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久沒來觀前街了，發現這一片店幾乎都倒了呀，就是開明這一片啊，人也沒有什麼人，當然了，店都倒了，當然沒什麼人了，你看這一排也都是都倒了，為什麼呢？」
「外地人在蘇州到底有多難？為什麼那麼多的人選擇離開了蘇州，先說蘇州什麼多啊？蘇州的四千多的工資多，單休多，中介多，本地的拆二代享受紅利的，多看不到未來的希望選擇離開的人也多。那蘇州什麼少呢？機會少，工資少，人情味也少，普通人想在這裡出頭真的很難，要麼工廠三班倒，要麼銷售中介滿地跑，要麼風吹日晒，送外賣外地人在蘇州真的沒有幾個過得特別輕鬆的。」
「一千兩百多萬人口的蘇州街上沒有了人流，店裡也沒有了客流，以前最熱鬧的石路觀前街現在也是冷冷清清的，人都去哪裡了，怎麼就找不到了。你們有沒有發現，現在在大街上跑外賣的擺地攤賣小吃的年輕人越來越多了，甚至都有一些飽和了，出現了僧多粥少的局面，越來越多的外地人離開大街上的人流就更少了。還有就是現在一半的人都喜歡在家刷短視頻。另外的一半就是在加班。」
曾被譽為「宇宙最強地級市」的蘇州，常住人口超1298萬，長三角製造業版圖中的明星，聚集了大量台資企業、電子代工廠與外向型製造業。然而，2026年4月，街頭流傳的視頻卻展現出截然不同的景象：商場空蕩、景區冷清、寫字樓寂靜、工廠閑置，甚至鄉下也到處張貼「招租」告示。市民直言，大量工廠停擺、商鋪關門、工人失業、外資撤離，當地經濟已陷入「全面崩盤」的困境。
些表面的變化，正在迅速向更深層傳導。真正值得警惕的，當數以千萬計的人失去穩定工作，又在城市與農村之間找不到落腳點，這已經不再只是經濟問題，而是正在累積的社會風險，而這個「火藥桶」，正在一點點被點燃。
有博主直言，如今在蘇州，想找一份能按時發工資的工作，都已經變成一件不容易的事了，更別說還有閑心出去逛街消費。博主說做傢俱生意的，她明確指出，十年前的傢俱城人山人海，生意火得不行，而現在卻冷清得離譜，誇張點說，隨手扔根棍子都碰不到幾個人。與此同時，越來越多的企業和工廠開始裁員、收縮，讓人忍不住反覆在想：蘇州的人，到底都去哪兒了？
來自網路的一組實拍視頻，也引發了不少人的關注，畫面沒有誇張的渲染，也沒有複雜的解說，但內容卻出奇一致，經濟正在迅速「降溫」。
在江蘇江陰，一段拍攝於當地商場的視頻顯示，整座商場內的大部分店舖已經關閉。曾經密集開業的商鋪，如今只剩下一排排拉下的卷帘門。燈光依舊明亮，設施運轉正常，但消費者幾乎消失，現場顯得格外空曠。
類似的情況，也出現在萬象天地商業中心的實拍畫面中，可以清楚看到，部分區域門店關閉明顯，客流稀少。與過去人來人往的景象相比，如今的氛圍顯得冷清許多。
如果說商場的變化還只是「消費端降溫」的表現，那麼街頭的畫面，則更具衝擊力。在另一段視頻中，一條曾經熱鬧的街道，夜晚卻變得異常安靜。
過去，很多人將商場經營困難歸因於電商衝擊，認為消費只是從線下轉移到了線上。但從當前這些現象來看，問題或許並不只是「轉移」，而是整體消費意願的下降。當顧客減少，最先受到影響的是商鋪經營，當商鋪難以維持，就會帶來就業壓力，而就業變化，最終會反映到更直觀的城市生活狀態上。
從事企業規劃七年、協助過五百多位老闆貸款的金融培訓師告訴媒體：「這邊的經濟行情不如從前了，在蘇州做生意挺殘酷的，很多老闆為了一個月房租失眠。界面上主要是遊客，拍視頻打卡，本地真正消費的人很少，遊客進店問價後扭頭就走。」他還提到城市管理嚴格，動不動就被罰，大環境很差，做生意太難。
在一家職業介紹所工作的中介人員鄭鵬飛每天接觸大量求職者。他透露：「今年來蘇州找工作的很多，但很多人找不到工作回老家了。今年活兒太難找，不是工價低，就是工廠不要女的、不要男的、不要學歷低的、不要年齡大的。很多出來一個月了沒找到工作，身上沒有錢，甚至住的地方都沒有，險些餓死在外面。」他感慨，如今找工作絕不能太挑，只能先找個過渡。
更有視頻顯示，街邊不再是燈火通明的店舖和夜市攤位，而是出現了露宿街頭的人群。一些人直接在路邊鋪設簡單的被褥，度過夜晚，這樣的場景讓人不禁產生強烈反差。
臺灣南華大學國際事務與企業學系教授孫國祥分析指出，將蘇州形容為「一夜崩盤」或許不夠精準，但更貼近現實的描述是：蘇州正處於外部衝擊與內部轉型交織下的結構性放緩期。
外部壓力方面，美中戰略競爭加劇與全球供應鏈「去風險化」趨勢升溫，跨國企業正將產能分散到東南亞與印度等地。蘇州長期依賴外資與出口導向製造業，經濟結構對外部需求高度敏感，當訂單轉移、投資減緩時，便直接反映在工業產出與就業市場上。
內部壓力方面，中國房地產市場持續低迷導致地方政府財政收入下降，壓縮了基建與公共支出能力，地方融資平臺與企業債務累積，使投資決策趨於保守。即使蘇州具備產業基礎，也難以通過傳統投資拉動經濟增長。
孫國祥教授總結：「蘇州經濟現況反映出一個深層的結構性困境，過去依賴外資出口與低成本優勢所建立的成長模式已經難以為繼，而新的成長動能尚未完全成熟。中國經濟放緩、產業重組與就業壓力，將成為未來一段時間內的常態。」
當「宇宙最強地級市」的街頭變得人去樓空，當外資撤離的浪潮肉眼可見，蘇州正以自己的方式敲響警鐘。
外界還觀察到，以江蘇乃至整個東南沿海為代表，一個更深的變化正在發生，人口流動的方向，開始逆轉。
自改革開放以來，數億中國農民工背井離鄉，湧入東南沿海的工廠與工地，用汗水換取城市夢。如今，這一潮流正在悄然逆轉。2026年4月20日，《金融時報》報導，湖南農民工大縣隆回縣的國有勞務中介負責人直言：自2023年起，公司發布的招聘廣告數量持續下降，而求職人數卻穩步上升。幾乎每個村子都滯留著找不到工作的農民工，這已讓基層擔憂社會秩序與穩定。
數據冰冷，卻觸目驚心。中國約有3億農民工，其中跨省務工者曾佔近六成。但從2015年起，外出到經濟較好省份打工的人數持續下降。2024年，發達省份的工資漲幅已低於內陸省份。過去，沿海月薪1.5萬至1.6萬元的建築工，如今在省內打零工，最多只能掙七八千元。隆回縣一家運動鞋廠，鼎盛時期近3000名工人，如今僅剩200至300人，中美貿易戰導致訂單銳減，是直接原因。
三月下旬，《金融時報》記者走訪隆回縣時，看到的是一幅返鄉滯留圖景。一名50多歲的王姓村民說：「以前在廣東做建築，生意好時一個月1.5萬多，今年工地停工，只能回家打零工。」35歲的大理石鋪磚工在東莞的活兒已停工三四個月，回家後每月最多4000元，「不管錢多錢少都得接」。一位60多歲的陳姓農民工更無奈：「如果廣州有包吃包住5000元的工作，我願意去，可這個年紀根本找不到，只能永久返鄉做裝修零工。」
北京龍洲經訊分析師埃爾南．崔說的一針見血：疫情期間返鄉是因封城，如今則是失業被迫。城市就業市場飽和，建築業、製造業、服務業淨招聘人數全面下降，新增崗位卻集中在人工智慧等高端領域，與返鄉農民工的技能形成結構性錯配。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副教授陳慧玲指出，產業升級與中美貿易摩擦的雙重衝擊，讓許多中老年農民工「不知所措」，只能回家種田或打零工。
過去，農村一直是城市經濟波動的「安全閥」。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時，2100萬失業農民工返鄉，靠土地和親緣網路撐了過去，社會並未崩盤。但今天不同了。土地流轉加速、村幹部腐敗、養老金微薄，部分只有每月200元，疊加青壯年返鄉帶來的城市經驗與組織能力，農村已不再是單純的緩衝區。
中共農業農村部去年11月罕見召開工作會議，專門討論失業問題，警告「大規模返鄉滯留」和「規模性返貧」。今年春節前後，湖南衡陽縣等地基層報告顯示，已有18.3萬農民工返鄉，其中4萬多人無法返崗，2026年形勢預計更嚴峻。官方要求加強輿情監測、排查不穩定因素，實際已將返鄉潮定性為潛在「政治安全」威脅。
這並非空穴來風，而是中國數千年王朝更迭的血淚鏡像。秦末陳勝吳廣「揭竿而起」，明末李自成席捲中原，清末太平天國運動，無一不是底層農民在天災人禍、苛捐雜稅、土地兼併下「走投無路」後的群體爆發。今天的農民工早已不是面朝黃土的小農：他們在城市見過高樓、學會技能、嘗過戶籍歧視與欠薪之痛。一旦城市容不下、農村也穩不住，憤怒就可能從零星抱怨，升級為燎原之勢。
中共靠「農民進城」驅動了改革開放奇蹟，卻從未真正打破城鄉二元壁壘，戶籍、社會保障長期缺失。如今經濟下行，他們被「趕回」家鄉，卻發現家鄉已「空心化」：留守老人兒童問題突出，基層治理脆弱。返鄉者反而成了新組織力量。官方過去高調推「鄉村振興」，如今卻嚴防「規模性滯鄉」，暴露了政策的尷尬兩難：城市吸納不了，農村也容納不下。
香港理工大學陳慧玲的觀察一語中的：在技能更新與貿易摩擦的雙重夾擊下，中老年農民工的困境已不僅是經濟問題，更是結構性矛盾的集中體現。埃爾南．崔也指出，大城市仍是返鄉者最好的選擇，但勞動力市場疲軟的現實，讓這一選擇越來越奢侈。
當3億人的生計從「進城致富」轉向「滯鄉求存」，當昔日「蓄水池」悄然變為潛在「火藥桶」，任何忽視底層穩定的決策，都可能重蹈歷史覆轍。
中國經濟正向低勞動密集型產業轉型，房地產低迷、製造業外遷、民企信心不足的壓力仍在持續。如何讓返鄉農民工不成為「火藥桶」，而重新成為發展新動能，或許才是當下最緊迫的課題。歷史不會簡單重複，但它總在相似的節點敲響警鐘，這一次，留給決策者的時間，已經不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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