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性原則是扼殺黨員，包括高層領導人的道德良知的最厲害武器。(圖片來源：合成圖 今濤拍暗)
第六節 六名政治局常委為何抵不住江澤民
回過頭來，我們還要說一說當年六名政治局常委為何抵擋不住一個江澤民。
江澤民的淫威
1999年7月20日，江澤民開始鎮壓法輪功。但是，當時政治局常委中的其他六名常委都不贊成。那時江為總書記，六名常委為李鵬，朱鎔基，李瑞環，胡錦濤，尉建行，李嵐清。在這個時刻，江澤民是無比孤立的。
1999年4月26日，也就是朱鎔基理性處理法輪功學員上訪反映情況的的第二天，政治局常委開會討論法輪功問題，朱鎔基剛說：「讓他們去煉吧……」，這時的江澤民已被不斷膨脹的妒嫉心折騰到發狂的程度，立即跳了起來，指著朱鎔基的鼻子叫喊「糊塗！糊塗！糊塗！亡黨亡國啊！」巨大的帽子和棍子，朱鎔基招架不住。
《美國之音》2009年9月10日援引香港人權民運信息中心的報告說，「朱鎔基兩次在政治局常委會上同江澤民進行了爭辯，認為如果對法輪功問題不謹慎處理，就會激化矛盾。江澤民認為，『六四』十週年來臨的非常敏感時期，一定要採取強硬措施對付法輪功，否則會亡黨亡國。該中心說，這個信息來自一個相當可靠的消息人士。」
一位「610」官員透露說，在一次小範圍的所謂「慶功」宴會上，時任公安部副部長劉京給陪酒的吉林省和長春市公安局「610」官員透露，在「610」編製和鎮壓經費大規模擴大上，江澤民曾經對胡錦濤大聲咆哮。
劉京當時說：2001年江澤民在一次佈置對法輪功打壓的會議上指出，原各地「610」辦公室是以各地政府名義設立的，但由於公安廳、國家安全部、公安局、司法局等部門利益驅使和業務特點不同，扯皮、推諉、應付、不服從命令、消極對待等現象已經使得「各地法輪功事件不但沒有減少的趨勢，反而越演越烈」。在會上江澤民提出要在國家安全廳、公安廳、各地公安局也增加設立相應的「610」辦公室，這時胡錦濤說：「增加『610』機構得增加人員編制，經費不少。」江立時大怒，衝著胡錦濤咆哮道：「都要奪你權了，甚麼編製不編製、經費不經費的！」江在鎮壓法輪功上要胡錦濤「要錢給錢，要人給人」。
黨的利益邪勝一切
CNN中國問題高級分析員威利．林在「中國的鎮壓代價高昂」一文中指出，一些政治局委員並不支持江澤民的鎮壓，這已經不是甚麼秘密了。文章還引用一個老共產黨員的話說，「通過發動政治運動，江澤民正逼迫高級幹部向他的路線宣誓效忠，這會提升他的權威。江澤民希望，就算政治局在如何處理法輪功問題上有不同意見，也要表現出對他的公開支持。」
江澤民的個人無恥淫威固然是一方面，最終能使江澤民一意孤行的是中共的性質決定的。儘管江沒有前任黨魁的權威，政治局常委們雖然不同意鎮壓，但誰也不會為一個群眾性的修煉群體去真正挑戰江的地位和決定。
中共自從成立以來，即使在四面是敵的弱小時期，就一直伴隨者內部的清洗和屠殺。建政以後，又通過頻繁的政治運動對內部不同的聲音和觀點進行殘酷打擊、批判甚至肉體消滅。被清洗的主要原因是政治上站錯了隊跟錯了人。能在中共政治絞殺機器生存下來並進入最高權力圈子的官員，在面臨對重大政治決策需要表態時，首先考慮的是自己不要因為站錯了立場而影響了黨的事業和自己的仕途。而在各種類型需要做決策的事件中，最不可能出面據理力爭的就是關係到普通民眾的基本權利，尤其是信仰的權利的決定。而最可能堅決否決的是事關自己及其家族利益的決定，如政治局討論關於官員公佈個人財產的提議就受到大多數常委的激烈反對而多年不得通過。
在中共的政策制定和重大決策中，儘管每個時期的理論、路線都會調整和變化甚至前後矛盾互相否定，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和加強維護黨的領導始終是「政治正確」的衡量標準。一個提議是否能被當作需要執行的政策接受，並不取決於同意的人數多寡，而往往決定於是否「政治正確」。從1999年4月25日的信到6月7日的講話，江用於迫使政治局常委同意鎮壓的手段，就是把法輪功問題提到了對中共挑戰的高度。他提出的主要論點包括：圍困黨和國家權力中心、組織嚴密、和中共爭奪群眾、爭奪陣地、西方敵對勢力、幕後黑手等等，並且把法輪功上訪和1989年學生民主運動相比較。這些說法，在中共的話語系統中，都是在中共歷年政治迫害中最嚴重的指控和罪名。在中國的政治生態環境中，即使是黨內最高領導人，一旦對這類問題態度立場不明確，也逃脫不了被清除的命運。於是，當江把法輪功問題提高到黨的生死存亡的高度後，他一個人，一個絕對少數的意見就變成了此後十多年中共最重要的政策。
不就是這些個人道德好一點的領導人還撐著中共最後最表面的「正統」虎皮形象嗎？(圖片來源：Feng Li/Getty Images )
黨性扼殺個人的道德
致命的是，一旦在重大問題上，高層人士首先放棄的是道義標準，讓步於共產黨的黨性規定，這就把人民和國家置於非常危險的境地。這種所謂的黨性原則是扼殺黨員，包括高層領導人的道德良知的最厲害武器。
最能說明問題的一個例子是胡耀邦，他被人們看作改革派，良心領導人，可是有這樣一個故事。1985年10月，中央記者代表團去中越戰場的老山前線採訪，身為中共黨員的人民日報，中國青年報等大報的記者們看到，有的軍事指揮官（多是高幹子弟）好大喜功，組織一些戰鬥，沒有必要的硬是要求一定要在某時某點拿下某地，動不動就說「不惜一切代價！」死多少士兵根本不當回事，因為在他們的黨性中人是不值錢的，只要能滿足嗜血狂熱，能報功就行。送別的宴會上，中國青年報記者葉研端著紅葡萄酒，站起來向軍首長們敬酒說：「這不是酒，是戰士的血呀！我不以記者身份，我以老百姓的身份，代表後方老百姓說句話，像『不惜一切代價』這樣的軍事術語能否不用或少用！」葉研的大膽行為讓軍首長們非常惱火。為此，新華社駐軍記者站寫了一篇內參火速送到中央，大老們大怒，因為這是鄧小平，楊尚昆等決定要打的戰爭，動土動到誰們兒頭上來了？文件到了總書記胡耀邦那裡，胡耀邦批示說：「中國青年報記者葉研問題嚴重，要認真檢查，如果一貫表現不好，又不認真檢查，其中任何一條，就調離新聞崗位。」【11】無論是出於主動還是無奈，胡同樣沒逃出共產黨黨性的控制，在民與黨的衝突中維護的是黨的利益，而不是正確的是非原則。
這不正是所有中共黨員要反躬自問，要拋棄黨性走出的道德誤區，人性誤區嗎？
中共的領導人當然不會拼了命的為群眾的利益去制止江澤民個人的一意孤行。尤其在「共同犯罪」旗幟下糾集的惡黨集團面前，道德不那麼壞的個人顯得無力，懦弱的個人組成的群體也因此無力，這不就是道德的下滑嗎？雖然這些個人不會陰謀勾結在一起，甚至在黑惡勢力面前，更要避免個人道德淪為對方的無恥水平。這時的所有個人，即使是一個數量大的群體，都是無力的。
但是，不就是這些個人道德好一點的領導人還撐著中共最後最表面的「正統」虎皮形象嗎？不是在人民被窒息的絕望中，沒有選擇而只好寄托於你們個人道德良知的發現嗎？你們有幾次這樣發現過自己的良知，運用過自己的良知呢？如果沒有，或沒能，你們的所謂道德好一點的形象不正好成了中共「合法性」的欺騙武器，因而延長著中共早已行將就木的殭軀，延長著人民的苦難嗎？這就叫道德下滑。這樣毀滅國家前途民族未來的道德下滑，不正是從這些最忠於共產黨的人們開始的嗎？「犯不著」，「做不了」是你們的普遍狀態。江澤民和黨利用著這樣的人性弱點，恣意妄為的行惡。在涉及一億民眾生死存亡的決定上姑息養奸，實際上是放任了江的邪惡。這也給後來愈演越烈，擴大到全民的各種迫害留下了無法制止的惡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