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5月12日，中國安徽的一個農村社區村民在屋外吃飯（圖片來源：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2020年5月，在中共即將宣布「脫貧攻堅全面勝利」的最後衝刺階段，一個不和諧的聲音從北京傳出。時任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全國人大記者會上說了一句話：
「中國有6億人每個月的收入也就1000元，1000元在一個中等城市可能租房都困難。」
這句話的份量，不在於它揭示了什麼新的事實，而在於它是誰說的、在什麼時候說的。它出自一個國家的二號人物之口，出現在官方宣傳機器正全力歌頌「人類減貧史上最偉大奇蹟」的時刻。
六億人，接近中國總人口的43%，每月收入不到1000元人民幣，約合140美元。這不是貧困線附近的邊緣群體。這是一個龐大到足以構成一個國家的人群。
一個號稱「崛起」的國家，一個耗費天量民脂民膏去建空間站、鋪高鐵、辦奧運的國家，七十多年來，竟然沒能讓將近一半的國民擺脫月入千元的困境？
通常的解釋是：發展不均衡，改革需要時間，農村落後是歷史遺留問題。這些解釋聽起來合理，卻迴避了一個根本性的追問：如果這真是中共想解決的問題，七十多年的絕對權力，為什麼沒有解決？
答案也許令人不安：不是它解決不了，而是它不能解決。因為大量低收入人群的存在，不是這個體制的失敗，而是它賴以運轉的條件。
寄生者需要宿主永遠虛弱
一個月收入1000元的人，全部精力用於什麼？生存。付房租、買食物、供孩子上學，如果還有餘力的話。他不會去關心言論自由，不會去要求司法獨立，不會去質疑為什麼自己沒有選票。不是因為他不想，而是因為他沒有這個餘裕。
政治參與需要前提。它需要時間，去閱讀、去思考、去討論。它需要安全感，不怕失去工作、不怕被報復。它需要社會聯結，和志同道合的人建立橫向關係。而這一切的底線，是不必每天為明天的飯錢而焦慮。
這不是推測，而是已被歷史反覆驗證的規律。
二十世紀後半葉，東亞上演了一場無意間的政治學實驗。臺灣、韓國、新加坡和香港，被稱為「亞洲四小龍」，在經濟起飛之後，無一例外地產生了對政治權利的強烈需求。臺灣在1987年人均GDP達到約5000美元時解除戒嚴，開啟民主化進程。韓國在同年、人均GDP約3000美元時爆發六月民主運動，終結軍事獨裁。
這不是巧合。塞繆爾．亨廷頓（Samuel P.Huntington）在《第三波：20世紀後期的民主化浪潮》（The Third Wave: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te 20th Century）中系統分析了這一現象：二十世紀後期的民主化浪潮，幾乎無一例外地伴隨著中產階級的壯大。中產階級擁有財產、教育和社會網路，他們有能力也有動機去要求一個對他們負責的政府。
反過來說，一個政權如果想永遠不面對這種要求，最有效的辦法，就是確保大多數人停留在生存線附近，忙於謀生，無暇問政。
漢娜．阿倫特（Hannah Arendt）在《極權主義的起源》（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中的觀察更為直接：極權運動需要的不是有組織的政治公民，而是「原子化的、孤立的大眾」，彼此之間失去了橫向聯結，完全依賴國家的個體。
貧窮正是實現這種「原子化」最有效的工具。當一個人窮到只能依賴國家的轉移支付、依賴國家控制的就業渠道、依賴國家分配的教育資源時，他在政治上就已經被繳械了。他不會反抗，不是因為他滿意，而是因為他承擔不起反抗的代價。
中共深諳這一邏輯。這不是管理者與被管理者的關係。這是寄生者與宿主的關係。
而最理想的宿主狀態是什麼？不是死亡，死亡意味著寄生者失去了能量來源。也不是健康和強壯，那意味著宿主有能力擺脫寄生者。最理想的狀態，是宿主恰好虛弱到無力反抗，但又恰好活著，能繼續被吸取。
六億人月入千元的中國，正呈現出這樣一種狀態：人民足夠窮、足夠忙、足夠原子化，無法形成任何有效的政治力量；但又足夠勤勞、足夠能幹，能夠持續創造被吸取的財富。
這種狀態，不是偶然形成的。
2024 年 2 月 18 日，工人們在中國西南部重慶市的一個火車站建設工地的腳手架上工作（圖片來源：Getty Images）
誰在喝這杯血
如果說貧窮製造了政治上的順從，那麼接下來的問題是：被「節省」下來的勞動價值，去了哪裡？
答案隱藏在一個獨特的權力結構中。在任何正常的國家裡，公民供養一套政府系統。但在中國，公民供養的是兩套平行的權力系統，行政系統和黨務系統。從中央到村莊，每一級行政機構旁邊都影子般地立著一個同級的黨委。省長旁邊有省委書記，市長旁邊有市委書記，校長旁邊有黨委書記，國企總經理旁邊有黨委書記。而在所有層級上，真正做決策的都是黨。行政系統做事，黨務系統控制。
這種雙重結構的成本，最終由誰承擔？由最沒有議價能力的群體，農民和底層工人。
但「附體」的吸血管道，遠不止於維持黨務系統的運轉成本。它通向一條更加龐大的利益鏈。
中國最賺錢的行業，能源、電信、銀行、菸草、軍工，全部由國有企業壟斷。這些企業的利潤從何而來？從壟斷定價、從低於市場價的土地和資源獲取，以及最重要的，從遠低於其勞動價值的工人工資。差額去了哪裡？去了企業利潤，最終流向了控制這些企業的黨和權貴網路。
中國被稱為「世界工廠」，但很少有人追問：這個「工廠」的競爭力究竟建立在什麼基礎上？不是技術領先，在大多數製造業領域，中國的技術水平長期落後於日韓歐美。是勞動力成本。
數以億計的農民工，離開家鄉，進入沿海城市的工廠，每天工作12小時以上，住在集體宿舍裡，拿著無法在工作城市安家的工資。他們的農村戶籍意味著他們的孩子不能在這座城市上學，他們不能享受這座城市的醫療和養老。他們是臨時工，永遠的臨時工，為一個不承認他們是公民的城市創造財富。
如果中國的窮人確實只是「發展不均衡」的受害者，那麼財富應當分散在一個龐大的中產階級中。但事實恰恰相反。據瑞士信貸的《全球財富報告》（Credit Suisse,Global Wealth Report），中國最富有的1%人口擁有全國約31%的財富，而底層50%的人口擁有的財富不到6%。更意味深長的是：中國最富有的群體中，有極高比例與黨有著直接或間接的關聯，現任或前任官員的家屬，通過政治關係獲得壟斷許可的商人，在國有資產「改制」中以遠低於市場價獲得企業的「紅色資本家」。
這就是中國的不平等與西方的不平等之間的根本差異。在市場經濟中，不平等主要來自有規則的競爭，是完全正常的。但在中國，不平等來自權力壟斷，它不是市場競爭的副產品，而是權力分配的直接後果。
可以這樣理解這條利益鏈：三億農民工在底層提供勞動力，國有壟斷企業在中層吸取利潤，黨的權貴網路在頂層收割財富。這臺機器要高效運轉，有一個前提，底層的勞動力必須足夠便宜、足夠順從、足夠缺乏議價能力。
底層的貧窮，不是這臺機器運轉不良的症狀。它是這臺機器運轉良好的前提。
每一條出路都通向它的恐懼
如果中共真的想消滅貧窮，需要做什麼？經濟學家可以開出一張並不複雜的清單。
改革戶籍制度，讓農民工在工作城市享有平等的教育、醫療和養老權利。但這意味著勞動力成本大幅上升，出口競爭力被削弱，國有企業的利潤被壓縮，那些利潤正是權貴網路賴以為生的血液。
允許獨立工會，讓工人有集體談判的能力。但這意味著工廠裡將出現一個不受黨控制的組織力量。1981年波蘭團結工會的經驗已經清楚告訴了中共：獨立工會可以在十年內埋葬一個共產黨政權。
建立司法獨立，讓強拆、欠薪、環境污染的受害者能夠得到公正裁決。但司法獨立意味著法官不再聽命於黨委，而這正是一黨專政最核心的支柱之一。
推行土地私有化，讓農民真正擁有腳下的土地，可以出售、抵押、繼承。但這意味著地方政府將失去低價征地、高價賣出的「土地財政」，許多地方政府最大的收入來源，也是無數官員腐敗最豐厚的溫床。
每一條通向真正脫貧的道路，都經過一扇中共不可能打開的門。不是技術上做不到。是每一扇門背後，都站著這個體制最核心的利益和最深層的恐懼。
承諾與背叛的循環
這並非新的困境。它貫穿於中共的整部歷史。
共產黨當初要利用工人階級奪權，封他們為「最先進的階級」、「領導階級」、「無產階級革命的先鋒隊」……許諾「耕者有其田」……建國後很快消滅了資產階級，最後把工農變成了徹底的一無所有的無產階級。
七十多年前，農民被許諾了土地。他們拿到了。然後在不到兩年的時間裏，通過互助組、初級社、高級社、人民公社，土地被一步一步地全部收回。緊接著是戶籍制度，不許農民進城工作居住。從此，全體農民成為中國社會的二等公民。
七十多年後的今天，事情有了哪些變化？
農民可以進城了，但他們的孩子仍然不能在父母工作的城市參加高考。他們可以打工了，但他們仍然不能享受工作城市的醫療和養老。全國332個城市中，約49%已取消了戶籍門檻，但那些城市，恰恰是農民工不想去的小城市。而農民工真正工作和生活的地方，北京、上海、廣州、深圳，仍然維持著嚴格的積分制，系統性地排斥低收入勞動者。
戶籍制度的形式在鬆動，但功能未變。它從一道「禁止流動」的硬牆，變成了一道「允許流動但剝奪權利」的篩網，可以來為這座城市創造財富，但不能享受這座城市的公共服務。
二等公民的身份，換了一種更隱蔽的方式，延續了下來。
沒有財產，就沒有獨立。沒有獨立，就沒有自由。沒有自由，就沒有反抗的能力。
被精心維護的貧窮
消滅貧窮，意味著釋放出一個不再依賴自己的公民階層，他們會要求法治，要求選票，要求對權力的問責。這是共產黨體制無法接受的結果。
所以，「脫貧」不會真正發生。發生的只是「脫貧」的敘事，一個精心策劃的表演，讓貧困線設在足夠低的地方，讓統計數字足夠漂亮，讓世界相信奇蹟正在發生。而在舞臺的幕布後面，六億人依然月入千元。
這讓人想起歷史循環。土地改革時，農民被鼓動去鬥地主，「不勞而獲、強取豪奪、為所欲為的政策使少數農民得到實惠，也有不少貧苦農民對共產黨感恩戴德，因而接受了共產黨是為人民的說法」。但很快，那些分到手的土地就被收回了。
甜頭是暫時的。收割是永久的。
「脫貧攻堅」是同一個模式的最新版本，給出一個許諾，製造一種感恩，然後在體制層面確保那個許諾永遠不會真正兌現。因為一旦兌現，「感恩」的基礎就消失了。
而在這一切的更深處，還有一個被刻意掩蓋的事實。共產主義聲稱要消滅剝削，要建立一個沒有階級的社會。但它建立的每一個政權，都製造出了比之前社會更深、更固化的階級鴻溝。共產主義許諾「各盡所能，按需分配」，但這個許諾本身就是謊言。「各盡所能」需要自由，而共產黨體制恰恰要消滅自由。「按需分配」需要有人來定義什麼是你的「需求」，而一旦這個權力落入黨的手中，「按需分配」就必然變成按權分配、按級別分配。中共搞的也不是市場經濟，而是權力經濟，一切都看權力的指揮棒起舞，社會成員連基本的自由都沒有，怎麼可能各盡所能。
這不是執行中的偏差。這是設計中的必然。共產黨從來就沒有打算讓窮人變富。
當那六億人在深夜的工廠里加班，在建築工地上扛磚，在出租屋裡為孩子的學費發愁時，他們或許從未想過一個問題：他們的貧窮，在某種意義上，正是這個體制最需要的東西。
因為一旦他們不再貧窮，一旦他們有了時間去思考、有了資本去選擇、有了底氣去說「不」，這個體制賴以存在的根基，就會開始動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