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1967年7月7日，大躍進時期（圖片來源：Getty Images)
1958年，時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劉少奇說過這樣一句話：「我們就是要迷信，迷信毛主席有什麼不好呢？」
11年後，1969年11月12日凌晨，劉少奇死在河南開封一棟別墅裡，赤身裸體，滿頭白髮有一尺多長，嘴角有嘔吐物。他被關押折磨了三年多，最後連自己的名字都不被允許保留，骨灰盒上寫的是他1920年代在蘇聯的化名「劉衛黃」。
從「迷信毛主席有什麼不好」到被毛澤東整到死無葬身之地，這是多麼荒謬的悲劇。
這句話之所以沒有湮沒於歷史，是源於1979年2月在北京召開的理論工作務虛會，這是文革結束後中共黨內一次罕見的反思會議，數百名理論界、新聞界、黨政軍幹部與會。
會上，經濟學家孫冶方在發言中批評「現代迷信」問題。孫冶方是中國社科院經濟研究所所長，1960年代因堅持「價值規律」理論、反對大躍進式的經濟蠻幹，被打成「中國最大的修正主義者」，關進秦城監獄七年。他在發言中說到「追根溯源，現代迷信是斯大林搞起來的，毛主席喜歡它，接過來了」，「在這個問題上，劉少奇是有份的」時，一位叫林韋的老新聞工作者插話說：「五八年劉少奇還講過，我們就是要迷信，迷信毛主席有什麼不好呢？」林韋沒有說明劉少奇是在什麼場合講的（據《炎黃春秋》2011年第3期刊載的孫冶方發言記錄）。但無論是在台上還是在台下，說這話的人是黨內二號人物，份量不言自明。
這句話幾乎被歷史埋沒、被世人遺忘了。但它很值得被挖出來。
絕大多數人只知道劉少奇是毛澤東個人崇拜的受害者。但卻少有人反思這個事實：劉少奇自己就是黨魁崇拜最積極的推動者之一。
1958年是大躍進的高潮。那一年，劉少奇跑了好幾個省，熱情洋溢地鼓吹「共產主義的萌芽」。他在南京對黨員幹部說，煉鐵的幾百萬農民「不鬧事、不打架、不計待遇」，這就是「共產主義勞動態度」（據劉少奇1958年9月27日在南京黨員幹部會議上的講話）。他真心相信這一切。
當他說「迷信毛主席有什麼不好」時，他不是在拍馬屁，他是在把黨魁抬上不容質疑的絕對權威的位置。他在用黨內二號人物的身份告訴全黨：不許質疑，是規則，不是建議。而他1939年寫的《論共產黨員的修養》，早就把「服從組織、服從領袖」寫成了黨員的基本義務。1958年那句話，不過是在執行他自己19年前定下的規矩。
但是，僅僅4年之後，1962年1月27日下午，北京人民大會堂，中共中央召開擴大工作會議，即「七千人大會」，到會7118人，涵蓋縣委書記以上所有領導幹部。同一個劉少奇，在這個會上說出了另一句震動全黨的話：「三分天災，七分人禍。」
這八個字後來廣為人知。但很少有人注意到，劉少奇並不是以自己的名義說出這個判斷的。他的原話是這樣的：「去年我回到湖南一個地方去……我問農民：你們的困難是由於什麼原因？有沒有天災？他們說：天災有，但是小。產生困難的原因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他把這個石破天驚的判斷放在了湖南農民嘴裡。
這不是即興發揮。這是精心計算。他知道，如果直接說「大躍進是人禍」，等於當面否定毛澤東。他在講話前面還特意鋪墊了一句「成績是第一位的，缺點錯誤是第二位的」，給毛保留面子。兩層保險，都算好了。
是什麼迫使他冒這個險的？1961年春，他回到湖南寧鄉炭子沖老家調研四十多天，親眼看到了餓死人的村莊（據劉少奇1961年5月7日在炭子沖幹部和社員會上的講話，以及5月31日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匯報）。據楊繼繩《墓碑》記載，他的家鄉死了約四分之一的人。
他以為借農民的嘴就夠安全了。他錯了。毛澤東坐在主席台上聽完了，當時沒有動作。但毛不在乎借誰的嘴說話，毛在乎的是什麼話被說出來了。「七分人禍」四個字一旦從劉少奇嘴裡講出來，毛就永遠不會原諒。
1962年1月27日到1969年11月12日，7年零10個月。八個字換了一條命。不只是劉少奇一條命，被牽連的親劉少奇的中共官員不計其數，由此引發的文化大革命更是讓無數人喪失了生命。
但這裡最令人震驚的諷刺不在於劉少奇說了真話被殺。諷刺在於：那個讓他無法說真話的體制，正是他自己參與建造的。1958年他號召「迷信毛主席」，親手把黨魁抬上不容質疑的絕對權威。1962年他試圖用「三分天災七分人禍」打破這層迷信時，絕對權威已經長成了一座鐵籠，而他自己就關在裡面。
問題還要更深一層：為什麼他參與建造了這個體制？1958年的劉少奇真心相信毛澤東是對的，正如孫冶方1979年坦承的：「包括我在內，我對毛主席的信服實際上達到了迷信的程度。」這不是一個人的問題，是整整一代共產黨人的問題。問題出在黨本身。
共產黨要求黨員在入黨時交出自己的獨立判斷，「服從組織」，「個人服從集體」，「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當一個人把自己的良知和判斷交給了一個組織，他就再也沒有能力分辨：自己究竟是在追隨真理，還是放棄了自己做人的根本。劉少奇的《論共產黨員的修養》把這個交出自我的過程寫成了一種美德。他教導全黨：要像一塊磚一樣，黨把你放在哪裡你就在哪裡。但一塊磚是沒有良知的。當領袖走向深淵時，磚無法提出異議，磚只能跟著走。
這就是為什麼個人崇拜在共產黨的歷史上不是偶然出現的病症，而是必然發生的結果。斯大林搞過，毛澤東搞過，金日成搞過，齊奧塞斯庫搞過，每一個共產政權最終都走向對領袖的絕對崇拜。因為這個黨從誕生的第一天起就要求黨員放棄獨立判斷。當所有人都放棄了判斷，最後就只剩下一個人的判斷，所有的人等於是讓黨在替自己活著。
孫冶方說「在這個問題上，劉少奇是有份的」。這句話精確到殘忍。劉少奇不只是受害者，他也是共謀者。但他的「共謀」卻是出於黨性。黨性讓他把自己訓練成了一塊完美的磚，而完美的磚注定被砌進殺死自己的那堵牆。
插話引述劉少奇這句話的林韋，本人也是這條鎖鏈上的另一環。他是《人民日報》農村部主任，1959年春從安徽採訪回來後說：「真沒有想到，革命20年，卻出現了一個飢餓的中國。」他隨即被打成《人民日報》唯一的「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撤職下放甘肅（據錢江《不低頭的林韋》，載《炎黃春秋》2012年第4期）。1967年文革中他被押去陪斗彭德懷。而林韋的兒女親家王晶堯，其夫人正是1966年8月5日被紅衛兵活活打死的師大女附中副校長卞仲耘。
製造絕對權威的人，質疑絕對權威的人，說真話被打倒的人，被紅衛兵打死的人，一條看不見的鎖鏈，把所有人串在一起。鎖鏈的每一環都指向同一個起點：不是某一個人，而是這個黨。共產黨總是會讓黨的人吞噬掉黨的人。這不是哪個領袖的問題，這是共產黨與生俱來的基因。
據錢江記述，林韋晚年雇了一位來自安徽的保姆，她的父母和姐姐在大躍進中餓死了。她經常說：「這老頭是為我們安徽人說真話挨整的，是個大好人。」這位保姆一直伺候林韋，直到他1990年去世。林韋遺言不舉行悼念儀式，不保留骨灰。
劉少奇的骨灰盒上寫著別人的名字。林韋選擇不留骨灰。一個是被消滅了痕跡，一個是主動放下了痕跡。一個把活人抬成絕對權威，然後被絕對權威吞噬；一個說了真話，然後把真話留在了歷史裡。
1958年那句「我們就是要迷信」，到今天已經很少有人知道了。但它值得被記住。不是為了劉少奇這個人的悲劇，而是為了看清一個規律：共產黨的體制就要求每個人交出自己的判斷。交出的那一刻，這個人就已經走進了一座籠子。以為是在添磚加瓦，其實是在為自己砌起墓碑。
**參考資料：
-孫冶方1979年2月4日在理論工作務虛會上的發言（含林韋插話），載《炎黃春秋》2011年第3期
-劉少奇1962年1月27日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三分天災七分人禍」原文出處）
-劉少奇1958年9月27日在南京黨員幹部會議上的講話
-劉少奇1961年5月7日在湖南寧鄉炭子沖幹部和社員會上的講話
-楊繼繩《墓碑》（大躍進飢荒死亡數據）
-錢江《不低頭的林韋》，載《炎黃春秋》2012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