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國民黨在廣州召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汪(坐者）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兼任上海執行部常務委員、中央宣傳部部長，毛澤東（左立者）也從候補執行委員候選人順利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圖片來源：網絡圖片）
汪偽國民政府於1940年3月30日成立，至1945年8月16日宣告解散，汪偽南京政權短短5年零4個月又17日的壽命，背後還隱藏著延安共產黨與其暗通款曲的秘辛。這是一段被刻意掩蓋、充滿政治算計與無情背叛的黑暗歷史。
汪偽政權的覆滅與延安的暗盤
汪精衛的南京國民政府，在歷史教科書中往往被簡化為單純的「漢奸政權」。然而，在抗日戰爭的詭譎棋局中，這個政權不僅受到日本的控制更與高喊「抗日」的延安毛澤東集團有著千絲萬縷的地下勾結。
中共在抗戰期間的真實策略並非其自詡的「中流砥柱」，而是毛澤東定下的「一分抗日，二分應付，七分發展」內部方針。據黨內解密檔案與知情人士披露，中共特務頭子潘漢年奉毛澤東與周恩來之命，不僅與日本華中派遣軍謀略課長影佐禎昭、日本駐上海特務機關長岩井英一暗中合作，更曾親自前往南京秘密會見汪精衛。
雙方會面的核心目的，是建立「互不侵犯」的默契。新四軍與八路軍在敵後擴張時，往往與日軍及汪偽軍隊達成心照不宣的停火協議，甚至進行物資與情報交換，共同將槍口對準重慶的國民政府軍隊。旅美學者程曉農指出，延安與汪偽占領區之間存在著龐大的地下走私貿易，其中也包括「特貨」鴉片交易。這種經濟上的互通有無，戳破了中共所謂「遭到日偽嚴密封鎖」的謊言。汪偽政權作為日本的資源榨取機器，實際上也間接成了中共在敵後發展的物資補給線。
然而，這段「聯日聯汪打蔣」的黑歷史是中共的絕對死穴。簒政建國後，潘漢年因深知毛澤東與汪偽勾結的底細，隨即被以「內奸」罪名秘密逮捕，最終遭死刑（後改無期徒刑）瘐死獄中，成為政治滅口的犧牲品。
一場荒誕的政治分贓
當延安在敵後藉由暗盤交易壯大時，汪偽政權卻隨著日本在太平洋戰場的潰敗，迎來了末日。1945年8月的最後幾天，南京上演了一齣「大難臨頭各自飛」的荒誕劇。
1945年8月11日，日本政府決定無條件接受《波茨坦公告》後，由外務省秘密致電日本駐東亞國家傀儡政府的使節，命他們向各傀儡政府通報：日本將無條件向盟軍投降。遵照指令，8月14日，日本駐南京汪偽國民政府大使谷正之會見當時的汪偽政權「代主席」陳公博，正式向後者通報說日本已接受《波茨坦公告》。日本中國派遣軍副總參謀長今井武夫和駐上海陸軍部長川本芳太郎，也奉命向汪偽政權頭目們做了通告。
陳公博見大勢已去，企圖以個人名義致電蔣介石，妄想以「指揮偽軍維持地方秩序」為籌碼換取寬恕，但因其頭號漢奸身分且無實權，慘遭重慶方面無情冷遇。
掌握財政實權的周佛海，早就從日本經濟顧問岡田酉次口中得知投降確切消息。他立刻向重慶密報「陳公博在南京不穩，另有企圖」，並表態願將上海1萬多名稅警團與保安隊「完整奉獻給中央」，藉此換取了軍統局的口頭嘉獎。有了重慶的免死金牌，周佛海對陳公博的求援電報直接置之不理。
8月16日，在陳公博不斷催促下，周佛海勉為其難前往南京。當天下午3點，在南京頤和路陳公館召開了最後一次「中央政治委員會臨時會議」。會中，陳公博提議將政權降格為「臨時政務委員會」，全場死寂，無人反對。當偽內政部長梅思平朗讀完《國民政府解散宣言》後，陳公博還想討論「如果重慶不接收，能否另走他路」，卻被急於趕回上海當接收大員的周佛海極不耐煩地打斷：「宣言通過就算了，還談什麼具體問題。」周佛海拂袖而去，會議草草收場。
歷時5年零4個月又17日的汪偽南京國民政府，就這樣在億萬人的咒罵與內部高層的互相出賣中潰散了。
中共將一黨私利凌駕於民族存亡之上
美國海軍學院教授、前國務院中國政策首席顧問余茂春教授在探討抗戰史時強調，歷史檔案的解密徹底顛覆了中共的官方敘事。他指出，潘漢年事件的本質，就是中共高層直接與日本軍部及汪偽政權建立戰略默契的鐵證。中共在戰後壟斷了歷史解釋權，將汪精衛釘在漢奸的恥辱柱上，卻用盡一切手段掩蓋自己曾經與同一個「漢奸政權」及日本侵略者暗通款曲的事實。
台大政治系名譽教授明居正教授則點出中共「借力打力」的統戰本質。他分析，毛澤東與汪偽政權的暗中勾結，是中共在夾縫中求生存並伺機奪權的最高戰略。中共利用日軍與汪偽政權去消耗國民黨的抗日主力，這種將一黨私利凌駕於民族存亡之上的權謀，正是極權政治最冷血的體現。
汪偽政權的覆滅，不僅是抗日戰爭勝利的標誌，更是一面照妖鏡。它照出了陳公博、周佛海等人在權力崩塌時的醜態，也照出了延安毛澤東集團在民族苦難中趁火打劫、與敵謀皮的真實面目。歷史的真相或許會被權力暫時掩蓋，但在檔案與史實的交叉比對下，那些隱藏在「偉光正」背後的黑暗交易，終究會無所遁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