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大躍進中毛澤東在李井泉陪同下視察畝產4萬斤的郫縣。（圖片來源：網絡圖片）
在中共的紅牆內，李銳曾近距離觀察毛澤東的喜怒哀樂，並在那個全民瘋狂的年代，試圖用「常識」去對抗「狂熱」。透過《李銳日記》與史料，我們得以窺見1958年到1959年間，那個決定中國命運的權力核心究竟發生了什麼。
「紅得發紫」的兼職秘書 南寧會議後的破格提拔
1958年1月南寧會議後，李銳開始擔任毛澤東的兼職秘書。當時的李銳因在三峽工程問題上敢於直言，受到了毛的青睞。據史料核對，這段時期李銳有近一半的時間跟著中央「轉」，頻繁參加成都、廣州、武漢、上海等高層會議。
當時的毛澤東正處於「大躍進」的興頭上。毛澤東當時極度迷信「群眾運動」能創造奇蹟。在武昌會議上，毛甚至對李銳說，他相信一畝地能產萬斤糧，是因為看了科學家錢學森的文章，相信「光合作用」的理論。這種「科學外衣」下的荒誕，正是當時中南海真實的思維狀態。
三封「只有骨頭沒有肉」的信 李銳的危險試探
在全民大煉鋼鐵、鋼產量目標瘋狂翻倍（從535萬噸跳到1070萬噸）的背景下，李銳作為水電專家，感到了巨大的不安。他先後給毛澤東寫了三封信，這在黨內檔案中被稱為「三次上書」：
第一封信（1958年7月7日）： 指出電力供應根本無法支撐3000萬噸鋼的指標，直言「有些事霸蠻也無濟於事」。
第二封信（1959年初）： 建議下調鋼產量指標，並引用列寧的話「寧可少些，但要好些」。
第三封信（上海會議期間）： 批評指標大幅波動，導致基層苦不堪言，並指出黨內存在「不敢懷疑」的恐懼感。
根據黨內會議記錄，毛澤東在上海會議上對李銳的評價極其微妙。毛指著李銳對胡喬木說：「這個人是敢做強盜的」，並調侃李銳的信「為什麼只給我幾根骨頭吃，不給點肉吃？」 。這句話在當時被解讀為褒獎，李銳因此被視為「紅得發紫」的人物。
權力核心的媚態 從「服從」到「盲從」
李銳的回憶揭露了當時高層的政治生態。根據他在成都會議上的觀察，當時的中共領導層已完全陷入個人崇拜的泥沼：劉少奇：稱「我們跟主席比差一大截」、鄧小平： 稱對主席是「渴望而不可及」、柯慶施喊出了那句令人毛骨悚然的口號——「對毛主席要服從到盲從的地步」。
這種集體失智與諂媚，最終釀成了大躍進的慘劇。據悉，李銳私下曾對友人劉瀾波感嘆：「給毛澤東當秘書，會碰鬼的！」 。這句話不幸言中，隨後的廬山會議成了他命運的轉折點。
中共體制的結構性邪惡 系統性的良知毀滅
台大政治系名譽教授明居正分析指出，李銳的悲劇不在於他個人，而在於中共的「列寧主義政黨」性質。在這種體制下，任何試圖用專業知識或個人良知去修正領袖錯誤的嘗試，最終都會被視為對「黨性」的背叛。李銳的三封信雖然在技術上是正確的，但在政治上卻是「挑戰權威」。毛澤東最初的讚賞不過是「貓玩老鼠」式的政治遊戲，一旦涉及權力鬥爭（如廬山會議對彭德懷的整肅），李銳這類「有頭腦的好人」必然首當其衝被犧牲。
旅美經濟學家程曉農認為，從李銳與毛討論鋼鐵與電力的數據可以看出，中共的經濟決策完全脫離了現實。毛澤東提出的「超英趕美」是建立在對自然規律的蔑視之上。全民大煉鋼鐵造成了200多億人民幣的損失，相當於當時GDP的10% 。李銳作為秘書，見證了這種「政治高於科學」的瘋狂，這也證明了共產體制無法通過內部改良來實現真正的現代化。
哈佛大學博士、美籍華裔學者余茂春分析，李銳的身份折射出中國傳統「士大夫」與共產黨「斯大林式獨裁」的衝突。李銳以為自己是「諍臣」，可以用數據說服毛澤東；但在毛眼中，所有秘書都只是工具。余茂春強調，毛澤東對錢學森「畝產萬斤」理論的青睞，本質上是為了尋求政治合法性而非科學真相。李銳的倒台標誌著中共黨內「技術官僚」與「理性派」的徹底失敗，開啟了隨後長達十年的文革浩劫。
不許講真話
李銳在毛澤東身邊的歲月，是中國現代史上最荒謬也最沉重的篇章。他那三封「只有骨頭」的信，雖然沒能擋住大躍進的狂潮，卻成了歷史最真實的見證。正如李銳晚年所言，他所經歷的，是一個「不許講真話」的時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