「文革權力神學」。
在這種內心焦慮和危機重重的背景下，去平壤造訪，能得到金正恩用高度儀式化的「百萬人夾道歡迎」所給予的某種政治背書與安全感。在平壤那種保存得極其考究、將每一個人編織為精密螺絲釘的宏大極權「美學」中，他們看到了過去毛澤東時代那種讓臣民歇斯底里狂熱呼喊的權力幻影，得到了「皇帝夢」的共鳴。
因此，這不是朝鮮化，而是中國政治底層邏輯的一場古老回歸。北韓只是一個遺留在鄰國、由中共在半世紀前一手接生並手把手教出來的文革寄生標本。看著朝鮮，我們看到的實際上是正在蠢蠢欲動、試圖破土而出的，中國自己的文革幽靈。
其實，文化大革命看似早已成為歷史，被塵封在半個多世紀前的記憶之中，許多人也認為那段瘋狂歲月早已遠去。然而，事實真的如此嗎？
如果我們仔細觀察當今的中國社會，便會發現文革留下的某些思維模式、政治文化和集體心理，或許從未真正消失。它們只是換了一種形式存在於現代社會之中，甚至在某些時刻仍會以新的面貌重新浮現。
從「紅寶書」到「小紅書」
首先值得思考的是，在今天的中國，究竟還有多少人是毛澤東的忠實崇拜者？每逢毛澤東誕辰或忌日，仍然有不少人自發前往紀念場所獻花、祭拜；網路上也不乏將毛澤東神化、美化的聲音。這種現象說明，毛澤東不僅是一個歷史人物，在部分人心中甚至仍具有某種近乎信仰般的象徵意義。
再看看當代人的生活。如今幾乎每個人的手機裡都有一個「小紅書」，這當然只是一個社交媒體平臺，其性質與當年的《毛主席語錄》不可同日而語。然而，從名稱上看，人們卻很難不聯想到文革時期人手一本的「紅寶書」。或許有人會認為這只是巧合或市場行銷策略，但也有人不禁要問：創造這個名稱的人，是否在某種程度上借用了那個時代深植於中國社會集體記憶中的創傷？
近年來，不少人擔憂中共國是否正在走向某種「文革2.0版本」，並將這種擔憂與習近平的集權趨勢聯繫起來，認為其試圖塑造個人權威，想追求與實現個人的「皇帝夢」。然而，如果僅僅將問題歸結於習近平一個人，他也不會掀起什麼狂風巨浪。
更值得深思的是，在整個社會之中，究竟有多少人依然保留著某種「文革情結」？有多少人懷念那種高度統一的思想、絕對服從的秩序，以及對權威人物的個人崇拜？中共在文革之後，並沒有作深刻的反思，只是把罪過找了「四人幫」來當替罪羊。
當一個社會對歷史創傷缺乏充分反思，甚至對某些極端年代產生浪漫化想像時，那些曾經造成巨大災難的思想基因，並不可能真正消失，而只是暫時沉睡而已。
從這個角度來看，真正令人不安的或許不是一本「紅寶書」是否重現，而是那種依賴單一權威、排斥不同聲音、將政治信仰凌駕於理性思考之上的思維方式，是否仍然存在於部分人的觀觀念之中。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麼歷史就不僅僅是過去，而可能隨時成為未來。
中共國朝鮮化是人們太容易遺忘了
另一方面，每當外界談論極權政治或個人崇拜時，許多人總喜歡將矛頭指向朝鮮與金正恩，彷彿那裡才是文革式政治的典型代表。然而，若從歷史脈絡來看，文化大革命本就是中共自身發動的一場政治運動，其思想根源、組織方式和群眾動員模式都誕生於中國本土。將「文革復辟」的標籤完全轉嫁給朝鮮，某種程度上借用一句話來說還真是有些離譜，金正恩也會叫屈，這哪裡是我金家人的「傑作」，我們也是從中共那裡學來的。
的確如此，只能說中國人太容易健忘了。那血雨腥風的文革時代，想再回到那個時代的人，還真不在少數。筆者認識一位大陸的律師，也是一位道地的「毛粉」，他們甚至認為毛時代沒有腐敗，就是了不起的。根本不去想，毛時代殺死了幾千萬的中國人。
事實上，朝鮮在歷史上深受中共政治運動及國際共產主義浪潮的影響，這也是確鑿無疑的事實。在某種意義上，它同樣是那個時代意識形態輸出的承受者之一。這裡不是為朝鮮和金正恩正名，而是在提醒大家，別太健忘了，這很危險。與其把所有問題都投射到外部，不如先正視自身歷史。因為只有真正理解文革為何發生、如何發生，以及中共到底是什麼貨色，人們才能避免歷史以另一種形式再次重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