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首先修煉自身人格和德性、才能，不為虛名浮利和外界看法喪失自己。（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現在一提「工具人」，人們就會想到那是一種被安排、被消耗、被當成可替代的角色。可孔子講的「君子」，恰恰不是這樣的人。君子不是只會完成任務的「有用之人」，而是能守住自己、看清分寸、也能照顧別人和世界的人。那孔子眼裡的君子，到底是什麼樣的人？我們就從「君子不器」說起。
君子之道
辜鴻銘曾言，孔子傳授的全部哲學與道德體系，一言以蔽之即「君子之道」。造就君子，可謂以儒學為主幹的中華傳統文化的核心。古往今來有無數君子立德修身的行動指南。
君子不器
近年來有個流行語叫「工具人」，指一個人在工作、家庭、情感等場景中被當作工具一樣對待。這不由得讓人想起兩千多年前孔子的教誨——「君子不器」。
何為「器」？《易傳》說「形乃謂之器」，即「器」是具備形狀和規制的事物；《說文解字》釋「器」為「皿」，即「器」不僅有形有制而且有用，泛指各種用具。「器」因有形而生用，形制不同用處各異。孔子借「器」喻人，意在告誡不要像「器」那樣侷限於特定形制和用處，這對於專攻「一才一藝」者不啻醍醐灌頂。不僅儒家，道家老子也有類似觀點，帛書本《老子》「大器免成」即有「不器」之義。
然而，何以「不器」？《易傳》說「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莊子》「庖丁解牛」典故中庖丁解釋自己的高超技術時說，「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這都指出「器」上有「道」。要想實現「不器」，唯有超越「器」而進至更高層次的「道」。君子之道關鍵在何？孔子說「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荀子說「君子之學也，以美其身；小人之學也，以為禽犢」。可見，君子首先修煉自身人格和德性、才能，不為虛名浮利和外界看法喪失自己。
現代人「工具理性」的過度膨脹，帶來過分的功利算計，並引發了個體的焦慮冷漠。對此，「君子不器」無疑有校準之效。君子始終堅守人格的獨立與完整，保持生命的開放與流動，自強不息、厚德載物，拒絕被「工具化」或「物化」，不斷朝向人格健全、全面發展的目標而努力。
君子中庸 化解「極端思維」
《論語》記載，子貢曾問孔子，子張與子夏誰更優秀。孔子說，子張常勝人許多，子夏則常常不足。子貢以為孔子的意思是子張更勝一籌，沒想到孔子卻說「過猶不及」。後來孔子的孫子子思對其「中庸」思想大加發揮，其《中庸》一書反覆強調，「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依乎中庸」，君子「極高明而道中庸」。後經歷代闡釋生發，中庸遂成君子人格的重要思維。
那麼何為中庸思維？凡事推到極致，都有兩個極端，如大小，如厚薄；中庸就是執其兩端而量度，然後取其適中而用之，此即常說的「執兩用中」；中庸思維也就是不偏不倚、無過無不及的適度思維。適度思維來自古人在生活實踐中不斷積澱起來的秩序感、分寸感和美感。
中庸思維強調君子適度，「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便是典型的例子，只有文采與質樸彬彬適配，方成君子。
同時，中庸思維還強調適度的動態性，如《中庸》說「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中」並非一成不變，而是隨時而變，故君子須時時戒慎恐懼，隨機把握「中道」。此外，中庸思維還內蘊反思性要求。中庸絕非簡單的折中調和，更非無原則的妥協，為避免這些異化，君子須秉持反思性思維，通過持續學習，始終對言談舉止、心念動機乃至天理本性保持反思和批判意識，以實現「時中」。
中庸作為君子人格的重要思維，在歷史上參與塑造了中華民族守中致和、守正篤實的民族品格，在今天的時代仍然深具啟迪意義。科技在大幅提升生產生活效率的同時，也造成了信息繭房，帶來了回音壁效應，人類的認知偏見被不斷製造並反覆強化，極端思維普遍蔓延。以適度、節制、包容、中和為特點的君子中庸思維，無疑是化解極端思維於未形的一劑良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