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2月4日，北京火車站（圖片來源：GREG BAKER/AFP via Getty Images)
看大家討論拼好床我才發現原來我當初習以為常的經歷也許是一種異常的生存狀態，所以想寫一個回憶錄記錄一下。
我2019年本科入學貿大，學校在北京朝陽區3.5環（地理位置是我們這個小卡拉米學校為數不多的優點了）。我們學校最著名的風氣可能是大家都在瘋狂捲實習，商科的學生可能大一大二就開始找實習做實習了，我們這種外院的學生因為專業課非常多非常滿，大一大二的空閑時間可能不符合大部門企業對於實習時間的要求，於是我一直到大二結束才開始做實習。
我剛入學的時候學姐學哥告訴我們貿大的地理位置在北京的大學中真的得天獨厚，去哪裡實習基本上一小時都能到達，不需要額外租房（因為有的大學校區比較偏僻，每天通勤可能都要兩三個小時，如果在會計事務所或者大廠這種實習生也可能要加班的地方實習有可能就要租房了）。這個優勢原本是很顯著的，但是我們遇到了疫情。
放假期間很多學校不允許學生每天外出，害怕他們攜帶病毒回來感染其他在校人員，所以如果你想外出實習你就不能住學校了需要在外租房。2022年一月份我開始了在朝陽一家出版公司實習，我朋友開始在一家會計事務所實習，我倆因為學校的政策都不能住宿舍了，於是一起決定租房。機緣巧合下我們租到了學姐的一個房子，在學校附近，我們決定租兩個月直到寒假結束。學姐的房子其實也是一個公寓裡面的一個房間，這可能也是北京租房的一個普遍狀態，三千塊錢幾乎不可能在並不偏遠的地方租到一整套房子，你最多能租一個臥室，但對於非全職實習的人來說一個月月薪可能也只有一千多（特指文化或商科相關的行業），如果不想過於依賴家裡的經濟支持的話，你就只能和朋友拼好床了。
當時學姐給我們的房租打了折，我自己微薄的實習薪水還能應付，於是就和朋友過起了一人半張床的生活。就像大家看到的帖子所示的那樣，我和朋友各自鋪了半張床單，帶了自己的被子各自使用，我們幾乎1:1分割了這張床，生活得倒是非常快樂融洽。我們當時一點都沒覺察到有什麼不對，比如說為什麼一千多的租金只能租到半張床，比如說為什麼我們的一週工作三四天的實習月薪只能負擔半張床的價格，因為大家的狀況都是相似的，和我交流過的學姐和同輩疫情期間基本上都在拼好床來做實習，在這種相當同質的狀況下你根本察覺不到有什麼不對，只是覺得這就是生活的常態。
我知道很久之後無意間看到其他城市的人討論房租，才驚覺原來不是所有城市的人都在經歷北京狹小的居住環境和高昂的租房價格。
但話說回來當初，我其實覺得和朋友拼好床的生活很幸福。一千多半張床的價格至少給我們帶來了非常便捷的生活環境，我們生活的小區周圍有兩個大商場，我們那時候會一起散步聊天走到瀘溪河買點心一邊吃一邊散步回家。當時生活稍微不方便的地方是書桌的使用，房間裡只有一張桌子，我當時在準備德福，朋友在準備雅思，我倆都需要學習，但桌子不大椅子也只有一個，所以基本上需要一個人坐在桌子前另一個人坐在床上用床上桌。還在我倆最後各自的語言考試都通過了並且分數還可以。
你以為這就是我與拼好床的淵源了嗎？並不是，我還體驗過好幾個月城中村的拼好床。
城中村和拼好床放在一起講好像有點荒謬，因為都住城中村了怎麼還需要拼好床，但在北京一切皆有可能。
時間來到了暑假，我原本還在出版公司實習，那裡一切都好只是工資太低了，疫情還沒有結束，我假期實習還是要租房，於是我跳槽到了另一個德企開始全職實習，實習工資翻了兩番，但即使這樣我也不敢自己租一個房間，因為三千塊錢只為了住一個房間對我來說還是太過奢侈。跳槽之後我原本在和七八個學姐一起住在一家酒店的套間裡，這可能也是北京獨特的租房文化之一，當你找不到外面合適的房源但是能夠聚集一定數量的租客，你們可以一起租酒店的大套間，依然是拼好床，總體的費用是高的但是房間夠大，平攤到八九個人身上，每個人需要付出的房租就沒有那麼高了。但我在那裡只住了一兩週，後面疫情其實有好轉，但正是因為好轉二房東（沒想到吧，酒店套間居然還能催生二房東這個職業，但在北京一切皆有可能）覺得後面來北京旅遊的人會變多他想高價租給來旅行的家庭（他原本是因為疫情折價租給了我們）。二房東當時給了我們兩個選擇：要麼這週就搬走，要麼接受翻了一番的房租。但是誰又能接受一個月要花兩千多塊錢拼好床呢？於是我和新認識的學姐決定搬走。
事出緊急，我們當時通過學姐的朋友找到了十里河城中村正在出租的一個房間。走進這個區域會疑惑於自己是否還在北京，因為城中村整體的風格非常像是縣城，出租的這個房間甚至算是自建房，我一開始疑惑這是否違規，但是存在即合理，我住宿的緊迫性打消了我的疑惑。這次的房間應該算是開間，就是房間裡面有小廚房、小廁所和小淋浴，我們甚至還有一個小陽臺，依然只有一張床，所以依然是我和學姐拼好床。這個城中村小房間的月租是2800，商水商電，我和學姐實際每個月大概要為此付出1500，從現在的視角來看我覺得我們當時有可能被騙了，因為城中村自建房一個帶陽臺的小房間居然要2800實在是有點荒謬了，但我和學姐當時急迫地需要一個能住的地方，刷自如找到的房子要麼特別偏僻要麼四五千，於是我們很快簽了合同在城中村住下了。
在城中村我住了兩個月，學姐住了三個月。每天我們上班出城中村和下班回城中村都會略微覺得恍惚，外面是刻板印象裡高樓林立的北京，裡面是自建房錯落的小縣城，一種現實主義上的北京折疊被呈現在我眼前。但那段時間我其實也挺快樂的，我把工資攢下來不少基本上做到了經濟獨立不用依靠家裡的支持了，夏天的夜晚我和學姐經常一起坐在小陽台上喝酒聽歌，我每天早上起來趁著溫度還沒熱起來會跟著帕梅拉、安娜做一些居家運動，兩個月之後我回學校的時候甚至被所有人都說瘦了。
現在距離我當初拼好床的日子已經過去了快四年，如果不是今天看到大家在討論這件事，我可能都意識不到拼好床是一件多麼荒謬的事情。我原本想用喜劇效果形容自己的經歷，但感覺可能還是不合適，因為大城市生活對一個年輕人經濟的剝削和觀念上的扭曲並不是一件值得開懷大笑的事情，除非你認為喜劇的內核就是悲劇。
我覺得真正恐怖的並不僅僅是拼好床這件事本身，還有我及其他在北京生活實習的年輕大學生對這件事過於自然平滑的接受態度：為什麼能那麼自然地接受要為了實習(為他人工作)需要自己去租房子額外支出這麼多成本？為什麼能那麼自然地接受那麼昂貴的房子和那麼狹小的居住空間？為什麼企業能用那麼低廉的價格雇佣一個大學生但是交給他們幾乎與正式員工相似的工作量？
圍繞拼好床展開的所有事沒有一件是合理的，而我們終於開始討論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