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饑荒時期全中國餓莩遍野，1961年正在閱讀官媒的毛澤東非常福態。（圖片來源: 公用领域 維基百科）
大饑荒60年過去了 中國人清醒過來了嗎？
多年以來，關於20世紀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的那場「大饑荒」，許多中國人的認知依然停留在官方教科書的敘事中：所謂的「三年自然災害」，亦或是「大躍進」時期地方官員好大喜功、謊報產量導致的「工作失誤」。
然而，隨著越來越多的歷史檔案解密和民間記憶的打撈，一個令人毛骨悚然的疑問始終縈繞在許多人的心頭：如果僅僅是謊報產量，為什麼在農民已經面臨餓死的情況下，基層政府還要強行上繳他們最後的保命口糧？為什麼農民不能像歷朝歷代那樣外出逃荒求生？
當我們撥開歷史的迷霧，會發現這場造成數千萬人（史學界多方考證約為3000萬至4500萬，甚至更多）非正常死亡的慘劇，根本不是什麼「自然災害」，更不是單純的「決策失誤」，而是一場體制性的、針對中國底層農民的蓄意謀殺與無情掠奪。
1959年，作為「右派」，顧準被下放到河南省信陽地區的鐵佛寺水庫勞動改造。在這裡，他親歷了震驚中外的「信陽事件」：800萬人口的信陽，超過100萬人死於饑餓。在官方的敘事中，這被輕描淡寫地稱為「三年自然災害」；但在顧準的日記裡，大饑荒不是天災，也不是簡單的人禍，而是一場「國家對抗農民的戰爭」。透過顧準的視角，我們得以扒開歷史的血痂，看清那場浩劫背後邪惡的中共製度邏輯。
謊言的代價用統計學殺人的「大躍進」
1959年的信陽，在官方宣傳中被描繪成「距離共產主義天堂最近的地方」。然而，6月12日，顧準進入勞動隊的第一天，就在日記中寫下斷言：這是一個集中營。
他所在的鐵佛寺水庫，是一個典型的大躍進「三無」工程：無圖紙、無勘探設計、無規劃。僅憑縣委書記的一句話，數萬農民被驅趕至此攔水建庫。此時，因饑餓和勞累，農民工已逃散大半，官方這才將顧準這樣的右派勞動力填補進來。剛到工地，顧準就看到了大批患有「浮腫病」的人。他敏銳地判斷：厄運並非始於1959年，而是1958年春天，大躍進與大饑荒，是同步開始的。
1958年，信陽率先在全國放出「糧食衛星」，小麥畝產從兩千斤一路狂飆到七千斤；到了8月，更荒誕地宣稱水稻畝產達到48,925斤。曾任上海市財稅局局長的顧準對數字極為敏感。他深刻指出：「產量的謊報實在是大苦我民了」，這種謊報並不是某個地方官員的道德問題，而是災難實現的具體途徑，透過自上而下的指標式統計學，強行推進烏托邦。
當顧準在烈日下推車時，號稱「畝產萬斤」的公社裡，稻秧已經枯死到可以用火柴點燃。然而，信陽的口號卻是「大旱大豐收」。
廬山會議的寒蟬效應從「反右傾」到大屠殺
1959年夏天，災荒本有機會被遏制。當時信陽地委副書記張樹藩在實地調查後確認「一千斤也沒有」，並以一票對八票的勇氣，在常委會上堅持實報產量。
然而，1959年8月的廬山會議徹底掐滅了生機。毛澤東整肅彭德懷後，全國從「糾左」瞬間轉向「反右傾」。河南省委書記吳芝圃為了迎合上意，要求各地高報產量。堅持說真話的張樹藩被打成嚴重右傾分子，晝夜挨鬥；主張包產到戶的光山縣委副書記張福洪，甚至在批鬥會上被活活打死，草草掩埋。
顧準將廬山會議之後的時期稱為「恐怖與屈服的時期」。整個國家陷入了死寂。勞改隊裡人人過關，原則只有兩條：第一，主席的領導絕不會錯；第二，根據上級指標定產量。顧準用四個字總結了最高統治者的心態：色厲內荏。毛澤東深知1958年的現實，但他決不願退回1957年，因為那意味著否定人民公社與大躍進。為保全絕對權威，他下定決心走史達林式的集權道路。
剝奪生存權 國家機器對農民的全面圍剿
大饑荒為何會餓死那麼多人？因為這是一次國家機器對農民生存資源的徹底剝奪。
搶奪口糧竭澤而漁：1959年秋收剛過，農村就已斷糧。省裡下達的口號是「先下手為強，後下手遭殃」，強迫徵購秋糧，打多少交多少。當農民無糧可交時，基層官員就發起「反瞞產」運動。信陽舉行了數百次假現場會，動用酷刑毒打農民。官方檔案顯示，當時幾乎所有的公社和生產隊都設立了監獄，僅信陽一地就有6.7萬群眾被毆打致死，3.4萬人致殘。
摧毀私有制切斷自救之路：人民公社和全國300多萬個公共食堂，把農民的生產和消費管到了極致。農民失去了土地、財產，甚至家裡的鍋都被砸了拿去大煉鋼鐵。野菜和牲畜全部收歸集體，殺自己的牛保命被定性為「破壞社會主義」，兩千多人因此被捕，五分之一死在獄中。
戶籍封鎖畫地為牢：逃荒本是中國農民千百年來的自救方式，但在1958年《戶口登記條例》頒布後，農民被徹底釘死在土地上。信陽地委指示公安局：「外流沒好人，好人不外流」，組織民兵持槍設崗，攔截逃荒群眾高達46萬人。這些試圖求生的農民被冠以「逃竄犯」的罪名，押送到水庫進行無償的強迫勞動，上萬人餓死在扣押期間。
1959年冬，殘酷到了極點。顧準記錄下商城縣發生的「人相食」慘劇，且發生在最親密的夫妻、姑侄之間。而在同一時期，信陽大小糧庫裡裝得滿滿的，高達十餘億斤糧食無人敢動。更令人髮指的是，在餓殍遍野的1960年，中共政府甚至激增了對外援助，用農民的屍骨去支援「社會主義兄弟國家」。
這正如顧準所言：「建設本身已經成了建設的目的，而建它們的人，卻不僅要用雙手，還要用性命鋪上去。」這不是天災，這是國家對農民發動的一場殘酷戰爭。
廢墟上的荒誕 十年後的五七幹校與顧準的覺醒
歷史的悲劇總是以更荒誕的形式重演。十年後的1969年，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在當年餓死無數人的信陽大地上，建起了勞改高級知識份子的「五七幹校」。
此時的顧準，經歷了兩次被劃為右派的折磨。他的妻子汪璧因無法承受政治壓力而服毒自殺，五個孩子為了自保與他斷絕父子關係。家破人亡的顧準，被發配到信陽息縣的幹校，與呂叔湘、何其芳等中國頂尖學者一起，在埋葬著餓死農民的荒地上運磚、拉沙、養豬。
幹校裡充滿了政治逼供與告密文化，經濟所三分之一的人被定為「五一六反革命分子」。面對昔日同事的落井下石和批鬥，顧準展現出了極其罕見的錚錚鐵骨。被強按著頭批鬥時，他吐出血痰，怒目而視，高喊「我就是不服！」
在孤立無援的牛棚裡，顧準白天做著最繁重的體力勞動，夜晚則與同樣挨批鬥的吳敬璉等人一起，在昏暗的馬燈下研讀《聖經》、希臘羅馬史和馬克思主義經典。
顧準早年曾為了馬克思的預言、為了一個沒有剝削的絕對平等的烏托邦而參加革命。但面對大躍進的慘案和文革的荒唐，他痛苦地承認：烏托邦的預言失敗了。
當失去法治與民主的制衡，當國家權力可以肆意剝奪公民的財產（如人民公社）、遷徙自由（如戶口制度）甚至生命時，烏托邦的夢想最終只會淪為人間煉獄。
病榻上 一句令人毛骨悚然的疑問
1993年，曾親歷信陽大饑荒、並因敢於開倉放糧而慘遭批鬥的時任信陽地委副書記張樹藩，在病榻上留下了一段令人怵目驚心的遺言：
「當時信陽地區餓死那麼多人，並非沒有糧食，所屬大小糧庫都是滿滿的，但群眾寧可餓死，也沒有搶過一個糧庫。這證明人民是多麼聽話，多麼遵紀守法，多麼相信黨；而我們某些領導幹部，實在是愧對人民啊！」
作為一個殘存良知的體制內官員，張樹藩的這番話充滿了愧疚。然而，在歷史的解剖刀下，這段話透出的絕不僅僅是官員的失職，而是一種令人毛骨悚然的極權恐怖。
幾百萬人在堆滿糧食的倉庫外活活餓死，這真的只是因為「聽話」和「相信黨」嗎？當顧準在日記裡寫下這是一場「國家對抗農民的戰爭」時，他已經看透了底牌：這是一個武裝到牙齒的魔鬼體制，對毫無反抗能力的底層百姓進行的一場單向屠殺。
致命的契約 用獨輪車推出魔鬼的政權
中共建政之初，曾有一句著名的口號：「淮海戰役的勝利，是農民用獨輪車推出來的。」
這句話是歷史的真實寫照。在國共內戰中，無數中國農民為了中共承諾的「打土豪、分田地」，為了那張虛幻的土地所有權狀，前仆後繼地送糧、送命，用血肉之軀將中共推上了統治的神壇。農民對中共建政，可謂立下了汗馬功勞。
然而，歷史的弔詭與殘忍就在於此。農民以為自己迎來了「大救星」，卻不知道自己親手釋放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魔鬼。
中共剛一建政，政權剛一穩固，絞肉機的刀口立刻轉向了幫它打天下的農民。1953年實行「統購統銷」，將農民的糧食強行廉價收走；1958年搞「人民公社」，將農民剛剛分到的土地、牲畜甚至家裡的鐵鍋全部充公。
那些曾用獨輪車為共產黨運送軍糧的農民，突然發現自己連吃飯的權利都失去了。幾百萬個公共食堂，把中國農民的胃死死捏在國家手裡；一本《戶口登記條例》，將農民世世代代釘死在土地上，淪為不得遷徙的農奴。
這就是中國農民的「原罪」——他們出於對土地的渴望和對謊言的輕信，幫助建立了一個極權統治；而這個政權回饋他們的，是剝奪一切、乃至生命的沒頂之災。
餓殍的悲鳴誰幫魔鬼誰遭絞殺
回到張樹藩的那句遺言，信陽農民為什麼不搶糧庫？根據顧準在勞改隊的真實記錄，我們看到了另一番景象：農民不是不想自救，而是根本無路可逃。村鎮的路口站滿了荷槍實彈的民兵，「外流沒好人，好人不外流」，外出要飯被當成「盲流」和「階級敵人」遭到圍剿與毒打；信陽地區為此截留了46萬逃荒者，無數人被打死在收容所。
這不是人民「聽話」，這是國家暴力機器將農民的求生本能徹底碾碎後的死寂！
中共的體制，從本質上講，不是人類社會的常態政府，而是一種反人類的魔鬼機制。它的運作邏輯是絕對的權力壟斷和資源榨取。在這個機制眼裡，人不是目的，而是燃料；農民不是公民，而是國家的「人礦」和奴隸。
農民幫它打下江山，它卻認為農民的私有制觀念是「走向共產主義的絆腳石」，必須往死裡整。正如顧準所言，這不是決策失誤，這是體制的必然。誰幫助了魔鬼，誰就必然成為魔鬼的祭品。因為魔鬼不需要感恩，它只需要吞噬。看不清它的魔鬼本質，就必然遭遇它的殘酷絞殺。
輪迴的詛咒今天的農民依然在還債
半個多世紀過去了，信陽大饑荒的餓殍早已化為塵土，但中國農民的命運，真的發生本質改變了嗎？如今的中國農民，依然在承受著當年親手建立這個政權所帶來的苦果。
當國家需要搞工業化時，農民的土地被肆意強徵，補償款被層層盤剝；當城市需要廉價勞動力時，他們背井離鄉成為「農民工」，卻因為一紙戶口無法享受城市的醫療與教育資源；當經濟下滑、城市承載力耗盡時，他們又被冠以「低端人口」的稱號，在寒冬臘月中被粗暴地驅逐出城。
他們幹著最苦、最累、最髒的活，建設了無數座光鮮亮麗的高樓大廈，但到了晚年，許多農村老人每月只能拿到區區一百多塊錢的基礎養老金，一旦生重病，只能無奈地選擇在家等死。
卸磨殺驢，過河拆橋。中共對待當下農民的手段，與1959年沒收口糧、編織戶口羅網的邏輯如出一轍，變的只是手段的包裝，不變的是「榨取與拋棄」的魔鬼行徑。
扎心的清醒是打破魔咒的開始
回望顧準的日記，再聽張樹藩的遺言，我們感到一種令人窒息的悲哀。幾十萬人守著滿滿的糧庫，喊著「毛主席救救我」，然後在絕望與饑餓中倒地死去。他們到死都不明白，殺死他們的，正是他們所呼喊的「大救星」。這種源自底層的斯德哥爾摩症候群，是中華民族歷史上最深沉的悲劇。
這樣扎心的清醒者有幾個呢？在長期的洗腦和恐懼統治下，無數人依然在為這臺絞肉機唱讚歌，依然在對魔鬼抱有幻想。然而，歷史的血淚已經無數次證明：與魔鬼做交易，注定家破人亡；對暴政的任何一絲配合與順從，最終都會化為勒在自己脖子上的絞索。
唯有直視這份「原罪」，唯有徹底看清中共極權體制「反人類」的魔鬼本質，中國人才能真正從精神的集中營裡覺醒。顧準在黑暗中點亮了第一把火炬，而今天，我們需要的，是千萬個不再下跪、不再盲信的清醒靈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