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親歷者、北大歷史系學生李英之參加六四37週年紀念活動（李英之提供）
【看中國2026年6月4日訊】（看中國記者肖然採訪報導）37年前的那個春天，20歲的北京大學歷史系學生李英之，在天安門廣場的大轎子車上痛哭失聲；37年後，他坐在大洋彼岸的美國家中，重新翻開了自己塵封已久的日記。近日，《看中國》記者對李英之進行了專訪。他的敘述，是八九民運歷史的一塊拼圖。
李英之於1987年以烏魯木齊市高考第十名的成績考入北大歷史系。他不是那個年代站在台面上的風雲人物，沒有振臂一呼的歷史鏡頭，也沒有被全球媒體追訪的傳奇光環。當年他擔任北大絕食團第17分隊隊長，扛過五天粒米未進，在5月13日凌晨寫下視死如歸的遺書，在6月4日凌晨站在紀念碑上親眼目睹刺刀與槍眼，然後在逃亡途中被捕，在北京的看守所裡度過了半年牢獄生活。
二十歲的赤子之心：「我已抱定最後犧牲的決心」
1989年4月15日，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逝世。北京大學校園裡的氣氛，在隨後幾天迅速變化。李英之清楚地記得，4月17日晚上，北大三角地就已有了遊行。
4月18日深夜，他借了一位學弟的運動鞋——自己的運動鞋洗了還沒干——騎自行車去了新華門。
那一夜，新華門前聚集了數千名學生。李英之衝到了前排，喊過口號，與警察對峙，徹夜未歸。次日清晨回到學校，他立即寫了一份大字報，把新華門發生的事記錄下來貼出去，到中午又補了一張。那份大字報，是他最早留給歷史的文字證據。
4月22日，胡耀邦追悼會在人民大會堂舉行，他去了；4月27日的百萬人大遊行，他沒有參加；5月12日夜，北大二十八樓前三角地數千人集會商議絕食，他上臺慷慨陳詞，台下掌聲雷動。他說，那一刻感覺心臟都要跳出來了。
5月13日絕食開始。李英之擔任北大絕食團第十七分隊隊長，是班上三名絕食學生中唯一的男生。
就在絕食開始前的那個凌晨六點半，他在日記裡寫下了一篇遺書式的文字。37年後，他在採訪中親口誦讀：
「北大有許多志士已經下了必死的決心，當我們將生命置之度外的時候，才是我們最勇敢的時候。我已抱定最後犧牲的決心，我給自己的遺言是沒有對話，我絕不進食。我個人的生命實在微不足道，我實在感到祖國的生命與命運是多麼大了。」
「為了祖國，為了民主自由在中國推進，我願獻出我年輕而微不足道的生命。他將倒下去，絕不回頭。」
「那是真實的，毋庸置疑，」他說，「年輕人衝動起來，可以不管不顧。那時候，就是真的覺得要去犧牲，也就去犧牲了。」
這份遺書，至今保存在那本輾轉未失的日記本裡。李英之說，那本日記本還在國內，他出國時誤帶了一本樣子相似的本子。「也許有一天，我能把它整理出來，捐給六四紀念館。」
廣場上的五天：「人家一動，我就哭了」
絕食的五天，是20歲的李英之一生中身體與意志同時到達極限的時刻。
他向記者解釋，絕食並非完全不進任何東西，喝水是允許的，但一切固體食物都不能碰。「絕食就是絕食，大多數人是認真的，說話算話的，」他說，「我相信他們。」
廣場上的日日夜夜，他目睹了國政系學生吳沖猝然暈倒在自己對面的場景；他的被褥再也沒有拿回來，老家叔叔從江蘇漣水重新寄來了新的。
到了第五天，身體已到了崩潰的臨界點。北京朝陽醫院的護士登上大轎子車來做檢查，說他「不行了，要送醫院」。就在那一刻，他突然嚎啕大哭。
「你要說精神崩潰，我覺得倒也不一定準確，」他向記者解釋，「是身體到了邊緣狀態，人家稍微一動你就哭了。意志上還是想堅持，但身體已經到了那個地步。」
他最終被送到北京兒童醫院接受救治，隨後返回北大。
李英之說，絕食之所以在全國引發如此巨大的情感共鳴，正是因為它擊中了每一個父母心中最柔軟的地方。「孩子們在用他們的身體付出。每個大學生都是他父母家庭最寶貝的。誰家的孩子讓他身體這樣受損害？所以感動了中國，感動了世界，大量聲援的人走上街頭。」
六月四日凌晨：紀念碑浮雕上的槍眼
6月3日中午，李英之在北大三角地聽人說，防暴警察打了學生和市民。他當即決定：「我一定要去廣場。」
下午六點，他騎上自行車出發。晚上九點，抵達復興門，向東望去，人潮湧動。他繞到南邊，路經人民大會堂，見到門前有軍人駐守。
夜深後，他騎車往永定門方向去。黑暗中，忽然有人拿大棒打滅了一輛軍車的兩盞車燈，軍人隨即排隊從永定門南邊向天安門方向衝去，朝天開槍。衝過去後，後面的群眾又合攏追上，拿磚頭猛砸。一個士兵被打倒在地。
「那個士兵據說才十八歲，江蘇東海人，我是江蘇漣水人，同省，」李英之說，「他眼睛腫得像雞蛋一樣。我哥哥正在當兵，看到這個場景，我就想起了他。」
他與一個北京高三學生一起，把那名受傷的士兵抬上板車送往醫院。「我們那時候，就算對他們有再多憤恨，還是非常單純、非常善良的——看到一個受傷的人，還是要去救。」
從醫院折返廣場，路上已有人說：「當兵的開了槍，有人死了。」
回到廣場，李英之找到北大歷史系的旗子，在上面寫字留念，與幾個研究生短暫聚合，再度分散。他最終獨自回到紀念碑處。
四點多，軍隊開始向紀念碑合圍。李英之說，他清楚地看到：端著刺刀的士兵就在紀念碑台階下面，而學生們站在上面。「如果他們端著刺刀往上衝，那就會把人殺了。」
還有一個細節，他說三十七年來從未忘記：紀念碑浮雕上，有子彈打進去的槍眼。而且，那不僅是過去時——他們走的時候，槍還在往浮雕上打。
「六四以後，他們很快把那些痕跡都抹平了，好像什麼都沒有發生過。」
五點鐘，撤離開始。學生們排成隊伍，從紀念碑正西面，繞經人民大會堂南側撤出廣場。路邊的市民夾道相送，沒有掌聲，只有悲哀。「天是陰霾的，」他說，「大家都很沉默。」
走在長安街上，他聽到了三十八軍的軍歌——他們八七級曾在正定隨三十八軍軍訓，所以認出了那個旋律。坦克在路面上碾過，水泥地被軋碎翻起。路邊，他看到至少兩具士兵的焦屍，有的躺在路上，有的掛在橋上。
早晨十點左右，他回到北大。食堂裡，人們默默打飯，臉上是同一種神情：漠然，沉默，有人戴上了黑紗，把那天當成了國難日。
「我心裏想：終於回來了。如果沒回來，沒準命就丟在那兒了。」
被捕半年：「秀才遇到兵，有理說不清」
6月8日晚，李英之騎自行車前往北京東站，準備回老家。老家叔叔從江蘇漣水發來電報，說奶奶病危。那時候，北大宿舍樓一樓放郵件的地方，全國各地來的電報堆成了一座小山，「有一米多高」，各家各戶都在設法把孩子從北京叫離。
他沒有走成。在西直門福綏境派出所附近，他被軍人攔截，包裡隨身攜帶的廣場筆記成了證據。
「我當時非常氣憤，竟然跟他們嗆嗆起來，」他說，「秀才遇到兵，有理說不清，我跟他們吵。大兵一想，這個時候你還跟我們頂嘴，就把我帶到派出所去了。」
在派出所裡，一個北京口音的警察叫他招認，說他在通緝名單上。「我當然不是，我只是絕食團十七分隊的隊長，什麼也沒有，就是一個非常激進的普通學生，」他說，語氣裡至今帶著一絲憤慨，「我就是馬前卒。」
隨後，他遭到毆打。警察抓住他的頭髮將頭磕向牆壁，再正面一掌劈來，從鼻子打過，牙齒當場鬆動。「那是我第一次挨鐵拳，二十歲，」他平靜地說。事後他大姐告訴他，他的鼻子本來很正，那一掌之後有些變了形。
以「收容審查」名義，他先被關入二龍路看守所——就在民族文化宮背後——三四個月後，因關押人數過多，轉往海淀清河看守所。直到十二月初，整整半年，他才被放出。
「在裡面的時候，我很多次想起母親，想著想著就掉眼淚。20歲的人，從來沒有想像過自己會陷入那樣的處境，從小生長在愛和真誠的環境裡，忽然就關在那裡了。」
出來以後，檔案裡被記了一條：免於處分。這是最輕的處分，但足以改變一生。他本來是烏魯木齊市高考第十名，回去原可分配到烏魯木齊市委，一查檔案，那條路就此斷絕。
「這兩件事——六四那個晚上，和隨後的半年——其實就決定了我一生，」他說，「打擊落在一個20歲的娃娃身上，那種印痕是非常深的。」
他做過一個比喻：「當一個十八、九歲的姑娘被人強暴了，她一生能忘掉嗎？中共用坦克、用軍隊這樣對待自己的人民，尤其是青年學生，就是一場對這個民族的強暴。這個傷害，直到今天37年，大家都看到了這個國家已經爛成了什麼樣子。」
對中共本質的反思：從專制集團到黑幫式腐爛
採訪中，李英之對記者坦言，二十歲時的自己，並沒有對中共有深刻的政治認識。「我們受的教育、受的薰陶，不是反共的，」他說，「20歲的娃娃，在共產黨的教育環境里長大，不可能認識到它是一個獨裁專制。」
但37年的人生閱歷，讓他的判斷變得清晰而堅定。
他認為，八九年的關鍵在於最終拍板的是鄧小平一人，「說一就是一，說二就是二，沒有人能對他提出異議，這就是獨裁」。他也承認，彼時的中共內部並非鐵板一塊，胡耀邦、趙紫陽乃至一批地方官員，「他們在為人方面還是非常正派的」。
「但是八九年清洗以後，」他說，「共產黨日益腐爛，越到後面越變成今天這樣——像黑幫一樣。老人倒地沒人敢扶。當一個國家的正義被打倒，結果就是普遍的腐爛敗壞。趙紫陽那些人在的時候，周圍的人比較正派，社會風氣是正的。你現在再看看習近平身邊那些人——口是心非，兩面三刀。這個代價太大了。」
中國的出路：民間、國際與內部撕裂的三重合力
當記者問到中國的出路時，李英之沉默了片刻，說這是最難回答的問題。
他首先承認了一個殘酷的現實：「如果不改變現狀，這個現狀就維持下去。已經維持了三十七年，這是大概率的事情。」
但他並不悲觀。他從三條路徑分析了變局的可能性。
第一，中共內部的撕裂與軍頭博弈。他指出，習近平這幾年大規模清理軍頭，包括前軍委主席張又俠等人。「這些軍頭中間很多人肯定是有二心的」。他認為，如果內部博弈到達臨界點，局面可能翻轉，「政治博弈在於你要堅持，沒準哪天就翻轉了」。
第二，國內民間力量的堅守。他自2012年起參與維權，親歷了民間力量從興起到被壓制的全過程。「民間力量還在，但衰弱得比較厲害，」他說，「鐵鏈女那件事在國內搞得非常大，當時把中共弄得非常被動，那是民間博弈的力量。」他認為，「喚起民眾」依然是改變中國的根本前提，「沒有大規模的群眾上街，不能撼動中共」。
第三，國際壓力。他警告，國際社會對中共政權的綏靖，從來都是以被壓迫者付出血的代價為代價——正如1989年鎮壓之後，中共內部的改革力量被全面清洗。
他特別提到，在六四37週年前夕，他正積極推動「八九一代再集結」，呼籲親歷者在四十週年到來之前有所作為。「你要去做，如果你不做，改變不了；但你去做了，也很難講就一定不能改變，」他說，「曾國藩屢敗屢戰，最後還是翻盤了。」
歷史的劫餘者
「我一直說，我是歷史的劫餘者。那一夜，如果槍打著了，或者被坦克，也許就永遠離開了。但我活著，37年以後來到了美國。」
他現在用的名字「李英之」，是1998年以後才啟用的，距今已有二十八年；他在維權圈子裡用這個名字，國內的同道都認識。本名之外，「李英之」是那個二十歲的北大學生留在歷史裡的另一個輪廓。
那本日記，還在國內。那份遺書，還在等待一個可以公開的時機。
他說，他只是想把這些說出來，留下來。「讓大家知道，那時候，有這樣一個北大的普通學生，經歷了這些事情。」
八九年的春夏之交，北京大學歷史系有一名20歲的男生，在廣場上絕食，在紀念碑上看過槍眼，在長安街上走過坦克碾碎的路面，在看守所裡想起母親。作為那場血腥屠殺的倖存者，他口中的歷史彌足珍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