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1月7日，眾議院監督與政府改革委員會在國會大廈就明尼蘇達州的欺詐案舉行聽證會（圖片來源：Chip Somodevilla/Getty Images）
當代全球化正處於一個極其危險的拐點。在自由、貿易與人員流動的宏大敘事背後，一股反文明的"逆流"正在悄然侵蝕西方社會的根基。這種逆流並非單純的移民遷徙，而是一種帶有寄生性質的制度性反噬。從美國腹地的福利詐騙，到遠東金融中心的文明陷落，歷史的邏輯正向我們揭示一個殘酷的真相：當文明社會以無底線的禮讓去擁抱未經文明洗禮的荒蠻勢力時，全球化便不再是進步的凱歌，而是秩序塌方的序曲。
制度性共犯——索馬里詐騙案揭示的文明寄生
近日，美國明尼蘇達州索馬里社區爆發的一起大規模福利詐騙案，為我們觀察這種"文明反噬"提供了鮮活且驚心的個案。這絕非偶然的財務違規，而是一場利用西方民主制度漏洞進行的、徹頭徹尾的群體性掠奪。
案情細節顯示，在索馬里社區內部，已然形成了一個龐大的福利欺詐網路。一位心存疑慮的調查者曾親身走訪了四五十個托兒中心，試圖尋找那些申報領取巨額政府津貼的孩子。然而，無論是在清晨、正午還是深夜，這些所謂的教育機構內部空無一人。這不是差額虛報，而是憑空捏造的行政幻像。每一個空殼中心每年竟能從政府領取250萬美元的福利津貼。據初步估算，該社區涉嫌的福利詐騙規模極其巨大，甚至有分析指向了百億美元級別的黑洞。
這起巨案揭示了一個深層病灶：寄生者心態。當一個族群成規模地進入美國，卻拒絕認同美國的契約精神與文明準則，而是將其法治環境視為可以隨意宰割的肥肉時，制度的尊嚴便蕩然無存。更令人警醒的是，這種掠奪已延展至政治權力核心。相關資產評估顯示，索馬里裔眾議員伊爾汗．奧馬爾（Ilhan Omar）在短短數年從政生涯中，資產涉嫌出現爆髮式增長，而其官方年薪僅為17萬美元。
當這些群體以"少數族裔"的身份建立起封閉的"小王國"，並以政治聲援作為要挾來對抗司法調查時，西方文明正面臨一種前所未有的制度性勒索。這種寄居者不僅在吸食宿主國家的經濟血液，更在從內部瓦解支撐自由世界的誠信基石。
預言的兌現與文明的易碎——香港易手後的斷裂思考
索馬里社區對美國制度的蠶食，讓我重新審視制度的可逆性問題。上世紀90年代初，在蘇東劇變的宏大背景下，我曾一度認為民主進程是不可逆的，文明一旦建立便會自我生長。然而，隨著中英聯合聲明的簽署和英國在香港主權問題上的退讓，我意識到：當文明將成熟的果實移交給暴政，繁榮便失去了根基。
早在1997年7月1日之前，我便公開立下了斷言，指出香港的自由與法治必將在中共接手後走向陷落。作為最早提出這一悲觀論斷的觀察者之一，我深知所謂的"一國兩制"從中共承諾的那一刻起，就是一場拖延時間以便全面控制香港的騙局。中共1983年憲法前言中明確規定了"四個堅持"，其中"黨的領導"與"無產階級專政"與香港基本法在邏輯上是絕對排斥的。鄧小平的承諾，本質上是在不改變極權憲法前提下的權宜欺詐。在一個極端集權的暴政體內，絕無可能長期容忍一個與之對抗的自由體制。
1997年7月1日，加拿大華人舉行盛大慶祝香港回歸活動，加拿大多元文化電視臺OMNI2在多倫多西面的密西沙加中國城慶祝活動現場採訪了我，記者問我如何看待香港回歸，我回答如下：（當時的電視採訪視頻在此）
1，香港是從有自由民主法治的制度回歸到專制制度下，前景令人擔憂；
2，一部憲法下不可能有兩個對立的制度並存。中國憲法大綱規定的"四項基本原則"從法理上否定了香港實行一國兩制的可能性；
3，香港接下來在立法、司法、執法等各個方面會出現不可調和的矛盾衝突；
4，鄧小平先生向香港承諾一國兩制是違法違憲的行為；
5，中共不可能不干預香港，不可能給香港自治權，因為中共在前五十年已經騙了蒙、維、藏；
6，一國兩制的制度設計及承諾讓香港人民享受資本主義制度，就是對中國十三億人民的政治歧視；
7，香港經濟上的繁榮穩定也會受到很大衝擊；
我當時沒有來得及說的最後一點：
8，接下來香港和大陸之間是搶時間比速度的問題，就是香港被中國大陸化的速度，和中國大陸民主化的速度之間的較量......
然而，當2019年"反送中"運動被暴力鎮壓、國安法徹底終結香港的自治時，這種預言的兌現依然給我帶來了巨大的衝擊與傷感。目睹一個擁有高度公民素養和成熟司法體系的國際金融中心，在短短數年間被極權邏輯精準地捏碎，這徹底打破了"文明不會倒退"的幻覺。
縱觀中國近現代史，上海的"十里洋場"、青島的德式規劃、大連的國際視野，這些曾經的文明亮點無一不是外來先進力量留下的"文明痕跡"。正是這些曾被冠以"殖民"之名的文明擴張，為當地帶去了法治、繁榮與現代性。而當這種文明的保護傘被撤走，取而代之的是極權的鐵拳時，文明的遺產便迅速枯萎。這種對比清晰地告訴我們：文明的積澱需要百年之功，而其毀壞往往只需要一個暴政者的決斷。
殖民逆流——從逃離母國到佔領西方
在這種全球性動盪中，一個極其荒謬的現象正在上演：曾被視為文明擴張的殖民主義，如今演變成了殖民的"逆流"。
縱觀全球，那些曾經在英國、法國、美國等文明力量影響下建立起初步現代制度的國家，如南非、索馬里及部分南美地區，在趕走所謂的"殖民者"後，並未如預期般走向法治與繁榮，反而大步滑向了治理荒原與暴力深淵。令人咋舌的是，這些國家的國民在拋棄了滿目瘡痍的母國後，並未反思母國失敗的根源，而是成規模地湧向曾經"殖民"他們的文明國家。
這些移民不是為了融入文明、貢獻文明而來，而是帶著"寄居者"的權宜心態，試圖在西方的自由土壤上建立一個個互不兼容的封閉堡壘。他們心安理得地享受著西方的法治保障與高額福利，靈魂深處卻固守著母國那種落後、非理性的行為邏輯。
這種殖民逆流現像在阿富汗撤軍後的難民潮中表現得淋漓盡致。大批逃離塔利班、尋求美國庇護的群體，進入自由世界後展現出的並非對文明的歸屬，而是一種冷漠的'寄居者邏輯'。他們寄居在西方的制度保障下，利用高額的難民補助與社會福利積累財富，其終極目標卻是將這些從文明社會'套現'而來的資金寄回那個他們曾拚命逃離的母國，在荒原之上修筑炫耀性的豪宅。這種將西方視為'提款機'的行為，是對文明庇護最深刻的嘲弄。
在中國人向西方移民的過程中，海外華人的生活狀態更是既可悲又可恨。中共在長達八十年的政治高壓與極端利己主義教育下，通過對人性的結構性強拆，批量製造出一種名為"共產人"的特殊群體。這種群體的典型表現在於其"利益趨同"與"價值觀背離"。以加拿大的福建社區為例，這一族群在享受著西方庇護的同時，卻往往表現出對中共政權極高的依附性，成為了極權邏輯在海外動員基層的橋頭堡。他們熟練地利用西方的民主程序（如選舉、集會）來服務於中國的政治目的，將自由的工具轉化為反自由的武器。
這種"共產人"屬性最猖獗的一次集體展示，莫過於2008年北京奧運火炬傳遞期間在多倫多等地爆發的華人遊行。那是西方社會第一次驚覺：成千上萬享受著自由空氣的移民，竟能手持紅旗，整齊劃一地為那個正在鎮壓藏人、踐踏人權的中共暴政搖旗吶喊。這些人的思維方式已被徹底重塑，即便身處文明高地，他們依然以"叢林法則"和"強權崇拜"審視世界。他們不關心所在國的制度前途，只關心如何將自由世界的文明資源，精準地兌換成個人在母國評價體系中的虛榮與暴利。這種佔領，是一場文明對荒蠻的"開門揖盜"。
文明的軟肋——西方政治正確與制度性自毀
西方文明在面對這場逆流時，正顯露出一種令人窒息的制度性懈怠。民主制度的初衷是構建一個君子間的契約社會，但在面對"非君子"的公然挑戰時，它卻因自身的禮讓而顯得自縛手腳。
在加拿大等國，多元文化政策已由一種包容姿態演變為一種自毀性的政治正確。當差異性被絕對化為不容置疑的政治神像時，社會公義便失去了統一的準則。我們在多倫多繁華的十字路口，目睹成群的示威者通過阻斷公共交通進行宗教祈禱，這種公然侵犯他人權利、挑戰公共秩序的行為，卻往往能因其"族群標籤"而獲得豁免。在"政治正確"的威懾下，原本正常的監督、審查與執法機制步步後退，這種文明的退卻，實質上是在向野蠻騰出空間。
這種極左思潮對西方制度的毒害在於，它剝奪了文明社會辨別善惡、區分優劣的能力。索馬里社區的巨額詐騙案之所以能形成結構性的共犯體系，正是因為當地的監督機制在面對"少數群體"時，因恐懼被扣上"種族歧視"的帽子而選擇了集體盲視。這種自毀性的軟弱若不糾正，西方文明引以為傲的法治，終將淪為極權病毒在自由土地上肆意排泄的通行證。
文明的退卻，在多倫多市區街頭的荒誕一幕中得到了最直觀的印證。成群的穆斯林移民在繁華的主幹道上旁若無人地就地跪下，開始集體禱告。這種行為公然癱瘓了公共交通，踐踏了他人的出行權。然而，在'宗教自由'與'多元文化'的政治正確枷鎖下，作為秩序守護者的警察竟束手無策，只能扮演維持交通的消極角色。這種'誰強勢誰佔優'的森林法則，在現代都市心臟地帶的復活，標誌著西方文明正在喪失界定是非的道德勇氣。這種對公共空間的霸凌，正是落後勢力對民主架構進行的一場'切香腸式'的試探。"
自由不是一張可以無限支取的空白支票，它需要相應的文明素養與守法精神作為質押。"文明逆流"的喧囂與極權暴政的滲透，共同構成了當代文明的生存危機。在美國明尼蘇達，是利用規則直接套現；在亞洲香港，是利用暴力鎮壓強拆。兩者的交匯點在於：文明的積累是緩慢的，而毀壞則可能是急速的。從索馬里案到香港的隕落，歷史一再警示我們：文明的繁榮從來不是理所當然的。如果自由世界繼續在多元的迷幻藥中昏睡，對那些在內部蠶食制度、在外部輸出暴政的勢力採取綏靖態度，那麼我們所引以為傲的普世價值，終將在那股由貪婪與愚昧編織而成的逆流中徹底崩塌。
保衛文明，必須從拒絕盲目的退讓和修補制度的漏洞開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