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看中國2026年3月25日訊】在一個特殊地點初識楊凜
我們這一批文革中入獄的囚犯，是全國大搞「清理階級隊伍」、「落實」九大「政策」的時期集中打擊判刑的。那是一九六九年春夏。重慶全市各地被判處的犯人，都集中到南紀門的市勞改轉運站，等候發配到各個監獄或勞改隊。
我們北碚的犯人最先被送達，隨後其他區縣的犯人也陸續送來。我們彼此的監房隔著過道正好相對。這是我第一次見到楊凜。大家都關心彼此被判處的刑期，於是小聲問：「好多年？」
他回答：「二十（年）！」同時伸出兩根指頭。
「啥子問題？」
「日記。」
——哦！原來和我是一樣的……
八月中旬，各區縣的犯人都已全部送達轉運站，便開始發配。刑期十年以下者分送勞改隊；十年以上的所謂「重刑犯」都統統押送到設於重慶南岸的四川省第二監獄。
入監後首先是新犯集訓，我和楊凜在一起，但不是一個學習小組。每天學習「監規紀律」、「認罪伏法」，還做過一點開挖公路降低其坡度的勞動。國慶節後，集訓結束，紛紛被監獄各中隊的幹部帶走。我到了一中隊，楊凜去了七中隊。
後來我們都被安排做了一點生產管理方面的事情，相互偶有接觸。他若來我們一中隊，主要是來要一些鐵絲，拿去做電風扇的網罩材料，還有就是要一些做凳子的鐵條（每位犯人都配有一張小凳，供學習開會、休息用。小凳用鐵條做成架子，上面蓋一塊木板。所以各隊過一段時間都要製作一批小凳，「以舊換新」和配發給新犯）。我去楊凜他們七中隊，多半是去要一點專供機電車間生產用的特殊材料（如烤漆之類）——其實拿回來生產上用得少，而絕大多數是為幹部做私活用。
我和楊凜這樣的交往有過多次，但相互間從未有過深談。
「新生牌」電風扇
楊凜所在勞改場所是四川省第二監獄第七中隊，是整個監獄工廠中的機電車間，小型電機馬達做得很好，大有銷路。一位叫劉明哲的「就業員」（刑滿後被留下未走的人）向幹部提出在此基礎上試制家用電風扇的建議，但遭到幹部嚴詞拒絕，認為不務正業，無事找事。劉明哲便私下悄悄進行研製，最後獲得成功，這下幹部態度大變，指示馬上投產。市五金交電公司非常歡迎。這就是當時聞名於世，十分搶手的「新生牌」電風扇。
一九六九年我們入監時，「新生牌」電風扇已經試製成功並起步生產，產量逐年攀升，但仍在不斷地進行改進（比如後來引進的電扇台面的冰花鍍錫技術等）。
一九七九年，當時我已調到監獄技術科資料室（由各中隊各抽調一名犯人組成，與「就業員」組成的技術室毗鄰，專門為其繪製圖紙、整理資料）。我在知道將要平反出獄的等待中，為劉明哲師傅描繪完「新生牌」電風扇最後的一套改進圖紙。七月份我走出監獄，第二年劉師傅也落實政策平反回家。幾年後與幾位難友相聚，說起楊凜，劉師傅說，他自己逃跑回家躲藏起，家人反而跑到監獄來要人。最後平反，也就算了！——我一直相信他說的這個「版本」，後來再也未與他人談到過楊凜。
二〇〇五年春，想到又有好多年沒有見到劉師傅了，於是專門趕往紅岩村他簡陋的家中去看望。他老伴已在他快要平反之前過世，他又不願意和子女住在一起。家中無人，便等候著直到他歸來。他很高興，兩人暢談一番，起身告辭握別時，我對他說了一句：「我是你的關門弟子！」一是感謝他對我的幫助，一是指「新生牌」電風扇最後那套圖紙。他連忙制止：「不要這樣說！不要這樣說！」一直目送我走下長長的小山坡……劉師傅是一位技術很好，很謙和、低調的人。聽說現在已經過世了。
在楊凜他們七中隊還有一名生產骨干犯人黎永常（原長壽中學教師，刑事犯罪），刑滿後約集了原七中隊出獄的一些人員，在石坪橋辦廠生產「雙菱牌」電風扇，就是「新生牌」電風扇的「正宗」盜版，生意也曾紅火一陣，後又生產「鴻運扇」。以後空調機逐漸面市，該廠便隨之關張，人員各自四散。
第一名平反的犯人就在七中隊
一九七八年，中央發出55號文件宣布全部摘掉「右派份子」帽子，並開始對「錯劃」的右派進行「改正」，有犯人對我說，你們屬於政治問題，看來也快了。
年底，監獄中第一個文革政治犯屠德雍獲得平反。
他原是成都電訊工程學院黨委委員，無線電天線專業講師。文革期間1976年負責外調中，看到各地工業停產，莊稼荒蕪，對單位黨委書記表示應當向中央反映像鄧小平復出那樣抓一下生產，得到書記點頭，由他執筆寫信遞交中央。據稱信函落到「四人幫」手中，被認為是「在反擊右傾翻案風中為鄧小平鳴冤翻案」，判處無期徒刑，投入二監獄七中隊勞改。
「新生牌」電風扇在市面上熱銷後，五金交電公司拿來一臺新出的黑白電視機給七中隊「試看」。當時的電視技術還很初級，屠德雍便承擔起調試和維護電視機的活路。電視機有時被借到其它中隊，他也跟到其它隊，這樣我就與他認識了。他在獄中時間不長，平反時原單位用小車將他接走，全院為他召開了平反大會。此事影響很大。
第二年，平反工作漸漸開始進行，監獄中時不時地釋放一個一個的犯人。到七月份，我當算是第三十幾名平反出監的「囚徒」。
九月份我去成都探親，專門去見了屠德雍。他說二監獄曾去人，問楊凜是否到他那裡去過，他便也得知了楊凜失蹤的消息。
又過兩年，我想學電腦，苦於沒有資料，托他代購一本教材。很久才接到他回信。原來他已調回到家鄉浙江，在杭州電子工程學院工作，輾轉收到我的信。我指名的書沒有，他寄來了另一冊類似的（當時這樣的書都很難買到），覆信再三叮囑，書是送我的，不必匯款。如去杭州，一定要去找他……前年學校組織去觀光上海世博會，終於有機會去蘇杭，趕快聯繫屠德雍。但多方聯絡都不得結果。聽另一平反出獄的難友蔣仁德（因言論而被打成右派、反革命）說，據浙江方面的難友講，屠德雍已經去世了！其實他還並不老……
「職能犯人」與「技術職稱」
「紅毛犯人」一般指獄中稱橫耍霸，欺軟怕硬的牢頭獄霸，楊凜應當算是「職能犯人」。獄中因生產活動需要，當局指定少部分犯人作「職能犯人」，包含生產調度、統計、保管、檢驗、醫生等。他們可能會有單獨的勞動辦公場所，比大多數犯人有較大的活動範圍和相對自由行動的許可，但不能有單獨供個人使用的「監舍」。
犯人的技術職稱好像都是從「外面」帶進去的，裡面沒有評定過，充其量是後來發給一點「技術津貼」。在省二監獄，公認的工程師屈指可數。七中隊的就業員楊治平是電氣工程師，抗日戰爭時期曾在中美合作所（不是後來的「渣滓洞」、「白公館」）電臺任職；六中隊金加工車間就業員張佑直是機械工程師，文革後期主持過生產汽車的關鍵大型設備「弧齒銑齒機」的製造。前面提到的劉明哲，及蔣仁德（主持化學分析實驗室）、陳新光（大型鍍鋅車間技術總負責人）等都統統被稱為「技術員」。儘管他們都技藝高強、獨當一面，但入獄時的身份都未註明「工程師」，所以只稱技術員。
楊凜在勞改中表現一直很好，在勞動生產方面作了一些努力和付出。能減刑四年應當是對他在勞動中積極肯干，努力生產的肯定。
他失蹤的時間應當是一九七九年初夏而不是一九七八年。因七中隊派人監內大肆尋找他的情景我還記得，那時我即將平反出獄。
一九七九年七月四日上午，我父母親收到一位十多年未有聯繫的朋友寫來的信：「黃老先生：你們的兒子當時被判重刑，不知他的問題現在情況如何，是否正在解決之中……」
真不知道是一種天意還是巧合，當天下午我就挑著行李回到了家裡。半月後見到這位關心我的朋友。一見面她便說：「我們九龍坡區當時也判了一個與你一模一樣的，名字叫楊凜……」
——說明還是有人記得楊凜，記得楊凜因日記被判反革命罪，二十年徒刑！
