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時的張伯笠與現在的他（圖片來源：看傳媒）
上週末，應秦晉博士之邀，我前往悉尼市中心參加一場小型餐會。與會者多為初次見面的陌生人——所謂陌生，不過是未曾謀面，卻志向相近，彼此認同正義、拒絕為極權歌功頌德的人。而在眾人之中，有一位名字格外引人注目：張伯笠。
這是我第一次見到他。作為一名經歷過風浪的六四民運老將，他外表沉穩，舉止從容，談吐不疾不徐，條理清晰，頗具學者氣度。而如今，他的身份已從當年的街頭抗爭者，轉為一名佈道牧師。
我見過不少知名民運人士，但對張伯笠始終懷有一種特別的好奇——在當年那份中共通緝的「二十一人名單」中，他的經歷，尤顯傳奇。
六四之前，張伯笠考入北京大學中文系作家班，師從兩位中國當代知名作家曹文軒與錢理群。從紀念胡耀邦開始，到天安門廣場的學生運動，他始終處於核心位置，曾任天安門臨時指揮部副總指揮、保衛天安門總指揮部副總指揮，以及僅存在一天的「天安門民主大學」校長。
鎮壓之後，他被列入通緝名單。有人迅速出逃離境，有人不幸被捕入獄，而張伯笠卻奇蹟般地在中國境內輾轉匿藏兩年，最終成功潛逃至香港。
他的逃亡經歷，後來寫入回憶錄《逃亡者》，讀來驚心動魄。他曾在零下四十度的嚴寒中徒步越境進入蘇聯，在大風雪中幾近凍斃；後被好心的蘇聯農民救起，又被送交蘇聯警方，最終在外交壓力下被克格勃悄然遣回邊境，只得再次潛回黑龍江，在荒原中隱姓埋名。整整兩年之後，他才在他人協助下，經秘密管道逃往香港。
在這段流亡歲月裡，他失去了婚姻，也失去了故土——為一個信念付出的代價，沈重而具體。
抵達美國後，他投身海外民運，曾任《中國之春》雜誌總編輯。其回憶錄後被譯為多種語言，英文版《Escape From China》曾獲《華盛頓郵報》年度最佳圖書（2002年）。
而更大的轉折，發生在信仰層面。張伯笠曾多次提及，在逃亡的歲月中，他不斷祈禱，尋求神的引領，並一次次在生死邊緣脫險。最終，他選擇履行對信仰的承諾，投身神學研究，並於2018年獲得美國林肯大學教牧學博士學位，創辦華夏佈道團與華夏福音神學院。
身份改變了，但方向未變。張伯笠依然堅定地認為，從六四到今天，中共體制的殘暴本質未曾改變，依然是人民的敵人。
餐桌上，他從個人觀察出發，分析國際局勢，談及中東衝突與美國政治，並表達了他對中國未來的判斷。他支持川普(特朗普)的觀點未必人人認同，但其語氣之篤定，應該源於多年信念的沉澱。
左起：張伯笠，秦晉，燕鵬（圖片來源：看傳媒）
我問他：「想家嗎？」
他答：「想。離這個夢想，不遠了。」
那一刻，我對眼前這位牧師生出由衷的敬意——一個在紅色體制教育中成長的人，卻在生死逃亡中確立信仰，並堅守至今，這樣的人生軌跡，本身就是一種見證。
然而，歷史的另一面，卻令人唏噓。
三十七年過去，當年因六四事件而獲得庇護、得以在海外立足的群體，早已融入各國社會。在澳大利亞，亦不乏這樣的受益者，據統計超過二十萬。但隨著時間流逝，記憶逐漸淡去，有多少人仍記得，那些為他們「開路」的人？
曾在天安門廣場高呼口號的領軍人物，如今在網路上常被嘲諷，在現實中被邊緣化，甚至被批評「不該搞政治、不該反共」。而那些人，恰恰是用自身命運，為他人爭取自由空間的人。
所謂「飲水思源」，他們不正是當年的「挖井人」嗎？
餐會上，秦晉贈送了我一本《萬歌詩詞》。這是在秦晉推動下今年初在臺灣出版的正體版，他在《萬歌詩詞》正體版出版說明中是這麼表示的：
「《萬歌詩詞》正體版未能在萬潤南在世時付梓，實為憾事。雖然萬潤南離世了，季札挂劍般的內心承諾還是促使自己謀求《萬歌詩詞》正體版的出版，2025年11月開始籌畫在臺灣出版，以慰萬潤南在天之靈。」
《萬歌詩詞》收錄民運領袖萬潤南生前詩作一百二十餘首。詩中既有理想，也有鄉愁，更有流亡者難以言說的孤獨與沈重。讀來感同身受。
萬潤南出身清華，曾在中關村創立四通公司，是改革開放初期最成功的企業家之一。1989年，因支持六四學生運動，被中共政府通緝，後流亡海外，多次擔任民陣主席。2025年10月，他在巴黎病逝，終年79歲。
中國作家蘇煒在該詩集序言中描述道：「庶民出身卻躋身清華京師的貴胃之地，篤信理想投身紅潮又敢逆流而行，曾為侯門牽絆又自主於外，已為商海鯤鵬竟又棄金而去」並評價他：「塑造了時代，又獻祭於時代。」
他的詩，正是這種人生的回聲。《珠峰吟》中，他寫「逆寒穹之朔風，送大鵬之翔翱」，是直面逆境而不改其志的昂揚；而在《歸鶴》中，「一片鄉愁寄海涯」，則是漂泊者對故土無盡的牽念。
對有志者來說，理想與現實之間，始終橫亙著一條難以跨越的距離。
回望這些人物，無論是張伯笠、萬潤南，還是那些至今仍以推動中國走向民主為己任的抗爭者，他們的人生軌跡都指向同一個命題：「改變時代，從來不是一件沒有代價的事情。」
遺憾的是，當下沐浴在自由陽光下的海外華人群體，很少有人願意正視他們為理想所付出的代價。然而歷史從不失憶，歷史也從不寬恕遺忘，在時代劇變之後，這些非凡之人終將被銘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